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意识形态，倘若有暴力的支持，当然不用管受众是否听得进去，但如果没有枪杆子作为后盾，宣传上就必须更为讲究技巧，特别是对外宣传务必研究如何迎合受众心理。
宣传技巧分为两方面，一种是用话术挑动受众情绪，透过营造一种大家都是受害者的氛围来建立共同归属感。这方面 ISIS 颇有一套，像是请一位在卡菲勒 [1] 统治下，无缘办地下讲经班的新疆维族老头，在镜头前强烈控诉宗教迫害，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干一票；又譬如找几个小孩在游乐园拍摄「哈里发带来的盛世」，告诉大家要相信巴格达迪的领导，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年代较远的典范则有 1930 年代第三国际全球动员有志青年跑到伊比利亚半岛，「拿起爆裂的手榴弹，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把西班牙内战生生打成一场国际战争，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宣传战经典范例。
第二种方式，则是要特别讲究发言者的身分。
所谓的「身分」，指的是有些话不能由自己来说，得由中立方、甚至敌对方的人来说，才会更有效果。而苏联深谙此道，因此它一直偏好邀请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去做客。同样是胡扯乱说，由莫洛托夫 [2]、苏斯洛夫 [3] 之流来扯，显然不如由萧伯纳、罗素、沙特等人来扯更为动听，尤其当受众是那些囿于讯息封锁而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的西方人时。
1960 年，由于梵蒂冈总是以道义权威的身份，与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小兄弟对抗，教宗曾经谕令西欧国家的天主教徒别投票给共产党，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下令 KGB（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的情报机构）想办法削弱梵蒂冈的声望，能抹多黑就抹多黑。
既然要对梵蒂冈下手，与其污名化现任教宗，不如抹黑两年前去世的前任教宗庇护十二世。用安德罗列夫的话来说：「死人无法替自己辩护」。
不过，要毁掉梵蒂冈的名声，由苏联的东欧集团直接出面只会适得其反，毕竟全世界都知道梵蒂冈与苏联积怨颇深。十年前的闵真谛案的惨痛失败，更令 KGB 刻骨铭心。
1948 年，在苏联统一指挥之下，匈牙利当局以滥用外币、叛国等多个罪名，逮捕了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枢机主教。匈牙利宗教氛围浓厚，闵真谛本人又因反抗纳粹而声望卓著，是举世公认为圣贤一般的人物，假如一杀了之，成全了他的殉道理想，容易激发国际舆论反弹。
因此，与其处死他，不如毁掉他的名节，打破人们对这尊「偶像」的崇拜。
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Source: By Mieremet, Rob / Anefo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为了争取最有利的政治影响，匈牙利当局决定效仿 1936 年至 1938 年间的莫斯科大审判，为闵真谛举行一场公审，同时迫使被告人自己——也就是闵真谛在法庭上主动认罪，并将其叛国罪行的直接证据——附有其签名或由其起草的大量文件公诸于世。
可惜的是，苏联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一步。
闵真谛一案公审临近尾声之时，匈牙利权威笔迹分析专家苏尔纳夫妇叛逃到了奥地利，公开谴责当局捏造假案，顿时舆论哗然。
原来，在该案的操作流水线上，苏尔纳夫妇奉命模仿闵真谛的笔迹，伪造出大量闵真谛手写或签名的文件作为定罪证据。幸好这对夫妇良知未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用微缩胶卷拍下了制造假文件的过程，成功叛逃之后立即曝光了闵真谛遭到陷害的真相。
不管暴政来自纳粹德国还是苏联，闵真谛一生不懈反抗暴政。尽管他最终还是熬不过当局施加的各种折磨，被迫低头认罪，却反而赢得更多的同情与敬重，「义人受难」的伟岸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匈牙利秘密警察是 KGB 的学生，学生马失前蹄在先，作为老师的 KGB 岂能重蹈覆辙？
闵真谛案再度提醒 KGB，用自己人伪造的假文件去污名化敌对势力，很容易出岔子。要诋毁梵蒂冈，最好是将梵蒂冈内部的档案文件弄到手，在里面找些黑历史，然后借苏联毫无瓜葛的西方人之手发布出去，才能取信于天下。
