按：2015年9月10日-13日，本人应邀参加在波兰举办的“第九届欧洲天主教中国研讨会”并发表如下这篇论文。该文已经在欧洲不同媒体上用英文全文发表（链接见The Church in China Urgently Needs the Attitude and Spirit of Francis）。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在其《鼎》2015冬季刊上也以中英文发表。记得在会议期间，一起应邀前来参会并发表论文的香港主教汤汉枢机曾鼓励我说：“你从中国大陆教会的角度所做的演讲和发表的论文很值得海外教会学习参考！”如今，看到汤枢机不久前所撰写的《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合一》一文，让我颇为感动。为了回应他的这篇经长期思考、认真撰写的文章，本人愿意在此发表自己的旧文，供朋友们参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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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迫切需要方济各态度和精神

前言

迄今为止，教宗方济各作为伯多禄的继承人，已经在其牧职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两年来，人们除了从他日常的弥撒讲道中聆听到简短而又清新的福音讯息外，也从其它渠道，如媒体的采访、发表的劝谕、诏书等，看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教会远景——在地上见证天国的来临。而他对远在东方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也关爱有加，除了不断表达诚挚的祈祷与祝福外，也邀请我们重读荣修教宗本笃十六于2007年写给中国教会的牧函，认为“这封信与今天切实相关，它是切实的，重读它是好事。”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中国教会的现状，在教宗的劝谕、诏书、书信和讲道精神的光照下，分享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看法，以期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教会的需要和未来。

一、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自利玛窦等首批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至今，中国教会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天主教会在接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大地上依然是个“小小的羊群”，而且始终未能摆脱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与挑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有关中国教会的统计数据（注1）：

且不管较具争议性的平信徒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可信，若只看中国神父和修女圣召的增加趋势，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在此，笔者无意忽视这一喜人现象，更不否定诸多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及平信徒为牧灵福传做出的积极贡献（注2），但我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统计数据下潜伏着的危机和挑战上来。

众所周知，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教会也迎来了其严冬后的春天。一批从监狱和劳改农场获得释放的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重建教会生活和培养年轻圣召的艰巨任务，而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难能可贵的收获。然而，也正是在国家和教会都经历着“辞旧迎新”的过渡及转型时期，成绩和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

首先，在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严峻而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摆在了政府和人民面前，如新旧势力角逐、经济发展失衡过热、贫富悬殊日益显著、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家庭结构破裂、青少年犯罪比率上升、艾滋病蔓延迅速等等。而且，随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悬而不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如果不是变得更加糟糕的话。

其次，虽然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说比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政治领域内却依然存在着一股相当保守的暗流（注3）。这股暗流不但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而且也影响到了宗教生活的正常发展。至于天主教会内部的管理和运作机制，则又因中梵关系的波折而导致许多矛盾和混乱，这表现在新老教区界限不明、地上和地下团体无法合一共融、不少教区长期没有主教、神职人员归属难定、修会团体管理松散等方面。

总体来说，目前全国各地都有许多大小、新旧不等的教堂在公开地举行着正常的圣事和福传活动，而且每年也有不少的非基督徒踊跃加入教会团体。同时，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以及欧洲和美国等地的教会团体及个人，对中国大陆教会所做的参观访问、人员培训和经济物质援助，也可以用“频繁”、“大量”、“慷慨”、“无私”等 字眼来形容。最令人感到欣慰的还是许多血气方刚、健康活泼的青年男女以实际行动为教会所付出的奉献和投入，他们当中不乏（如上述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有志为全身心地投入福传工作而选择神职和修会圣召的人。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由于中国教会的发展经历了三十年（以1950-1980计）的停顿，其目前的状况就好像是一个被强行断奶好长时间后出现营养不良症的婴儿一样。一方面，她流露出来的是对营养补给的渴望和在接受营养后的康复迹象；另一方面，她也呈现出了许多让人心痛的后遗症，如教会体制松散、神学思想和灵修观念陈旧落后、同社会生活脱节、内部矛盾此起彼伏等等。

