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让天主教与别的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展开对话。亚洲主教团协会在一九七四年首次召开的大会中，将亚洲福传视为在《福音》与亚洲实况中的三重交谈——即是与亚洲穷人、其丰富文化、区内所出现的宗教。亚洲教会特别有意发展宗教神学及跨宗教交谈。
协会的跨宗教合一事务委员会相当积极，曾为主教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并发展出一套交谈的神学及实践。「神学关注办公室」发表首份相关文件就是《跨宗教交谈论文集》。我尚未清楚这些文件对亚洲教会有何种影响，但以神学而论，协会看来不会继续有所发展。
不过，也有人企图走回头。教廷信理部二零零零年发表的《主耶稣》宣言，以及围绕雅各伯．迪皮伊（Jacques Dupuis）神父有关多元宗教神学新书之争议都是其中的例子。不过迪皮伊神父未被谴责，以证明亚洲神学家们正在走上正途。事实上，他们的发展更是独立于迪皮伊神父的。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了不同宗教的领袖到意大利亚西西为世界和平祈祷。他对这个做法的理念的解释，以及他的通谕《救主的使命》看来，是比信理部及之后的部长拉辛格枢机——即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持有对交谈更开放的态度。
最近一本专访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书籍显示他对其他宗教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不过很多亚洲的主教团对亚洲主教会议的《提纲文件》的回应却对其他宗教较为开放。譬如说，比《教会在亚洲》劝谕更开放。虽然如此，在实践方面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正在发生。
至少在印度，主教团的交谈秘书处显得并不活跃。基督徒修行运动——强调印度式修院生活——看似正在瓦解。我在过去十年一直与来自东亚及东南亚的年轻耶稣会神学生接触。我的印象是宗教神学与对话神学都不是该些地方的热门题目。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往何处去？
无论如何，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和其他访问中也似乎有兴趣和持开放态度去交谈。我看到两个方向。首先，他的焦点十分清楚是在于实践，而较少在理论层面。神学家可以无止境地在概念和真理的层面上讨论。但我们可以在实践的层面上合作。
教宗在二零一三的讲道中提出相遇文化。他说：「上主救赎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以基督的宝血：我们所有人，而不是只有天主教徒。而是所有人！『神父，无神论者呢？』即便是无神论者。是所有人！这血使我们成为最好的天主儿女！我们是天主所造的孩子并肖似天主，耶稣的宝血已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故此我们有责任行善。这个要求所有人行善的诫命，我想，是一条通往平安的美丽小径。若我们，做好本分，若我们对人行善，若我们见面时，做好事，并且一起慢慢走，温和地，逐步逐走地走，我们会建立相遇的文化——我们太需要它了。我们一定要相见且一起行善。『但我不相信，神父，我是无神论者！』『也要做好事：我们会再次相遇。』」
第二，当一些原则似乎清楚了并成为共识，在行动层面而言，我们不能以逻辑简单地从这些原则去概括。我们要考虑到生活的具体处境，聆听我们的良心并仔细分辨我们的行动方向。
在这个背景下，有着多年在日本及菲律宾经验的耶稣会倪胜民（Adolfo Nicolas）神父有一个反省。这位刚退休的前总会长在九月的访问中，敍述了以下内容：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拉丁美洲及非洲聚焦在生命之上；欧美在真理；而亚洲的朋友倾向集中在道路。西方社会把焦点放在先知及真理上；东方较多论述通往基督的成全及转化之路。
这是跨文化交流与智慧给我们的启发与鼓励；意识到有限、非绝对化、但又向绝对开放。它像音乐，既非理性亦不能以物质衡量。亚洲富于古老的智慧，能够经受如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冲击。我们应该寻找的就是其中的方法和智慧。
我会建议亚洲神学家们等待，直至他们的神学更广泛地得到认同并内化于亚洲教会的各层面当中。同时，他们应该探讨不同亚洲宗教和文化传统中的珍宝，也应探索信仰之路，并找出可以团结亚洲人民、信奉不同宗教的信众和即使是自称世俗的人，协力建立拥有自由、友谊、爱与公义的社群。
我们在当下的亚洲正面对宗教和种族冲突。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纷争并宣扬和平。接着，我们可以携手迈向所有人的父／母亲——那唯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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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弥额尔．阿马拉多斯（Michael Amaladoss）神父，印度耶稣会士。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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