对于 KGB 来说，抹黑是一门非常讲究的技术，要诋毁到要害上，需要适当的切入点。比如说你要骂东方不败，骂他宠信奸佞或滥杀无辜都是可以的，但你说他「强抢民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就显得荒诞了。
KGB 从梵蒂冈前任教宗庇护十二世身上找到了两个切入点，一是反犹，二是与纳粹法西斯狼狈为奸。二战殷鉴不远，这两条罪状可谓当时欧洲社会的高压线，不管是什么人，随便哪一条被证实都足以让公众的唾沫淹死，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KGB 的这场宣传战由于运作极为隐秘，很长时间内不为世人所知，如果不是罗马尼亚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世人恐怕永远无缘得知，KGB 以抹黑前任教宗打击梵蒂冈的高超技艺。
帕切帕是整个冷战年代背叛苏联东欧阵营的最高职级官员，时任罗马尼亚谍报系统的二把手，主要负责搜集经济技术情报，是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Nicolae Ceauşescu, 1918-1989）的安全顾问与心腹，在外事活动中经常随侍左右。
帕切帕一路从基层干起，在冷战年代的罗马尼亚重要对外谍报行动中，他几乎是无役不予。帕切帕在 1978 年的叛逃，对罗马尼亚国外情报网络堪称灾难性的打击，他所揭露的西奥塞古家族种种暴政与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也严重损害了领袖的国际形象。
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
帕切帕对西方国家反谍事业的帮助，以及对罗马尼亚政权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这一切我们很难淮确评估，但或许可以从事后，西奥塞古对官僚体系的整顿管窥一斑：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三分之一的成员被降职，22 名大使被撤换，10 几名情报官员被逮捕，并且有几十人从此再也没有露面。齐奥塞斯库至少派出过两批暗杀人员赴美处决帕切帕，可惜找不出美国人将帕切帕藏匿何地，只能无功而返。
那么，帕切帕为什么会知道苏联抹黑庇护十二世的具体情况呢？
实际上，帕切帕也仅仅参与实施了整个行动的第一步。战后东欧各国的谍报机关无一不是在 KGB 扶持下建立起来，KGB 可以说是既当爹又当老师，在冷战初期，父子之间——或者说师生之间合作，一起搜集西方国家的情报是很常见的事。
50 年代末，帕切帕奉命派驻西德从事谍报活动，公开身份是罗马尼亚外贸公司驻法兰克福代表处副主任，但其实负责的是搜集工业科技情报与交换间谍。在此之前，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学习苏联老大哥好榜样，藉口梵蒂冈利用教会机构为中情局的间谍提供掩护，和梵蒂冈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已经好些年没有往来。
不过，帕切帕曾经奉命用一位惨遭迫害的主教，换回两名在西德落网的罗马尼亚间谍，与梵蒂冈方面的人有所接触，KGB 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临时「征用」帕切帕。
接下来，在 KGB 授意之下，帕切帕赶赴瑞士日内瓦，与梵蒂冈的国务卿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枢机主教（Agostino Casaroli, 1914-1998）接触，假意透露罗马尼亚政府有意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要求双方展开进一步洽谈。随后的谈判中，帕切帕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提供一笔 10 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二是允许几位罗马尼亚神职人员到梵蒂冈的档案馆里找些原始档案，为罗马尼亚政府的外交转向提供依据。
当然，重建邦交不过是个幌子，第一个条件也只是虚晃一枪，用来消除梵蒂冈的疑心。
一般看来，KGB 编造的理由不算太高明，但梵蒂冈方面却毫无怀疑，卡萨罗利主教当场就将帕切帕的两个要求满口应承下来，只是表示贷款的金额和条件需要深入协商。于是乎，双方开始就贷款事宜进行漫长而乏味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三位罗马尼亚天主教神父获淮进入梵蒂冈查阅教廷的历史档案。不过，这三位神职人员实际上都属于受罗马尼亚情报机构控制的「红色神父」，他们借此机会用相机偷偷拍下了几百份有关庇护十二世的原始文件，并将胶卷上交 KGB。