上述社会和教会两方面的大环境不单影响了教会整体的成长，也直接地牵制并影响到了神职和修会生活的正常培育及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新旧交替之际的困境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阶段”中，由于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所担当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教会上下对他们的认可和感激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新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自然被视为教会的希望和寄托。一时间，选择修道生活的男女青年络绎不绝。鉴于当时教会的紧迫需要，对神职和修会圣召的要求自然不是很高。于是，人数虽然在短时间内直线上升，但人员素质却被相对地忽略了。由于缺乏正规的修院环境，再加上当时对“梵二”精神的陌生，年轻一代对教会和圣召的理解不外是老一代通过言传身教而留给他们的传统的神学和灵修思想。与此同时，刚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老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本身也带着不少身心灵方面的创伤和阴影，但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治愈和整合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福传和圣召培育的工作中。他们的创伤和阴影自然又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一个个相继离世而去，新一代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过所有的重担继续往前走。但此时的社会和教会环境却已经变得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让大多数来自农村背景的年轻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不免感到捉襟见肘。尽管他们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并适应新的教会和社会环境，但先入为主的神学和灵修思想以及福传和管理模式，总是在捆绑着他们的思维和手脚，而且，沉淀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新伤旧痕又随着中年危机的到来而开始发作。久而久之，许多正当年轻有为的主教、神父和修女们要么陷入迷茫和守旧的僵局，要么为实现突破而采取许多不理智的福传和管理方式。但结果却往往是更多的迷茫和乱象，使得他们疲于应付，最后导致离开神职和修会生活，甚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时有发生。这是教会的损失，更是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不幸（注4）。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最近几年来，一些从海外经过多年学习和培养的神职人员及修女们回到国内教会团体后，因很难找到让自己正常发挥理想和抱负的平台，也只好选择其它的生活及服务方式。虽然不同的人对这一现象有不同的解读，但在笔者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新旧交替之际因接轨不到位而产生的结果。

2、对神职和修道圣召的再培育缺乏整合性和方向感

随着中国教会对“梵二”后新的神学和灵修思想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地方教会和修会团体都规模不同地开始了再培育的工作，目的是给因历史原因而留下“营养不良症”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补充营养。目前中国教会除了八所公开的大修院按部就班地培养神职人员和修女外，一些教区和修会团体也开设了专门的学习班，主要为修女，同时也为平信徒提供再培育的机会。除此之外，一些海外的教会团体和机构也为中国大陆的神职人员和修女们开设了短期的海外再培育计划，出钱出力满足大陆教会的需要。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必要且可贵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却是，由于许多教区和修会团体都纷纷开办性质类同的学习班，师资的短缺遂成了困扰各方的主要因素。一些学有专长的授课老师，只好马不停蹄地在各个修院、教区和修会团体间奔走，以满足各方的需要。鉴于此，许多地方只能采取压缩式的密集授课方式，在短短几天内讲授正常修院中需要一个学期才能讲完的课程。这样，在使老师和学生都感到紧张疲倦的同时，也因为双方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分享交流，甚至没有时间消化所学的内容，而使得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笔者多次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一些学员重复参加内容相差无几的培育，或者参加一些与他们所从事的牧灵和服务工作关系不大的培育。这一方面可能是举办培育班的地方需要一定数量的学员，所以并没有对参加者进行相应的筛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某些学员只以参加培育为时尚，却不明白参加培育是为了什么和之后究竟要做什么。如果针对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再培育继续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人们不能不对其持续性和有效性表示质疑和忧虑。

3、世俗化和对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怀疑、冷漠

世俗化给欧美各国的天主教神职和修会生活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也未能逃脱其冲击。尤其随着中国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个世纪跟着老一辈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风餐露宿、艰辛创业的时代被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随之而来的却是部分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对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的热衷。而这样的热衷自然也导致了灵性生命的萎靡和道德生活的滑坡。这些年来发生在各地教会内的丑闻就足以说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世俗化的受害者不只是天主教会，其它宗教团体的受害面和程度可能更广、更严重，但对于“小小羊群”的中国天主教会，其杀伤力却很大。

