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为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各地共设20个教省，每省设一总主教区，各省内原有的代牧区均升格为总主教区或教区。
总主教不易寻
既然有20个教省，就表示有20个总主教，亦即是需要有20位总主教。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圣统制，总主教席位中决不能没有中国籍的神长，但问题来了，截至1946年3月底为止，在位的中国各地一百多位主教当中，「当时全中国的国籍主教只有二十多人，若由他们全数出任总主教似无可能。」（林瑞琪，1999，页48）
因此，没有中国籍总主教决不行！全部总主教座由中国籍神长担任，亦不可行。于是，匆忙之间，教廷公布「中国圣统制」建立时，总主教座只有一位中国人，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首都江苏教省南京总主教区的于斌总主教。又由于田耕莘枢机原任青岛主教，教廷有计划使他迁任到角色更重要的教区，因此在圣统制名单上，青岛教区列为「出缺」，因而弄致他向教廷申请圣统制，却连自己的名字也未包括在内。事实上，名单发表之前，「1946年3月底，田枢机代表众人向教廷表达，希望南京、北平、汉口、广州四个总主教区由中国人担任。」（陈方中，2012，页10）
权宜及补充
说当时名单定得很匆忙，是铁一般的事实。实际上，原本应有20位总主教，但公布时却有5个总教区出缺，名单如下（名单参考赵庆源编《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1.河北教省北京总主教区（出缺）
2.河南教省开封总主教区（出缺）
3.湖北教省汉口总主教区（出缺）
4.江西教省南昌总主教区（出缺）
5.福建教省福州总主教区（出缺）
圣统制成立之日，竟然有四份之一的总主教座出缺，无论如何解脱不了给人以急就章的印象。同年5月10日，教廷发布北京总主教区的总主教座，由田耕莘枢机接任。这个时候，适逢田枢机在罗马领受枢机红冠之后，顺道访问美国途中，有关他接掌北平总主教区的消息，也是在他回国前三天由宗座驻华盛顿代表齐高安尼总主教（Archbishop Cicognani）用电话向他禀报。（方若翰，1990，页74-75）
随后，江西教省南昌总主教区，由河北教省保定教区周济世主教接任总主教。「教廷的方法，可以看出是以质的优势平衡量的不足，将最重要的总主教区交给国籍神职人员。」（林瑞琪，1999，页49）
杨恩赉主教的例子
事实上，1946年有机会成为总主教的人选，不只此数。当然，有些外籍传教士仍抱着存疑态度不愿放手给中国籍的神父主持教区，确有其事。但也有不少原代牧区的主教想交棒给中国神父，却无功而还，山东省济南代牧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据韩承良神父记载，当时的济南代牧区杨恩赉主教，「本来他是想在正式成立圣统制之前，就已让位给一位国籍神职人员的。」（韩承良，1999，页217）
而韩神父也写到连理想人选也有了腹稿，「由大局来看，实在也已经是交棒的时候了。再加上这不只是主教本人的见解和主张，不少的德国传教士也都支持主教将权力交出来。于是主教毫不犹豫地标明了一位刘緒堂神父。可惜不能成事，只得作罢。刘緒堂也已经于十年（1989）前过世了。……但是杨主教的眼光没错，因为刘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一生为教会和修会作了不少的大事。」（韩承良，1999，页215）杨恩赉代牧结果也无奈地位列在济南总主教座上。
随后数年的发展
然而，所有总主教及主教尚未坐定，就要进行调动；前述田耕莘枢机及周济世总主教的新任命之外，6月13日教廷发布任命福宁教区赵炳文主教（Theodor Labrador）为福州总主教；田耕莘枢机所渴望由中国人主理的汉口总教区，却于7月11日由教廷宣布任命罗锦章神父（Jos.Ferrucius Ros？）出掌。1946年12月12日，教廷宣布委任阳霖神父（Caetano Pollio）为河南教省开封总主教；至此，所有在中国的总主教座才算完成任命。
1949年至1955年间，教廷一共在中国大陆上任命了18位中国籍神父为主教；（林瑞琪，1999，页68-76）其中，皮漱石神父出任沈阳总主教，王学明神父出任绥远（呼和浩特）总主教。同期之内，1952年8月，教廷宣布设立台湾教省，以台北为总主教区，成为中国圣统制第21教省，并任命郭若石主教为台北总主教。
