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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中南海，中国政府的法令往往就不被重视了。 |
在我作为一名驻北京和上海的财经记者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年当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的感知发生了微妙变化。数十年的快速增长被视为“奇迹”，中国经济的持续上升也被当成“必然”。今天，中国看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成为技术巨人，甚至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这样的假设显然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
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依靠债务的迅速积累。产能过剩、浪费和机能障碍似乎成为体制通病。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构成了经济上的挑战，而中国对此准备不足。但这一切是否真的攸关紧要？这个问题在我做记者期间始终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人们不断预言中国经济即将衰退，但它却坚持不倒。在过去40多年中，每当面临看似无法克服的经济问题，中国政府都会改革它经济成功的路向，并让人们的预测落空。
这让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一种信念，即认为中国经济有它的独特性，认为那些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出现危机、衰退和经济减速的经济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较弱的。这种观点源于人们相信中国政府不仅有意愿、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无出其右的控制，而且经过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技术精英之手，中国政府已经使良好的经济管理制度化，能在追求增长高于一切的同时做出坚韧不不拔的决定。
但这并不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在我做记者的2005年到2015年，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改革使然，而是因为政府希望并且能够掩盖问题，同时采取权宜之计。虽然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但这些改革总是受阻、被避开，并在体制底层有选择地被执行。
对我来说，最能解释中国各级权力机构关系的一句话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翻译起来大意是“上面有政策，但我们在下面有自己实施政策的办法”。这一表述概括出中国经济的魔力与悲剧。在一个极度官僚主义和政治化的社会中，把事情做成，靠的是人们对相互矛盾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施展平衡术。换言之，成事要靠人们创造性地绕过规则。往好里说，这种心态让地方政府得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执行上峰下达的指示，然而，这也是修复一个千疮百孔体制的最大障碍。
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系统。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刺激经济，让银行提供大量新贷款。一年后，北京决定结束刺激政策，银行贷款速度放缓，但是，仍然开足马力运转的经济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至少在最初，这对金融体系之外的有所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实际情况是，银行利用信托公司（这些公司很快成为影子银行体系的核心支柱）把它们的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抹掉了官方银行统计中的贷款记录。这样，信贷依然快速扩张。一年后北京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但它却影响了后来的十年。银行体系的信贷额越来越大，因为影子银行阳奉阴违，不断用新办法对付旨在控制它们的每一项新法规。类似的动力也让地方政府借贷不断膨胀，虽然一再弹压，但产能过剩问题仍不断恶化。
某种程度上，高层领导人指责是“既得利益者”在阻碍改革。“既得利益者”常被用来简单指代腐败，但其实远不止于此。改革存在障碍是因为很多人从现状中获益：他们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受益于获得政府资源，受益于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特权作用。由于政府担心经济增长受阻，或出现不稳定，机构和个人可以借此捍卫自己的特权。最终，这个政府将没有权威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北京正试图恢复中国经济独特性的基础。过去一年，有实质意义的经济改革已经开始生根，金融风险和工业产能过剩终于受到制约。但习近平实施的最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改革并不明显在于经济，而在于他努力集中政治权力。他加强了党的纪律，让党对政府和经济有更大的权力，并把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提高了地方政府蓄意阻挠改革和有规不依的代价，使来自顶层的改革成为可能。
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但我们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会贯穿始终。大量低劣的官方数据意味着我们无从了解北京试图清理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们也不了解，尤其是一旦改革开始掣肘经济的增长，北京将如何把经济改革付诸实施，以及北京将如何彻底铲除既得利益者。我们不知道，被北京誉为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产业，特别是电动车、机器人和半导体等技术先进产业，是否在北京试图摆脱由债务驱动增长的时候，有足够的能力拉动经济，更何况这一战略已经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紧张加剧。
本世纪理当是中国世纪，这是中国历经40年的艰难改革与牺牲取得来之不易繁荣的结果。它仍有可能实现，但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一代领导人能否让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再现魔力。
迪尼•麦克马洪
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旗下智库MacroPolo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