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世俗化，给广大平信徒们带来的是失望和难过，同时也是对神职及修道圣召的怀疑和冷漠。当这种怀疑和冷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推动下演变成反神职/反修道主义。鉴于此，目前在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神职和修道生活无用论”自然就有了其滋生和成长的土壤。这样的现象反过来又打击了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热情与积极性，使得一些对修道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本来就不太正确的人们，在此美好圣召面前表现得更加望而却步。近年来各地时有发生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离职及还俗的现象，以及新圣召人数的明显下降，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了“圣召危机”在中国教会的出现，而不再只是欧美各国教会的特色（注5）。

毋庸讳言，对上述几个方面所作的分析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和现象，但更不是要否定中国教会内一大批在各种挑战和考验下依然忠于职守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们。一个更加健康成熟的中国教会，需要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重建与修缮，但更重要、更紧迫的仍然是思想观念和灵修方向的重建与修缮，特别是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心灵的治愈和整合工作，则更不容淡化或忽略。

二、中梵关系的问题

导致上述困扰中国教会的问题，除了新旧交替的“后遗症”及神学、灵修思想的落伍外，也与多年来中梵关系的破裂与障碍有很大的关系。鉴于此，中梵关系能否实现实质性的转变和改善，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教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就在他繁忙、承重的牧职活动中，教宗方济各并没有忘却遥远的中国，恰恰相反，他心中常常装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

2014年3月13日是教宗方济各当选一周年。就在那第一个周年到来之际，他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安慰：正当许多人都在为他一直以来对有关中国教会的事务保持沉默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时，他却通过意大利《晚邮报》明确表示说：“我们关心中国。习近平主席晚我三天当选（注6）；他当选时，我寄了封信给他，他也回了封信给我。我们和中国之间有些联系。我十分关爱这个伟大的民族。”

同年8月14日，在飞往韩国首尔的途中，他乘坐的专机首次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而且他还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问候说：“在进入中国领空之际，我向阁下及贵国人民送上良好祝福，愿天主祝福贵国和平幸福！” 8月18日从韩国返回罗马的飞机上他再次向习近平致电问候并对记者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中国的问题向中国教会所发出的那封十分重要的信函。这封信与今天切实相关，它是切实的，重读它是好事。”

上述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祝福与表态，不但是他作为最高牧人向中国教会所表达的至真关切，更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传递的友善与对话诚意，而且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特有的“方济各态度和精神”。然而，一个既令人费解又不完全新奇的现象是：随着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的关切，就中梵双方是否该积极寻求对话、谈判甚至建交的问题，国内外教会人士几乎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两种声音。一种是以2015年上半年内，《梵蒂冈内部通讯》所采访过的齐齐哈尔的魏景义、兰州的韩志海、新疆的谢廷哲、朔州的马存国、汾阳的霍成主教为代表的“中国教会”的声音（注7），以及包括教宗方济各、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教廷新闻发言人隆巴蒂神父等人的声音。虽然他们都明确指出，历史遗留到今天的中国教会问题和中梵关系矛盾，绝非一夜之间就能摆平的简单问题，但作为教会，她不能因此就坐等天上掉馅饼，或等到中国政府完全取消已经有将近六十年历史的“爱国会”后，再寻求对话与合作。面对困难和阻力，基督信徒更应该在福音真理的鼓舞和光照下，向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敌人”伸出慈悲、良善、宽恕、和好的双手，不但化敌为友，而且为基督赚得“隐藏在恶人中的门徒”（注8）。

