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央社院里，一年四季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天主教神职服装、佛教袈裟、藏袍、伊斯兰教长袍的人们。服饰的多样凸显文化的多元，这也成了社院里的一道风景。
傍晚5点半,甄雪斌下完课,如约来到坐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幽静院落中的图书馆。在社院，甄雪斌是一名普通学员，跟其他学员一样，上课下课，到图书馆看书，去食堂吃饭，回宿舍休息。所不同的是，他是一名天主教徒，身份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北京教区秘书长。刚下的这门课叫《西方民主发展史》，由北大的世界史大家钱乘旦先生主讲。甄雪斌说，老先生讲得非常好，虽然自己信仰的是西方传来的宗教，在美国又待过很多年，但“从庄严的教堂来到静谧的学校”，让自己完全静下来，系统地听中国大学者细数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剖析西方民主的性质和局限，这还是第一次。
甄雪斌参加的是中央社院北京、江西天主教爱国代表人士研修班，在社院学习7天。跟其他的教友兼学员一样，他上课时穿一身黑色的天主教神职服装，下课之后，他会在外面披上一件深灰色西装。这样的服饰提醒着别人他们的背景和信仰，而中央社院里确实一年四季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天主教神职服装、佛教袈裟、藏袍、伊斯兰教长袍的人们。服饰的多样凸显文化的多元，这也成了社院里的一道风景。
在这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又名“中华文化学院”），一个名字相当正统又略带神秘的地方，让甄雪斌和很多他这样的人相遇。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北京教区秘书长甄雪斌在中央社院图书馆接受采访。
从天主教乡村到美国
甄雪斌生在山西长治以北、潞城以南的南天贡村。村庄几度更名，从“新庄”到“天母庄”到“南天宫村”，再到现在的“南天贡村”。这是个典型的天主教大村，75%的村民都信仰天主教。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甄雪斌生下来就受了洗，在身体和价值观都还未发育成熟的阶段就成了天主教徒。“那时候听别人嘴里叫‘主’，在胸前划十字，自己也跟着学，还觉得很新鲜。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都是主的信徒，主教我们爱世人，我们的使命就是去传递爱。”他说。
甄雪斌走出了山村，来到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就读。22岁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得到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州圣若翰大学深造的机会。圣若翰大学是天主教学府，与它相近的还有一所圣约翰大学，是基督教大学，位于纽约州。那时候正值1990年，市场经济时刻萌动呼之欲出，思想解放的力量不可遏制，很多人眺望远方，更有大批国人走出国门，选择到西方经历外面的世界。这一切对一个二十出头、来自中国乡村的小伙子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一切都是家庭优先、团体优先，美国不一样，那里是个人至上。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一大帮朋友给我过生日，我在中国从没过过生日，当时那个高兴啊！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要AA……”
但潜移默化中，西方文化对他也产生着影响。甄雪斌说，来美国之后，他比国内更守时了，守时，其实就是重视约定；他知道了人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也一定要按自己的兴趣选择未来的道路；还有，他在待人接物方面会更加注意。这种注意，并非仅仅是注意修身，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而是时时刻刻想着，除了自己，还有别人、社区，还有公共利益。这些跟国内都不太一样。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如此，更何况，甄雪斌还身处以严谨、严密甚至严厉著称的天主教高等学府。两种异质文化在他头脑中碰撞，异邦环境滋润着他，宗教这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同样也在约束着他。
甄雪斌并没打算在美国长住，他忘不了中国，也许还有南天贡那个小小的山村。那时，傅铁山是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在美留学期间，每次回国探亲傅铁山都会跟他长谈：“中国不是西方，我们的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你必须懂得，天主教要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传播。所以，你对国情要有认识。”
回国后，甄雪斌成为一名神父。20年来，他的足迹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从神学院副院长，到西什库教堂主任司铎，到天主教北京教区秘书长，再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2008年，会说流利英语的他还成为北京奥运会宗教服务中心发言人，就中国的宗教政策、宗教事务回答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提问。
天主教讲“爱”，儒家求“仁”
从乡村走向都市，从海外回到国内，从西方回归东方，天主教徒甄雪斌对中国国情是有充分认识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儒家传统的国家，是对“现世”充满关注、而又缺少“彼岸”关怀的国家，是笃信“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国家。如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央社院“五史合一”课程讲师杨立华所言，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没有人格神的信仰、没有彼岸世界的追求、没有末日审判和原罪的观念，“我们这个文明从根本上就是此世性格的，它是哲学的、理性的，而非宗教的、信仰的”。杨立华讲这堂课的时候，作为天主教班班长的甄雪斌就坐在下面的第一排。“天主教必须学会适应中国。”学员们说。
其实，千年以来，天主教一直在适应中国和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并不顺利，也不如佛教那样成功。中央社院党组书记潘岳曾经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基督宗教四次传播的经历：“第一次是唐太宗时期的景教传入，两百年间一度达到“寺满百城”的盛况，后来受到牵连，直到唐武宗灭佛而终止；第二次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的景教复兴与罗马天主教首次到中国，后随着元朝覆灭而结束；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始于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51年进入广东，历经利玛窦等人长驻北京的努力，康熙皇帝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一时期呈现出中华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包容和吸纳；第四次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伴随西方列强入侵而进入中国，此后百年间基督宗教因西方国家的强势支持而不断发展，但也遭遇中国本土文化和知识精英的严重抵抗。”中央社院副教授、《中西方视野下的宗教文化》课程授课教师王珍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历时弥久、数起数落，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可以吸取，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