据帕切帕回忆，这些文件里其实没有可以用来证明庇护十二世反犹、或是勾结纳粹的丑闻，也没有其他见不得人的东西，以流水账和外交辞令居多，内容稀松平常。直接拿这些文件搞个大新闻，显然不大现实。
KGB 的诡计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一来要归因于梵蒂冈比较单纯，对间谍活动的警惕性不足，二来也跟 60 年代梵蒂冈的外交政策脱不了关系。另外，国务卿卡萨罗利主教高度赞赏当时西德政府以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为核心的所谓「东方政策」，他本人非常喜欢秘密接触东欧国家的官员，频频释放善意，恨不得用自己的满腔似水柔情感化对方，为此背上了「亲苏」、「左倾」的骂名。
这次帕切帕主动找上门，对他来说无异于打破僵局的大好机遇，可谓正中下怀。而卡萨罗利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另有一番解释，他声称自己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无好感，只是希望通过缓和梵蒂冈与它们的关系，减少它们对教会的敌意，改善铁幕背后的宗教界人士的处境。
帕切帕只是介入了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配合 KGB 获取原始文件，后续行动他并未参与，但因为帕切帕和他的下属任务完成得实在太出色，KGB 老前辈伊万・阿基扬（Hovhannes Khachaturi Baghramyan, 1897-1982）将军后来特地飞到罗马尼亚，以长者之尊，亲自向小兄弟们致谢。
伊万・阿基扬以制造假情报欺骗敌人的专长扬名于谍报界，此次污名化教宗堪称其代表性杰作，正是从兴致勃勃的伊万・阿基扬口中，帕切帕得以了解这项行动的后续进展。
1963 年，德国编剧家罗尔夫・霍夫特（Rolf Hochhuth）的新作《基督的代表》（Der Stellvertreter）在西德的柏林人民剧院上演，迅速引起轰动。该剧以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教宗庇护十二世对此的态度为故事主线，剧中的教宗只关心战火有无波及自家财产，对犹太幸存者的求助置若罔闻，而且与纳粹如胶似漆，支持纳粹的屠犹暴行，完完全全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猥琐懦弱的卑鄙之徒。
罗尔夫・霍夫特（Rolf Hochhuth）
这个剧本很快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相继在伦敦、纽约等地公演，一时之间，庇护十二世的丑恶行径成为了欧美大街小巷尾热烈讨论的话题。该剧的影响力令人砸舌，不光主导了大众舆论的风向，而且直接推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此后几十年间，相关书籍、文章、影视大量涌现，使得教宗在二战期间的表现成为一桩争讼不休的历史公案。要知道，尽管当时欧美民间确实有些许质疑教宗战争期间未能主持正义的声音，但也没有上纲到「为纳粹抬轿子」的高度。
《基督的代表》一据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是投放平台的关系，柏林人民剧院影响力巨大，且赞助了该剧的首演，否则光凭霍夫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要想吸引观众恐怕很难。其次是时间选得妙，60、70年代正是欧美青年最叛逆的时代，流行解构传统权威，用帕切帕的话来说，「人们总是更喜欢交流伟大人物的负面八卦」，《基督的代表》的上演显然迎合了这种大众心理。
而最重要的一点，则必须归功于 KGB 幕后的运作。
不同于一般的戏剧，《基督的代表》给人一种人直逼学术著作的真实感，其剧本末尾附有 40 到 80 页不等（各个版本有差异）以梵蒂冈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学术注释，作者霍夫特十分得意地在访谈中扬言：「事实就摆在那里，满满四十页包含了原始资料的注释，就在剧本后面，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写上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看上去非常可靠的资料，《基督的代表》的影响力必然难以持久。
由于帕切帕将军的揭露，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基督的代表》实际上是 KGB 的一项杰作，目的在于彻底败坏梵蒂冈的声誉。
它所引用的所谓档案资料，无非来自帕切帕麾下三个红色神父从梵蒂冈窃取出来的文件，只不过中间经过了 KGB 的简单加工。整个故事框架，也出自 KGB 之手。作者霍夫特不过是一枚负责在台前活动的棋子罢了，此人与苏联或东欧国家一向毫无瓜葛，而且没没无名，他的身分不会使西方社会怀疑到 KGB 头上，无形中提高了剧本的可信度。