然而，与之相反的声音则认为，在当今中国政府态度不改变，“被失踪”多年的主教尚未释放的情况下，教会与之谈判、对话就是对教会原则的放弃、对信仰的伤害、对正义的无视。有人甚至批评《梵蒂冈内部通讯》采访中国大陆的主教是“对他们是残忍，对读者是误导”，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人，在公开讲话时他们不能畅所欲言”，而以为他们能畅所欲言是“天真”（注9）。也有人认为“中梵关系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因为“北京要全面主宰”（注10），至于梵蒂冈发言人隆巴蒂神父通过《凤凰卫视》就主教任命问题而采用“越南模式”的提议更是引发了批评和质疑声（注11）。之所以有人会持这样的看法和观点，在笔者看来，是中国教会内外的一些读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与教宗方济各通过讲道、访谈、劝谕、诏书等形式所体现出的，与本笃十六的牧函不谋而合的精神，只把目光集中在了“某些由国家设立、并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众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no. 7）。这些“由国家设立”的机构无疑“与教会体制无关”，但中国教会追求自身修和与合一的努力也应该与此历史、政治问题包袱无关才对。时隔近八年后的今天，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重读其前任的信函，那么他希望我们该把目光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众所周知，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于2007年5月27日发表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公开信。通读本笃十六的这封书信，我们不难明白，尽管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但核心的精神思想依然是：中国教会自身首先应该寻求的是宽恕和好、合一共融、体制建设、圣召培育、福音传播，而与政府当局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建设性对话，以克服多年来在政教关系方面形成的误会和困难，“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no.7）。为此，教宗本笃十六还特意在其牧函中引述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两千年圣年开始前，给中国教会的一份文告中的这样一段话来提醒我们：“于此准备庆祝大禧年之际，请你们不要忘记圣经和教会的一个传统规定，它要求人们在圣年里宽免彼此的债务，弥补不正义行为对别人所造成的损失，并与邻人修和……我热切期望，你们依从来自圣神内的启发，宽恕彼此的怨嫌，彼此接近，互相接纳，打破藩篱，超越能使你们分离的一切……我听说，你们愿意以你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伯多禄继任人之间的合一，作为庆祝大禧年的最贵重礼物，我高兴极了，因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天主圣神的果实，是在引导教会，走上那并不容易走的修和与合一的道路”（no.6）（注12）。

无独有偶，除了在其它各种场合中的言行和写作外，当今教宗方济各也在他当选两周年之际，宣布了一个以“天主慈悲”为中心的“特殊禧年”，不但呼应了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两千年圣年开始前给中国教会的文告精神，而且也为普世教会指明了方向。我们理应认真回顾并领会他的教导和精神。

三、教宗方济各对普世教会说了些什么？　

人们一定还记得，自上任伊始，教宗方济各已经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了许多新气象、新作风：放弃华丽的教宗宫殿而住在玛尔达之家，圣周四为少年犯及穆斯林妇女洗脚，亲吻脸部因病变而吓人的患者，整顿弊病缠身的梵蒂冈银行并改革教廷内部管理制度，为叙利亚、中东及世界和平呼吁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共同守斋、祈祷，帮助美国和古巴实现外交谈判与和解，积极寻求与其他宗教人士的对话合作等，他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观点更是深深打动或说刺激了许多人的思维——

2013年8月下旬，在接受《公教文明》期刊的主编安东尼奥•斯帕达罗神父采访时说（注13）：“我视教会如同战争后的一所战地医院。问一个重伤员是否有高胆固醇和高血糖毫无意义！他的伤患必须得到医治，然后再谈其余的一切……教会有时把自己关在小事情、封闭在细微的戒律中。第一个宣讲的喜讯才更重要：耶稣基督救赎了你！……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教会的道德大厦也会像纸糊的房子那样坍塌，失去福音的馨香”（见“教会？一所战地医院……”部分）。

