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诗织出书《黑箱》，揭露自己被资深媒体人迷奸。（互联网）
日本女国会议员在议事厅内外高举#Metoo牌子，抗议财政部一高官对女下属性骚扰。（符祝慧摄／互联网） 国际特稿
去年10月，当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响应#Metoo运动之际，原本对性侵问题关注较少的日本社会，泛起了一阵涟漪。29岁的伊藤诗织是一名记者，她在《Black BOX》书中讲述遭迷奸的亲身经历，希望借此唤起遭性侵并长期压抑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揭发社会的不公义。此书出版近一年后，伊藤坦言，她的自白引来日本保守社会无情的“挞伐”。伊藤的遭遇，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同情，她的大无畏勇气激发了一些长期沉默者，让日本社会出现了细微变化——受害者选择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声；政府组织办交流会帮助性侵受害者；社会意识到如果要保护女性，人们对“女性政治”必须有所觉醒……
我不是受害者A，我是伊藤诗织。”伊藤诗织是一名记者，她以真实姓名撰著的《Black BOX》（黑箱），讲述遭遇迷奸的身心创伤，并指控日本一资深媒体人假借介绍工作而性侵了她。
此书于去年10月出版，当时正是“我也是”（#Metoo）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现年29岁的伊藤诗织在美国留学时，在打工的地方结识了经常去喝酒的日本电视台TBS派驻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告诉伊藤，若她想回日本就业，他可助她一臂之力。伊藤2015年从美国返回日本求职，并打电话约见山口。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原以为单纯的约会，竟然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场噩梦。伊藤在书中描述了遭迷奸时醒来所见到和感受的一切：
“我醒了，是被痛醒的。眼光先是投注在酒店的白色窗纱上，感觉到有很重的东西压在身上。脑里一片混乱，那不像是喝了很多酒后的感觉。最让我感到撕裂般痛的是我的下腹。我到底怎么了？我反复自问。那时，我应该清醒了，但我拒绝去思考，只是不断自问：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一个我无法接受的对象……”
当一切都停止之后，伊藤发现对方没戴避孕套。她说，她用尽力量反抗，憎恨得想把眼前这个人杀死。但那一刹那，脑海里有很多顾虑，害怕若她真的杀了人，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双亲。
伊藤事后有好几天情绪都极为混乱，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去告发。她不知道是否应当去报警，还是应当将事情深藏心底。在情绪逐渐稳定之后，她知道不能哑忍这种暴行，于是决定报警。但是，检方需要许多证据，比如血液和DNA检验，但事发后都已经没有了。伊藤没有放弃，毅然告上法庭，为自己讨公道。
伊藤在书中说，警方拿到了两人进入酒店时的监控录像，以此确认了事实，下令以“准强奸罪”逮捕山口敬之；可是，就在警方准备捉人的时候，上级却下命令中止行动。后来，检察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嫌疑人。伊藤自行入禀法院，也不受理。
警方调查取证过程如同“遭受了第二次强奸”
伊藤说，将书名定为《黑箱》，是为了质疑日本司法部门和警方在处理她的案子上欠缺透明度。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山口曾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过自传，有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影响了此案的处理。
伊藤并未因此而放弃斗争，她积极出席记者会，公开身份，坦然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她说：“将这件事公诸人前，才能看清性暴力的真实存在，我希望整个日本社会能一起思考这些问题，让性侵受害者摆脱被审视和被歧视的目光。”
伊藤揭露在诉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例如，检方在录口供时态度很消极，一直要求“证人”。伊藤说：“这是发生在房间里的事，很难有第三者的存在。”
此外，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她不得不在男警员面前，以人形娃娃为对象重演被施暴的经过。更有甚者，有警察竟问她：“你是不是处女？”
伊藤在记者会上说，报警后调查取证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如同是“遭受了第二次强奸”。
在诉讼过程中，曾有男警员提醒她：“你这么公开自己的受害经历，搞不好将来会成为你人生中的污点。”
