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慌，再度击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称，近期查获一批生产记录造假的狂犬疫苗，已要求吉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这批疫苗生产企业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药品GMP证书》，责令其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并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随后又有消息指，长生生物2017年被发现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而这25万支疫苗几乎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库存中仅剩186支。7月21日，一篇关于疫苗问题的长篇文章在网络刷屏，彻底点燃人们心中的担忧、愤怒、焦虑甚至恐慌。
造假是社会恶疾，在事关国民生命的领域造假，当是恶中之恶；造假产生的社会性后果，如对社会信心的伤害、对行业的冲击，更是远超个案本身的。奶粉业从“三鹿事件”后就一蹶不振，已是前车之鉴。而在近年屡屡爆出疫苗问题之后，相关方面除了应当尽快给公众一个清晰的说法，对问题本身予以真正的彻查，在修复“社会性损伤”方面，恐怕还要着力更多。
而一支支问题疫苗，更在揭开困扰全社会的“造假”伤疤。
造假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问题，并且似乎无孔不入。而不管什么领域，但凡沾染了这种病毒，并在某一次造假中获利，就会加倍造假。比如看上去情节最“轻微”的考试作弊：一次抄袭成功，没有被抓到，则下次显然不会再好好学了。逻辑很简单：反正我采取走捷径的方式也可以“成功”，为何我还要那么累？为何我还要付出那么大的成本？
药品造假背后是利益驱动，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因其最大的一个表征就是营业额非常庞大，毛利率甚至比茅台还要高；监管的疏松，更纵容了这种利益驱动，个别领域甚至有权力和资本共谋的嫌疑。
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社会学上有个概念，叫“社会解组”，说的是“人们愈是脱离整个社会，就愈易于违反社会的准则。在社会中人们愈是彼此缺乏联系，社会解组的程度就愈高，越轨行为就愈多”。造假是典型的“社会解组”。造假者为了获取非正当利益，采取一些不负责，危害极大的举措，导致某种非正当的竞争，最后结局就是百姓受害；长此以往，“劣币逐出良币”成为必然。
造假者显然不在社会准则下行事。他们脱离法律和道德的准则而无法无天。但脱离社会准则的不只是造假者。在屡次三番的造假事件面前，有太多人、太多方面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认定“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一个社会缺乏某种集体性监督角色。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甘于去做鲁迅笔下的“看客”，但有的时候，现实似乎在告诉人们，做“沉默的大多数”，才能更好地留住手中的东西。
而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造假者完全可以不遵守规则，获利无数。他们抱着只要“不出事”就好，而一旦出事，再依靠手段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花钱买平安”或是“真诚的道歉”等一系列的套路来应对，甚至是跑路拉倒。
百姓当然会问，道歉值几个钱？你会给自己的孩子喂假奶粉吗？你会给自己的孩子打假疫苗吗？但问归问，“真诚的道歉”——其实是貌似真诚，实则避重就轻的公关书，仍是许多造假事件中后续应对的首选方式。
许多造假者身上的投机主义心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和相信能够“摆平”的思维，导致他们即便冒着巨大风险、甚至不顾生命伦理，也要去做一些严重的越轨之事，以换取超乎寻常的利益。一旦这样的行为没有受到足够的法治、行政、经济和社会舆论约束，他们就会屡试不爽，愈演愈烈。这正是社会解组的表征。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大家都不在一个社会准则下，因此导致造假行为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解组。而社会解组，会导致造假进一步增多。
社会解组有其自己的特征。有学者曾归纳出这么四条：“第一，社会机能因社会成员的不介入和不使之形成作用而出现混乱；第二，社会成员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不一致，产生了混乱；第三，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感消退，相互不信任感增强；第四，社会中盛行物质享乐主义思潮”。
假疫苗事件，因其性质过于恶劣，引得“人神共愤”，成为舆论场上绕不开去的公共议题。某种程度上，这还算一件“不幸之幸”。而今天，有太多看上去“不那么严重”的造假，被社会成员轻轻放过，导致造假者的有恃无恐、社会规则的形同虚设。久而久之，个人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和价值危机，这种价值危机会进一步衍生为一种倾向，即更在意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偏物质主义层面的满足，也就是古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和今人说的“小确幸”。至于其他，两个字——再议！
更为可怕的是，很多物质的追逐，本身就是不择手段，只求目的的。这样的情景之下，社会解组会进一步加强，无疑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造假是窥视社会解组和加剧解组的一个窗口。一旦造假增多，则社会解组就越严重。所以，要想遏制造假的问题，则就需要建立规则和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舆论的压力非常重要，但治理决不能单靠舆论。真正重要的，还是一套管用、奏效且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就是制度化的解决模式。
按照社会解组理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准则下让社会成员和法律产生关系，从而加以预防和遏制。对造假来说，其实很简单：首先，有没有法？其次，有没有监督？最后，一旦出现问题，能不能依法严惩？
众所周知，我们并不缺法——这个法，即包括针对食品药品或其他特定领域的法律法规，也有更普遍的法律规范。那么，更紧要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已有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政府监管到位了吗？群体性、社会性监督得到鼓励了吗？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到捍卫了吗？有碍社会公正的因素——比如人们担心的“保护伞”——得到清除了吗？
回答了这些问题，方能挽回社会信任，解组了的社会主体，才能重新在规则内建立联系。单靠舆论，真的不是长久之计——疫苗问题终于被点燃了，那么更多没有被点燃的社会问题又该怎么办？生活在社会里，难道真的要像踩雷一样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