2013年11月23日，在信德年闭幕之际所发表的第一部劝谕《福音的喜乐》中（注14），他这样写道： “我宁愿要一个走到大街上历经波折连连、因而伤痕累累和肮脏兮兮的教会，却不喜欢一个由于固步自封、只顾安全而抱病的教会。我不要教会只顾追求位居中枢、最后陷入无法摆脱成见和繁文缛节的罗网”（no.49）。特别在谈及教会内的分裂和冲突时，他这样说：“那些受到历史上分裂伤害的人，难以接受我们的劝勉去宽恕与修好，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漠视他们的痛苦，或要求他们放下旧怨和理想”（no.100）。他还说：“冲突不能被忽视或掩饰。我们必须面对冲突。但如果我们总被困在冲突中，就会失去洞察力，视野萎缩，现实也开始破碎……（当冲突发生时）一些人包揽问题，变成囚犯一样被困其中，迷失方向，把他们自己的迷茫和不满投射到制度结构上，因此使合一成为不可能的”（no. 226-227）。

在2015年4月11日为慈悲禧年而公布的《慈悲的面容》诏书中（注15），他开门见山地写道：“耶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这句话完整地体现了基督信仰的奥秘！”稍后他阐述说“慈悲和正义不是相互抵触的，而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不断地发展变化，直到在圆满的爱中达到高峰”（no.20）。鉴于此，“如果天主只把自己限制在正义中，祂就不再是天主，而是只懂得按法律条文办事的人……天主不否定正义，相反，祂用一个更大事件来涵盖并超越它，让我们可以从中体验到爱才是真正的正义的基础”（no.21）。

除了在上述访谈、劝谕和诏书中坦诚布公地表达他对教会使命的观点和看法外，教宗方济各也没有忽略了在其它场合中提醒并呼吁人们回到福音的根本，见证天主的慈悲：

在阿根廷宗座天主教大学神学系创立一百周年之际，致函（写于2015年3月3日） 该大学校长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马里奥·奥雷利奥·波利枢机，强调说“神学必须活在前线，以可以理解和有意义的方式向人宣讲福音”，“神学应该透过慈悲表达教会的这个形象”，而慈悲“不仅是一种牧灵态度，更是耶稣福音的本质。若缺乏慈悲，神学、法学和牧灵有可能在官僚的狭隘或企图驯化奥迹的意识形态中瓦解”。

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日常弥撒讲道中，多次提醒人们重新体悟天主的慈悲并付诸实践，特别是在2015年3月23日那天，以《圣经》中被诬陷的苏撒纳、犯奸淫的罪妇以及有冤情的穷寡妇和她们所遇到的“三类判官”的故事为背景，指出说这三类“即严厉苛刻又沾染恶习和惟利是图的判官不认识慈悲这个词，不知道何为慈悲……天主子民在遇到这些判官时，会因一个无慈悲之心的判官而受苦，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教会内，没有慈悲也就没有公义。”

……

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论和写作，人们从方济各身上看到是一位将目光聚焦在贫穷弱小者及社会边缘人士身上的教宗，听到是一位言论朴实、坦然、直白的牧人。他希望人们紧紧抓住的是福音的核心思想，将通过为人服务，特别是为贫穷弱小者服务，而彰显出天主的慈悲大爱视为教会的首要任务，而不要被为福音和人而服务的制度、机构、传统所束缚。尽管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同意他的某些神学思想和社会训导，但没有人能否认和质疑他为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发声，并为弱势群体而呼吁行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一切，又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急迫需要的声音与行动。

不是吗？当今社会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贫富悬殊给世界和平及人类生存带来的巨大威胁，而当今教会所面对的一大挑战和难题，正好又是教会内部的信仰低迷、矛盾纷争以及神职界的坏表样给教会造成的严重损伤。如今，身为教宗的他也正在不断地通过宣讲和行动，来践行当年教宗英诺森三世梦中，将摇摇欲坠的拉特朗大殿挺身扶起的“方济各态度和精神”。这样的态度和精神给习惯了养尊处优、虚荣奢华和自以为是的人们带来的是良心的愧疚和不安，给教会团体和社会各界带来的自然是挑战和张力，但正是这样，最后带给教会的才可能是改良、重整和新生，而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才可能是回归福音真理、活出天国愿景的道路！也许正因如此，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当时上任尚不足九个月的方济各教宗为2013年度的“风云人物”，高度认可了他在短时间内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和所发挥的正能量。

