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穆斯林罗兴亚居住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外流，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热点，同时也造成缅甸政治领袖翁山淑枝在西方社会形象的沧桑巨变。
曾几何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淑枝是欧美各国大肆推崇赞扬的民主领袖和人权卫士。随着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恶化，翁山淑枝作为大权在握的缅甸全国民主阵线“掌门”，对血腥冲突的轻描淡写和“不作为”态度，在欧美上层社会圈里有成为“过街老鼠”的危险。
例如《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讨论翁山淑枝的诺贝尔奖被撤销的可能性；而加拿大前外长则提出考虑剥夺她的加国“荣誉公民”桂冠，不一而足。
其实四年多前，我已经在《联合早报》上断言翁山淑枝为了争取选票，不可能开罪信奉佛教的缅族人口大多数。她今天在国际上尤其西方社会舆论中的尴尬处境和负面角色，实在是缅甸民主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不足为奇。但是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不仅关系到“文明冲突”，也反映了亚洲的殖民主义历史包袱。
这次罗兴亚难民危机大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并不是缅甸官方和佛教势力的预谋，而是罗兴亚穆斯林武装分子首先发起对军警的军事袭击。此事欧美传媒都有报道，无须深论。大量无辜罗兴亚难民的处境值得同情，而缅甸政府和军方的行动也显得过当。但是武装冲突的爆发，说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蔓延到缅甸境内。
例如极端主义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阿拉伯语回教法律专家）扎尔·艾尔—布尔米（Zar al-Burmi，又称Abu Dhar Azzam），便是罗兴亚人，他的名字最后一部分来自缅甸的旧称Burma。他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组织行动中极为活跃，还曾经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公开把中国指为穆斯林“稳麦”的敌人，大力煽动新疆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样的内外因素下，出现“罗兴亚拯救军”军事组织并不十分意外。
从“文明冲突”的大角度，罗兴亚危机反映了东南亚的历史大势。我曾经与欧美学界的历史专家讨论过本地区原先的“大印度”（Greater India）文化圈演变的特殊规律：这便是原来一直延伸到马来岛链和印度尼西亚岛链的印度教文明，后来全部被伊斯兰所取代。
就是古国占城，被越南吞并前也已大部伊斯兰化。唯一的例外只有佛教主导的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这并非巧合。今天缅甸佛教多数人口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敌视，是历史上东南亚佛教文化区抗拒伊斯兰化的延续。
从近代史角度，罗兴亚危机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缅甸朝野坚称罗兴亚人是“非法移民”，并非空穴来风。我曾经指出：作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缅甸的穆斯林主体是殖民当局“以夷制夷”，从印度本土大批引入，享有高于本地土著的社会地位。旧上海租界的“红头阿三”印度巡警与此不无类似。缅甸本土佛教徒与罗兴亚族的冲突，因此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现代缅甸民族主义的某种延续。
“大英帝国”从英属印度大量输出人口“以夷制夷”的对象，绝不限于缅甸一地。《经济学人》周刊新近报道：自19世纪后半起，英国向其他英属殖民地大量输出印度劳工，这些印度移民的后代今天显著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组成，不仅冲击当地的政治，还成为印度沙文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利用对象，是值得注意的国际地缘政治新发展。
例如印度洋西部的毛里求斯，印度裔移民后代已经反客为主，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完全把持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并且是印度向海外扩展影响的重要基地。在太平洋的岛国斐济，印度裔已经接近人口四成，因而导致当地严重的种族冲突。在加勒比海若干前英国殖民地，印度移民后代与其他族群之间也存在深刻的矛盾。
我曾经指出：印度裔和印度教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印度得以通过“公决”，吞并原西藏属地锡金。在尼泊尔和不丹等国，也出现类似的“喧宾夺主”苗头。在毗邻西藏、不丹和原锡金三方交界处的中印洞朗地区对峙刚刚结束之际，切不可忘记英国殖民主义的这一政治遗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