尽管霍夫特在《基督的代表》的整个制作生产线的贡献最小，他还是凭借该剧走上了事业巅峰，且名利双收。霍夫特声称，这些学术注释背后的档案文件，都是他亲自在梵蒂冈暗访一位神父所得。这套说辞当然纯属胡扯，即使是帕切帕手下的那三个罗马尼亚红色神父，经卡萨罗利主教的授权得以查阅梵蒂冈档案，他们都没有机会与档案管理人员交流。
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基督的代表》的导演艾尔文‧皮斯卡（Erwin Piscator）多早年是德共成员，跟苏联文艺界有较深的渊源，战前与苏联作家不乏合作，纳粹上台后，他在苏联躲了好几年才跑到美国。
说来十分有趣，该剧剧情本来明明与卡廷大屠杀八竿子打不上，剧作家却强行植入一段突兀的对话，借剧中一名犹太孩童之口，强烈控诉纳粹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人，「德国人都是不可信赖的，人一定是纳粹杀的」。这不大可能是剧作家本人的无心之失，据帕切帕推测，更可能是因为苏联战后要求利用各种公开场合为卡廷事件洗地，把这口黑锅扣死在纳粹德国头上，所以 KGB 才不得不在剧本里画蛇添足，掺入一段无关情节发展的对话。
那么，庇护十二世是不是真的像苏联宣传的那样，与纳粹德国狼狈为奸，漠视犹太人的苦难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整个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表面上恪守一贯的中立立场，不偏袒哪一方，其所作所为，绝非乡愿二字所能概括。事实上，教宗说得少做得多，尽力利用貌似中立的立场和有限的道义权威，换取更多帮助同盟国与犹太人的机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指责教宗冷酷无情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二战时庇护十二世确实在保护犹太人方面有巨大贡献。梵蒂冈虽然无力阻止纳粹在国内推行反犹政策，但仍然竭尽所能，用尽各种方式救助犹太人，像是向义大利、匈牙利等国的政府施压，劝它们不将犹太人交给纳粹手里；或是在德军占领罗马期间，教宗指令罗马附近的修道院，打破男女界线，一律向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曾任职以色列驻米兰领事的拉皮德写了一本题为《最近三任教宗与犹太人》的书，认为庇护十二世直接或间接地輓救了 86 万犹太人的生命，梵蒂冈给予犹太人的帮助比西方任何人道主义组织包括红十字会都要大。
教宗庇护十二世（Venerabilis Pius PP. XII）（Source: wikipedia）
1942 年圣诞节，庇护十二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矛头直指纳粹，尽管他没有对批评对象指名道姓，但内容之露骨，足以让时人心领神会。「新制度是错误的，无法预见它们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放眼全欧，恐怕最新的制度就是纳粹建立的法西斯体制了。教宗强调「自然赋予家庭优先于国家的地位」，也与纳粹宣扬的国家至上理念格格不入。至于「千千万万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或种族就被判处死刑或遭到逐渐灭绝的人们……天主认为一切民族和种族都值得受到同等的尊重」一节，显然只能是指受难的犹太人。
有趣的是，后世未曾经历战争的年轻人读到教宗这份声明，往往免不了轻佻地指责庇护十二世的态度不够明朗不够强硬，但当年纳粹铁蹄下的民众与沦陷国的流亡政府，大多对教宗心怀感激。
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更是认为教宗字字句句近乎公然挑衅，「他实际上是在指控德国人对犹太人肆行不义，从而使他自己成为犹太战犯的代言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此特地向教宗传话，假如梵蒂冈放弃中立，「德国不排除报复」。梵蒂冈甚至偷偷帮助德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向同盟国传信，打听停战的条件。梵蒂冈的对立情绪流露得如此明显，以致于德军占领罗马期间，希特勒一度考虑将庇护十二世绑架，带到柏林当人质。
不可否认的是，纳粹上台之初，梵蒂冈确实态度较为暧昧，在梵蒂冈眼里，苏联才是人类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威胁，德国不失为一座抵抗苏联势力侵蚀的堡垒。无论如何，纳粹的纲领至少还明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且希特勒为了争取国内两千多万天主教徒的支持，有意笼络梵蒂冈。