仔细比较，中华文化堪称“一”的文化，博大、包容、内敛、怀柔，讲究“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怀柔远仁”“协和万邦”，追求“大一统”“定于一”，可以包容、融汇、软化甚至同化诸多外来文化，比如佛教，而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人在这里基本都能彼此尊重、和谐共生；反观信仰一神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和精神支柱，严密、克己、封闭、排他，讲求“二元对立”，排斥异端，历史上动辄诉诸暴力。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能不能顺利融合？天主教“中国化”乃至成为“中国天主教”，如何真正成为现实？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一群致力于儒耶融合的西方传教士，再到马相伯、丁光训、傅铁山等终生致力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相适应的爱国宗教人士，一代代人都已远去。而新的时代，一个千年待解的问题，解题也依然还在途中。
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天主教神父甄雪斌，身上似乎融会了“东”“西”、“儒”“耶”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中央社院的天主教爱国代表人士研修班聚集了49名来自北京、江西等地的天主教徒，他们来自30多座内地天主教堂，有主任司铎，有本堂神父，有神哲学院讲师。中央社院为他们精心设计的课程，就包括“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复兴”两大模块，而其中一次学员分组讨论，题目就是“如何挖掘天主教教义教规中与中华文化的共同性”。这样的教学设计，别具匠心，又颇具深意，“关联”“打通”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甄雪斌说，在社院的一周，最大的收获就是“恶补”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这一代天主教徒，年纪轻轻就出国了。天主教本身就是西方的，我们接受的也都是西方的东西，老实说，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了解得不是太多。而不了解自己的过去，怎么可能融会贯通呢？”他这样说。所以，《儒家思想要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这几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大课，天主教班的学员们都是全体出勤，没一人缺席或迟到。课间饭后，他和同学教友之间聊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天主教和儒家有哪些相通之处？今日的天主教如何适应今日的中国？
甄雪斌怎么看呢？他说，天主教的核心思想是“爱”，儒家思想内核是“仁”，二者对于人心向善的规劝、在实践层面对于道德生命的提升，完全可以汇通互补。不仅如此，天主教主张“舍己成仁”，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天主教主张“救恩”，儒家主张“忠恕”；天主教主张不但要爱亲人，还要爱仇人，而儒家同样主张“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天主教主张“我们都是圣父之子”，儒家伦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则是家族，强调“父慈子孝”“兄终弟及”；天主教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依附、顺从，儒家同样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天主教讲“世界一家”，儒家倡导“家国天下”；天主教主张“人类一体”，儒家则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信仰无国界，文化就是信仰的载体。”他说。
天主教作为有严格神学思想和严密组织体系的外来宗教，怎样与儒家文化滋养千年的这片大地相适应呢？中央社院掌门人潘岳给出了他的答案：“要加大中华文化核心要义与基督教教义交规的汇通互补研究，用中国人的思维、信仰体验、文化资源和生活习俗，建立中国特色基督宗教神学。中国基督徒们也应当在道德实践中，增强中国意识、中国精神和中国话语。唯有如此，基督宗教才算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甄雪斌也说：“我们要学会认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学会革新。”
“我们都是殊途同归”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被赋予诸多文学想象的“鹊桥”，是让无数怀揣炽热爱情和青春梦想的男男女女相遇相恋的地方。“中央社院也是一座鹊桥。”甄雪斌笑着打了一个比方。确实，这里让很多拥有不同政治身份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相遇。
甄雪斌还和学员们实现了一次与老外的相遇。那是他们来社院学习的第一堂课，题目叫《儒家思想要义》，授课者是这两年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洋学者贝淡宁。贝淡宁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标准的法语区，父亲信犹太教，母语是英语；母亲信天主教，母语是法语。他从小在这样具多元宗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虽然他们后来离婚了，但我的爸爸妈妈谁也没有指责过对方的宗教，他们都按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处理彼此的关系。”贝淡宁在课上这样对中国学员说。
加拿大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授课。
在牛津念博士的时候，贝淡宁爱上了中国同学宋冰。也许是受到夫人的影响，博士毕业3年以后，他和夫人来到新加坡任教，之后是香港大学，再之后是北京清华大学。24年，一个西方人的人生轨迹实现了从西向东、从南往北的转变。而贝淡宁的思想似乎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年轻的时候接受自由主义，到后来迷恋东方哲学，再到致力于研究中国儒家思想，直到最近提出他极为推崇的儒家“贤能政治”。贝淡宁认为，儒家“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传统，对今天中国和世界治理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让西方人看到了除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之外的另外一幅政治图谱，“是中国模式开给世界的一剂药方”。尽管被一些西方人讥为“为当局唱赞歌”，又被中国部分网民讽为“洋五毛”，但贝淡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也把这一观点带到了中央社院的课堂。
课堂上，拥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中国天主教徒们把一个个问题抛给了贝淡宁：“儒学在当代社会应该如何界定？”“儒学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或者政府的？”“天主教改革和儒学觉醒可有相似之处？”“天主教和儒学在现实中如何融合和互相促进？”……贝淡宁都给予了回答。“我是班长，不好意思占用太多同学们的提问时间，所以没怎么问。”甄雪斌说。不过，他说，如果有机会单独见到贝淡宁，他希望问一个有关他个人的问题：“中国文化到底怎样影响了你？”
我想，如果贝淡宁也“回敬”他一个问题的话，应该会问：“西方文化到底怎样影响了你？”
一群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信仰天主教，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伊斯兰教，有的信仰藏传佛教，他们聚集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讨论、研修、交往。一位西方老师，热爱东方，来到东方，聚焦并研究中国古老的哲学；一群中国学员，信仰西方的宗教，来到西方，关注西方，东西交璧。本质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来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这里，他们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凝聚他们的，则是中华文化。静水流深。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包容了沙，磨平了石，容纳了溪流，涤荡了河床。
“其实，我们都是殊途同归。”中国神父甄雪斌说。
文/张雪松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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