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民营经济的忧虑又起。9月13日，人民日报评民营经济称“只会壮大、不会离场”，并呼吁“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家群体更应该不为流言所动，相信国家政策的稳定性，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民营企业生存发展问题突显。而同时，借助各种优势，国资得以不断壮大。单是上市公司层面，根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有近20家上市公司发生高比例股权转让，引入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对此，公众甚至出现“国退民进”的情绪性恐慌。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上述现象？又如何切实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新记者采访了曾深度参与深圳改革的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近年来，国企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发展也是张思平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国资相对于民企的优势更加突出
财新记者：近期，国资大规模接盘民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哪些背景？
张思平：上市公司之间的重组、整合、收购等，是较为常见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入股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收购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收购国有企业，都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也符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最近出现这种情况，又有着比较明显的背景和特殊的环境。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随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经营成本，包括销售市场、进出口等，总体是在恶化，给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带来极大压力，这甚至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去杠杆是重要因素之一。2017年之前，去杠杆效果事实上并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近两年开始加码，初见成效。我认为，当前去杠杆应该主要是降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政府负债率很高，一些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难甚至危机，国有企业的杠杆负债率也很高。民营企业方面，个别企业杠杆率很高，尤其是扩张比较快的企业，但是，一般的民营企业比如深圳的民营企业负债率并没有那么高。
不过，由于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实际操作，去杠杆并没能够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方面真正发力，反而是民营企业杠杆率降了下来。9月13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积极信号。
国有企业一般有政府背景，有系统性的优势，对于银行来讲，会认为给国有企业放贷安全性更高。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会被认为风险过大，据我了解，在深圳，很多民营企业还了银行旧贷，银行可能就不再批新贷了。有些过桥贷款，都不能实行了。失去正常的流动性，给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才看到，很多国资入股的企业，往往伴随着流动性问题，而并非经营不下去，甚至也不是没有利润。
财新记者：不过，民营企业寻求买主，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是不是可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国企的优势越发的明显？
张思平：当然，民营企业选择让国资接盘，肯定也是出于各种目的，除了缓解流动性危机外，比如，有的可能是为了发展需要，有的可能是为了套现，也有的是出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不过，根本上可总结为两点，一是民企经营环境恶化，一是去杠杆对民企打击过大，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等，但是，目前的金融运行体系以及政府运作体系，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民企出让股权或控股权，多为无奈之举。
从国资或国企方面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其相对于民营企业的优势其实是更加突出了。除了对部分重要产业的垄断之外，还有政府的强大支持，甚至特殊的政策支持。金融体系对国资或国企的支撑力度也很大，无论是贷款的数量还是利息，据估算，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起码要高三分之一。因此，相对来讲，国企比民企有更大的优势。
“国进民退”忧虑何来
财新记者：有人认为此时国资出手“抄底”，实则是新形势下的“国进民退”，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国资出手，正是为了做大做强，增强自身产业优势，实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你怎么看？
张思平：由于民企多是处于竞争领域，国资或国企大规模入主竞争领域的企业，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从技术上讲，资金入主本身也许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从全局来看，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国进民退的忧虑，也未必有利于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
根据中央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针，国有企业应该主要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于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决策体制其实并不具有优势。
当然，国资或国企入主民营企业，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有的属于正常的收购、重组等，也有的是一味追求国企的资产化率，或者只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要求，一味追求规模。个别也可能是出于政府指令，地方政府并不希望当地上市企业退市，等等。总之，原因很复杂。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国资或国企依靠政府和金融强有力支撑形成的优势，使得其在现有条件下有能力也有实力来完成这些行为。
财新记者：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颇为矛盾，一方面，部分民企确实经营困难，可能需要国资出手“解救”，另一方面，在国资出手民企的背后，又是民企生存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包括融资难、税负高等。
张思平：之所以出现上述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一些关键问题亟待解决，我简单将其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绩，主要取决于处理这两大基本关系的决心和智慧。当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保障，国民经济往往得以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没有“更好发挥”，而是政府的作用不断强化。
政府仍然掌握着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重要资源，这些本应由市场调配的资源并非通过市场配置，有的由政府直接配置，有的由政府通过国资平台（载体）配置，因此，也就形成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扩张的格局。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两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有经济，坚定不移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在民营和国企发展关系上，这些年来，出现了一定偏差，国资或国企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强势，而民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甚至出现国强民弱的格局。
财新记者：国资或国企入主民企后，如何做到既参与管理，又能保障民企本来的优势？
张思平：民营企业让国有企业入股或控股，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同时，国企无论是在国民经济的定位，还是国企自身的决策、经营以及分配机制，在竞争领域，并没有优势。
所以，国企入主民企后，我认为有必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无论作为投资者，还是控股，应尽最大可能不要把国有企业机制延伸或者照搬到民营企业，破坏了民营企业本已建立起来的适应市场发展的机制。二是，现在的措施应该具有过渡性，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国有企业可以考虑退出。
三是，入主民营企业后，应该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于民企仍然保留的部分股权，应该给与充分尊重，无论其他市场主体剩下多少股份，在决策机制等方面都不能侵犯其合法权益，更不能趁火打劫。
当务之急是解决民营企业流动性危机
财新记者：你认为当前尤其应该拿出哪些紧迫的有力举措，缓解民营企业生存困局？
张思平：为民营企业提供各方面支持，是中央一直以来的重要方针，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很重视。结合深圳市的发展情况，分轻重缓急，可从近期、中期和长远三个方面入手。
近期看，恐怕要下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解决民营企业资金流动性危机，这是非常迫切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未来半年，民营企业恐怕会成批成批倒掉。民营企业融资难，银行无法贷款，还要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而且，随着民间借贷受到冲击，各种融资渠道都在不断收紧。当务之急，中央必须下决心解决民营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问题。
中期看，应该尽快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减税让利，减轻民企经营负担。减税让利中央已经提了很久，近期强调的也很多，但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负担和包袱依旧非常重，应该把国务院出台的各种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的文件真正落实到位，包括税收、社保、各种费用等等，让其有生存喘息的空间。
远期看，就是要建立起各种类型企业平等竞争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目前国强民弱的局面，不可长久。现在民企不是要求特殊待遇，而是求公平竞争。中央虽然也出台一系列文件，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落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果民营企业都垮掉了，中小企业都垮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又怎么完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如果说可以不要民营企业，那搞改革开放还干什么？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所有制、产权改革过程，是民营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尽管近几十年企业发展环境不是过于理想，但民营经济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跨过这条鸿沟，按照中央精神，实现平等、公平保护，中国经济才可能生机勃勃，克服当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财新记者：近日，关于国进民退的忧虑似乎又起，国企改革方向到底何在？你认为又如何打消公众尤其是企业家的这种疑虑？
张思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界定其实已经很到位，只是近年在具体的落实方案中，未必都很好贯彻了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比如，国企在布局调整方面，一些僵尸企业、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仍然存在于竞争领域，侵占着市场空间，造成国资的巨大浪费。所以，在国企功能、布局调整、机制转换以及发展方向上，还是要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如此才能真正打破对国进民退的忧虑。
事实上，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执政的基础，经济上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