90 年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放出风声淮备册封庇护十二世为圣人，却引发舆论的广泛抗议。美国的犹太人权组织——西蒙魏森索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创办人兼主持希尔（Rabbi MarvinHier）长老说，「庇护十二世如果封圣，将是对历史的巨大扭曲」，他认为教宗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袖手旁观。「大难来临时，有人起而对抗暴君，庇护十二世则完全没有」。
反倒是与庇护十二世同时代的许多犹太名人，像是以色列首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首任外长摩西・夏里特、比英国撒切尔夫人更早享有铁娘子之称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等，都盛赞庇护十二世及时向犹太人伸出援手。
换句话说，至少在二战结束之初，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并没有被人们一边倒的质疑，主流的舆论充分理解、同情他面对纳粹德国时的「软弱」，同时也高度肯定他在救助犹太人时所展示出来的慈悲与勇气。直到《基督的代表》一剧搬上舞台，KGB 这只无形的手愣是在传媒界、文艺界、学术界搞出一桩大新闻，庇护十二世的道义光环才逐渐消退。从这个角度来看，KGB 策划的这场宣传战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成功。
庇护十二世
关键在于，庇护十二世并非身处中世纪，罗马教宗的权威早就不足以约束世俗政权，三个亨利四世在雪地悔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梵蒂冈对有强大军力的纳粹党徒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手段。我们也无法苛求手无寸铁的教宗冒着彻底激怒纳粹的危险，对希特勒或天主教国家里的亲德领袖处以绝罚。衡诸彼时历史情境，庇护十二世其实已经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极致。
人们可以批评庇护十二世做得不够好，却没有理由指责他是作恶者的同谋，要求他为纳粹的暴行承担责任。匈牙利公审闵真谛时，庇护十二世倒是愤然宣布惩处该案所有经办人员处，然而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庇护十二世的生前，国际社会便也有质疑的声音，更别提苏联及东欧社会对他的攻讦了，但教宗不置一词，保持沉默。「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真相逐渐清晰，庇护十二世的清誉正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那个不择手段将其污名化为纳粹帮凶的红色帝国，早已经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基本上全盘沿袭苏联的相关说法，认定二战期间梵蒂冈与纳粹法西斯狼狈为奸，极尽批判之能事。
[1] 卡菲勒是阿拉伯语中「拒绝者」、「忘恩负义者」一词的音译。是伊斯兰教用语，与穆斯林（阿拉伯语：مسلم，顺从者）相对立，特指对神的否认和隐昧者，即不信神者。类似于基督教用语中的异教徒。
[2]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俄语：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 1986）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3]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 1982年），苏联政治家，长期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参考资料：
段琦，《梵蒂岗的乱世抉择（1922-1945）》，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
陆象淦，〈20世纪一桩未了历史公案——二战期间教皇是否同纳粹狼狈为奸?〉，《国外社会科学》2(北京，2001):40-46。
O’Shea, Paul. A Cross Too Heavy Pope Pius XII and the Jews of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acepa, Ion Mihai. and Rychlak, Ronald J.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Inc, 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