另一方面，早在1947年12月11日法籍的广州总主教巍畅茂（Archbishop.Ant.Fourquet）辞职；本来这是任命中国籍神父接任的良机，但多位中国神父都不愿意接棒，直至1950年10月教廷才找到耶稣会士邓以明神父临危受命，但邓主教的身份却是以「意拉德亚教区领衔主教」（Titular Bishop of Elatea）去署理广州总主教区事务。（邓以明，1987，页9-12）直至1981年6月6日邓以明主教到罗马述职时，才得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正式任命为广州总主教；这一宣布亦明确反映出教廷一直坚持中国圣统制存在，并且清楚确认教省总主教的职务在中国大陆并未消失。
事实上，即使在现今大陆上的中国天主教会，也有幸能由多位杰出的总主教带领，他们包括已故内蒙古呼和浩特总教区王希贤总主教、山东省济南总教区赵子平总主教、辽宁省沈阳总教区金沛献总主教、陕西省西安总教区李笃安总主教、山西省太原总教区张信总主教，以至太原总教区现任的李建唐总主教等前辈，以及很多位主教职未受政府认可但默默耕耘的总主教；他们的贡献对今天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法典中教省的总主教所享的法定权力
总主教的权力，在新旧版的法典中，均有明确的界定。中国圣统制成立于1946年，当时天主教会所用的《法典》是1917年版的法典。于1949年获教廷任命为四川嘉定教区主教的邓及洲神父于1947年指出，1917年《法典》所赋予总主教的权力有多项，其中很显著的是：
法典284条规定教省每二十年开会一次。在开省议会之时，省总主教之地位极其重要，他有召集议会之权，会议由他主持，会议程序，开幕，闭幕，延长，迁移及选择地点皆属省总主教定夺。但是开会的地点，平常是在省总主教区域内。法典292又规定，每五年内省总主教当设法使本教省的主教们，齐集于省会或省内某主教处，讨论本省兴革事宜，并筹备下届省议会的材料。（邓及洲，1947，页12-13）
1983年公布的新《天主教法典》，保留了1917《法典》中有关总主教的大部份权力，而在其他相当的条文，也论及总主教的权利与义务。其中第436条涉及视察教务的问题：
（一）项‧教省总主教在省属教区中的权限为：
1.督导保持信德和认真遵循教会纪律；如有流弊，禀报教宗。
2.如省区主教忽略法定视察，先经圣座批准理由后，得作视察。
3.依421条2项及425条3项所言，指派教区署理。
（二）项‧环境需要时，教省总主教可由宗座接受特别法规定的特殊任务及权力。
（三）项‧教省总主教在省属教区内无其他治理权；但得在所有圣堂内举行圣礼，犹如主教在自己教区内一样，但如在主教座堂，则应事先通知教区主教。
结论
总主教「能否」及「需否」发挥作用，仍视乎实际环境而定。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总主教只是「同辈中首席」（primus inter pares）而已；他决不会主动干预教省内其他教区的事务。
但在有主教出缺或继任人争议的时候，总主教的重要性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从过往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圣统制着实带给中国教会迫切需要的保护。我们应为此而感谢上主，在1946年赐予中国教会这样重大的礼物。
在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理念中，对教省总主教以至圣统制的概念一直都不很清晰，这一点从历史现实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国公开教会的种种文件中甚少提到总主教的职务，因此在中国大陆的教省总主教，履行牧职时较任何人都困难得多。但无论属于地下教会或公开教会，都有多位坚毅而睿智的总主教，一直为教会的健康发展无私地奉献，值得我们的敬佩及感谢，并为他们祝祷。
参考书目：陈方中，2012，「天爵尊荣，流徙半生──记田于二枢机」，收录于《鼎》季刊2012秋季号，第32卷总第166期，页6-18，香港，圣神研究中心。韩承良，1999，《杨恩赉总主教的生平》，台北，至洁有限公司。林瑞琪，1999，《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方若翰著，1990，《田耕莘枢机传》，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邓以明，1987，《天意莫测》，香港，毅敦出版印务。赵庆源编，1980，《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邓及洲，1947，「什么是总主教」，收录于《铎声月刊》1947年5月25日第一卷第四期，页1-3。四川省成都教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