现实生活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也证明，教宗方济各致力于在教会内外的对话、宽恕与修好的努力没有白费：2014年12月，美国和古巴领导人公开感谢他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15年5月10日，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梵蒂冈拜访教宗后，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说：“我已经告诉我的幕僚们，我阅读教宗所有的演讲。我说如果教宗继续讲下去，我迟早有一天会重新开始祈祷，回到天主教，我并非开玩笑。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古巴共产党过去并不允许这样做，但现在可以了，这就是一种进步。”他还说，当教宗今年9月到访古巴时，他一定会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道，聆听他的讲话并许诺说“我会很开心地参加他所有的弥撒。今天早上的会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知识、智慧、谦逊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各种品德，都深深打动了我。” 教宗方济各之所以能让劳尔这位“共产主义者”折服并考虑“重新开始祈祷，回到天主教”，靠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思想，而只是将福音真理返璞归真、付诸行动后产生的吸引力。这对我们今日的中国教会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吗？

四、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　

四百多年前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会士在大明和大清帝国固若金汤、戒备森严、等级分明、专制统治的紫禁城内外，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友、互动，与包括皇帝在内的皇室家族对话、福传，曾经留下了中西文化和宗教交流对谈的美好见证。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康熙《十字歌》、《生命之宝》等诗词，以及多幅充满了对基督信仰的认同和景仰的对联，就是活生生的见证。然而，旷日持久而又充满了各方政治较量的“礼仪之争”却让康熙一怒之下签发了“禁教令”，关闭了中西文化和信仰交流的大门，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靠着“不平等条约”而被强力打开。此时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就只能在天上默默地流泪哭泣，因为他们原本为避免让中国人误将基督信仰当作祸害中国社会和文化之“洋教”的努力，此时已经付诸东流了。

时过境迁，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起大落以及文革前后的暴风骤雨，中国教会这颗饱受摧残的小草虽然又有了“春风吹又生”的机会，但始终未能完全从“爱国爱教能否调和？”“既做中国人又做基督徒是否可行？”等困扰中走出来的中国教会，却依然得经受政教冲突下的掣肘和痛苦：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会，不过是西方政治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渗透和瓦解其政权的“软实力”（注16）；从一些海内外教会人士的观点来说，任何与教会“传统”不符的言行和举措，都是违背信仰原则和“不忠不贞”的表现。由此而导致的纷争、矛盾和冲突，与二百多年前因“礼仪之争”而给中国教会造成的致命伤大同小异！

感谢天主！在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前驱的助佑下，今日以亚西西的方济各为名的耶稣会会士教宗不但了解其前辈会友的经验和智慧，更明白在1219年时，敢于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到埃及和苏丹王卡米尔（al-Kamil）会面的圣方济各的态度和精神，所以，他不顾别人的反复“劝说”甚至“警告”，多次表示希望“明天”就能到中国来。他的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说“圣座、教会与中国的对话将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益处。”其发言人隆巴蒂神父更进一步说：“好的中国公民也可以同时是好的天主教徒；好的天主教徒也同时可以是好的中国公民。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无疑是当年的中国使徒雷鸣远神父所说的“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回音！