伊藤为正义而战斗的过程后来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成纪录片，片名是《Japan Secret Shame》（日本之耻）。节目播出之后，伊藤收到来自英国数百封观众来信，这让她深受鼓舞，更有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伊藤：对性暴力受害者 日本社会缺乏同情与理解
《Black Box》出版了近一年，此书据悉也将翻译成英文。伊藤目前居住在英国，从事采访工作。
于7月7日发刊的日本《女性自身杂志》采访了伊藤，显著报道了她的经历。岂料在她说出了惨痛的经历后，却受到日本保守派言论的攻击。伊藤告诉该杂志：“我说出了事实，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些人认为我是为了博出名。”
在伊藤的眼里，日本社会对遭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仍然缺乏同情与理解。伊藤也在事后发现，“日本的女警人数太少，只占警队总数的8%，这或许是性侵问题无法获得司法理解的原因之一。”
伊藤的遭遇让人同情也感到愤怒，她的斗争令人动容，可是像她这样鼓起勇气告发性侵者的日本女性毕竟不多。
日本《女性周刊》三个月前，针对各国强奸案的举报为题，发表了一项报告透露，在119个国家里，日本的“举报”排名列第105位，几乎垫底。据日本内阁府提供有关性犯罪的统计资料显示，平均每15个日本女性当中就有一人曾遭遇强奸或被强迫性交。但是，受害者当中仅4%愿意告发追究；有75%表示“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
日本在战后提倡男女平等，在安倍政府上台后，更以“女性活跃社会”作为政策，提倡日本职场必须是男女平起平坐。但是，“日本是不是一个让女性容易发声的社会”，受到日本社会学家的质疑。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撰文指出，“日本或亚洲的女性们在受害后，大多数都选择沉默，是因为担心事件一旦曝光，就要面对周围的有色眼光。旧思想认为这类事是羞耻的，她们害怕会进一步受到羞辱。即便明白自己是受害者，也情愿把包袱强压在自己身上。封建社会的枷锁仍在，要站出来说出真相，并不是容易的事。”
上野也是日本少数深入研究二战中女性承受军事性暴力问题的学者，她在上月二战纪念日前夕，以《二战中的#Metoo》发表演讲时指出：“在战争侵害中，针对性侵害的证言最难收集。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二战中受性侵害的慰安妇们才打破沉默，她们其实就是#Metoo的先驱。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指证日军施暴。这个行动促使亚洲其他二战受害女性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这也是一个#Metoo行动。”
伊藤勇气告白激发受害者发声
随着世界多处出现#Metoo运动，伊藤的勇气告白在这一年内，确实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改变。
一些遭受性侵犯并长期压抑的受害者，开始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声。“我也是”运动更促使日本政治在这方面有了觉醒。日本一些地区开始关注这个课题，例如在大分县的政府部门，负责推动“男女平等”的部门首次设立特别小组帮助性侵受害者，上半年共有130名受害女性前往求助。
这个部门也举办性侵受害者互助交流会，让一些受害者说出痛苦经历。
上个月，受害者之一工藤千惠在大分县召开的性侵告白会上说：“八岁那年，我遭到了性侵，30多年来，这个阴影一直纠缠着我。新闻报道很少有强奸案，这是个很难看到伤害的案件，即便报道了，也只是以没人命危险一笔带过。但是，人们不会了解，遭受性侵所产生的创伤，几十年过去了都不会消失。”
专家：须提高赔偿金 鼓励女性勇于揭发
日本虽然没有所谓的“性骚扰罪”，但女性若勇于揭发，经司法裁定后仍可向加害方索取赔偿金。
按照公示内容，日本司法界规定了骚扰罚金，如：强吻罚240万日元（约2万9000新元）；要求女下属去开房罚金不低于300万日元。这些标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法庭针对性骚扰问题而定下的。
在这之前，据说有关的赔偿金还不足以让受害者支付律师费。
90年代后期，大阪前市长横山诺克于选举期间，曾在宣传车上调戏为他助选的一个女大学生，结果被告上法庭，被判赔偿1000万日元（约12万新元）。
日本企业里的非礼案更多，曾有一家公司的两名女职员因老板总对她们性骚扰，愤而将老板告上法庭，结果他被判赔偿受害人3000万日元（约37万2000新元）。
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目前正向司法界发出呼吁，主张提高性骚扰的赔偿金，鼓励女性发声。
熟知日本性骚扰司法程序的评论家若林亚纪指出：“如果要日本女性从性骚扰中解放出来，重要的就是要有公正的司法程序。日本当局应当通过立法，对加害者施以重罚，好让日本女性能更安心地活跃于职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