结论

毋庸置疑，对于一个当选只有两年多时间，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是超人”的凡人教宗，方济各已经为包括中国教会在内的普世教会指明了方向并做出了表率。作为普世教会一员的我们中国教会，此时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同教宗方济各一起走过了两年多的路程，但也许天主在他身上的计划才刚刚开始。那么，不管别人将如何回应，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继续与他同行的准备呢？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积极配合并响应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同样体现出的“方济各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寻找各种借口来忽略甚至消极抵制呢？更有甚者，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地如教宗在《福音的喜乐》中所说的，被“冲突”像囚犯一样困在其中，迷失方向，然后把自己的迷茫和不满投射到制度结构上，使合一成为不可能呢？或者，我们是否又如教宗在《慈悲的面容》中所说的，将“慈悲”和“正义”对立起来，总喜欢呵斥“罪人”并惩罚“恶人”，但却忽略了如何去同情他们的不幸并帮助他们的亟需呢？——对这些问题的肯定答复，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在福音光照下谦虚、诚朴的具体行动，而不在其它！鉴于此，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今天重读本笃十六在八年前致中国教会的牧函，的确不但和“今天切实相关”，而且“是好事”，因为这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蕴藏在其中的福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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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0、1930、1948年的数据取自Henrico Emmerich编写的 “Atlas Societatis Verbi Divini,” (St. Gabriel), 1952:17页；1991年的数据取自《鼎》，1991年第十一卷（总第六十六期）:38页；2009年数据来自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的统计结果。圣神研究中心在《鼎》2015年春季号发表《2014年中国天主教会大事回顾》，当中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天主教徒约有1050万人，较2009年估计的1200万人减少150万人。目前河北信德社正在联系国内各地教会，希望重新开展统计工作。

 2）这些年来，一大批平信徒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牧灵和福传使命，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如各地开办的“慕道班”、“门徒班”、“使徒班”、“教友善会”等，提升平信徒的信仰素质、培养福传力量并开展社会服务。许多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也通过微博、微信、博客等新媒体来宣讲福音、关注社会问题。从中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和乱象（见后文）有待规范、引导，但其积极作用有目共睹。

3）用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说，这股势力乃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的结果。见http://news.cntv.cn/20120316/123306.shtml

4）目前在各地教会时有发生的导致教会内部出现矛盾与纷争的各种“神恩”运动、“先知”现象、“去圣事论”等就是显明的例子，有些团体和个人甚至误入各式各样的邪教泥沼而不能自拔。导致这些乱象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一些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平信徒对教会神学、灵修和圣经知识有意无意的曲解及实践。

 5）最近，中国教会内对在网上流传的名为《王神父的忏悔》的视频讨论热烈、褒贬不一。该视频是关于吉林教区王海波神父通过学习诸如《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太上感应篇》这三个分别被喻为儒、释、道的“根”后，意识到了自己在过去十多年来的神职生涯中，其实是过着一种与自己的身份格格不入的贪财、恋权和虚荣的生活。与此同时，王神父也坦言，就他的经验来说，像他这样的神父在今日中国教会中并不鲜见。迄今为止，王神父仍然在外学习和传播《弟子规》等国学，不回教区工作。

 6）也许是口误，教宗方济各是罗马时间3月13日傍晚当选，习近平是北京时间3月14日早上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时间相差不到一天。

7）参见《梵蒂冈内部通讯》网站：http://vaticaninsider.lastampa.it/en/vatican-insider-cinese。

 8）见奥斯定《天主之城》Book I, Chapter 35。

9）《天亚社中文网》http://china.ucanews.com，2015/02/16。

10）《中梵关系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北京要全面主宰》，《亚洲新闻社》http://www.asianews.it，2015-03-18  

11）《也谈“越南模式”任命中国主教》，《天亚社中文网》，2015-03-20。

 12）John Paul II, Message to 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China Alla Vigilia (8 December 1999), 6:L'Osservatore Romano, English edition, 15 December 1999, p. 5.

 13）全文经《梵蒂冈电台》翻译发表后，也在国内多家教会网站转载，如http://www.chinacatholic.org/show/id/26456/p/1.html

 14）中文版由台湾主教团翻译核准、由河北信德社出版。

 15）中文版由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翻译。

 16）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粗暴拆除浙江几百座教堂的十字架的现象，我们可以窥见个中恐惧、怀疑甚至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