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当前很喜欢讨论“幸福不幸福”。我有时候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感到幸福的时期到底有多长？我们不是古人，没办法了解，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人感到幸福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攸关生活质量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中国。
无论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多少，无论城市建设得多么美好，也无论人们积累了多少财富，幸福感似乎还是不够实在和持久。即便某些人和某个群体感到幸福，但由于周边始终有不幸福的群体，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很容易被削弱、被动摇。每个人的幸福感可以独立生成，但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生存空间的影响。所谓更大的生存空间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整体现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感始终没有持久性。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一直不好，特别是边境地区没有可持续的安宁。今天依然如此，例如新疆、西藏以及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一直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表面上看，国家安全缺乏持续性，似乎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但实际上每时每刻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因为两者密不可分。
若执政者对国家安全总是忧心忡忡，他们自己就不会有安全感，就会导致治国思维难以做到心无旁骛，导致治国模式难以从容不迫，甚至导致防范内忧甚于防范外患。其结果是，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攘外安内，社会开放和公民权利自然地会受到约束。中国长期没有民权保障，公民社会进展迟缓，原因之一就是如此，最后的结果就是公民没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没有安全和稳定感，即便个体感到幸福，那也是不完整的幸福。说到底，一切的幸福都发乎内心。在一个自由度不高、公民权利缺乏保障、人民个性被长期压抑的社会里，幸福感自然是残缺的。
第二是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历朝历代都频繁地发生过战争，基本上都与土地直接有关。过去的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共内战，以及不同时代的土地改革，直到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都肇始于土地。但至今为止，土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乱象纷呈，衍生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都来源于土地制度的不稳定和不合理。立足于不稳定的土地之上，人心何来沉静？社会何来安宁？安居乐业又何从谈起？幸福感又何以落到实处？
第三个是人口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有正常有序的人口流动，这样才可以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不断进步。可是，至今为止，这种良性的人口流动模式还没有出现。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横向流动的无序。历史上，中国的人口要么是静止不变，被牢牢地羁于土地之上，要么是大规模的盲目流动，极度无序。若人口流动处于静止状态，那必然会导致社会缺乏生机，变成死水一潭；若人口流动无序化，那也必然会导致社会缺乏安宁。中国所经历的多次大规模人口流动，都不是自由自主的正常流动，而是被迫无奈的迁徙。一是战乱和朝代更替造成，比如杭州作为南宋国都，大量北方人口被迫迁徙于此，其实就是逃难。二是饥荒、灾难和疾病迫使人口大规模转移，这依然是逃难。到了现代，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居民被束缚在固定的工作单位，所有人都没有自由和自主流动的权利，实际上就等于人身自由集体性地被剥夺。这样会感到幸福吗？当然不会。
其次是人口的纵向流动受到限制。人口的纵向流动，其含意就是“人往高处走”，通过平等机会和自身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过去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发现和选拔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出身贫贱或富贵，只要自己努力都有机会去尝试。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因为它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改变现状、向上提升的机会。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由于社会本身不发达，选拔人才的标准过于单一和僵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渠道也太狭窄，所以受益者只是极少数。
在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为无数人提供了自下而上流动的机会，使得社会出现了活力和生机，使得现代化进程得以成功和持续。因此，现代中国人要比古代人幸福，感到幸福的人口比例也远远超过历朝历代。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纵向流动的过程中，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这又导致幸福感被削弱。
相比较而言，其他人群的流动状况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类人口十分庞大，影响到中国整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建设，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正当流动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离开落后的乡村，进入比较发达的城市就业。表面上，这是跨区域的横向流动，但本质上是一种纵向流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以体力劳动来改善生活状况，以创造财富来改善社会地位。在过去三十年里，确实有不少农村居民在这种流动中改变了生存状况，提升了社会地位，但大多数人依然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究其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摆脱不平等和歧视性政策的限制，包括劳动报酬不平等、居住权利不平等。因此，要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不只需要自主择业和劳动的权利，更应该让流动人口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第四是治国模式始终没有解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治国模式一直没有创新，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是社会进步一直被冻结。笔者可能说得比较过分一些，过去几千年，中国只有两个变化，一是改朝换代，二是季节轮替。到了帝王政治结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还是动荡不定。“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先进之士自认为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但终究还是不停地折腾。
中国还未找到最适合治国模式
直到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才开始出现一些建设性的变化，虽然三十多来跌跌撞撞，但却做到了坚持不弃，因而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可远的正确道路。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若要求富求强，就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反反复复地穷折腾，也不要指望有什么捷径可走。现代中国人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都要幸福，幸福人口的比例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脚踏实地地走路，而非整日沉浸于各种黄粱美梦之中，画饼充饥。
然而，在14亿人口当中，当前自认为生活美好的人还是偏少，甚至是太少。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感到不幸福，那么，少数幸福的群体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始终是危机四伏。
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就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治国模式？其实还没有，因为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还不能令人满意，不诚实、不廉洁、不自律、不自爱的官员更是令人心生厌恶。在任何一个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有归属感和自豪感，若人民不以自己的管理者而自豪，反而为他们感到羞耻，纵使某个时刻有幸福感，那也是一种苟且的幸福。中国很多富人把子女送到国外，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就表明对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信心，只能用转移和出走的方式来挽留和延续自己的幸福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搞城镇化建设，只要不出偏差，当然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正确选择。但是，中国的情形是这样的，官员的视野和能力参差不齐，不同地方官员在执行同一项中央政策时，很有可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结果。假若全国各地一哄而上，只看眼前之利，不避潜在之弊，那么，中国的国土上就有可能再次千疮百孔，短期看是发展，长期看就是破坏。中国的城市化再也不能在破坏中建设、在建设中破坏。中国的好山好水已经被糟蹋够多了，现在再也经不起肆无忌惮的折腾了，因为折腾带不来幸福。
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城市的发展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很多机会，但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包括环境被严重破坏，许多文化古迹遭毁灭，人文环境不再令人亲切，变得越来越陌生，乡愁无处可寻。在全中国，太多的城市都已经或者正在变成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看不到人生成长足迹的地方。几年前，我回到上海的母校，校园及其周边环境已经面目全非，归途中的热切骤然变得冰凉，似乎再也没有值得牵挂之处。若一个地方失去了值得牵挂之处，那么，幸福感也就空缺一大块。
中国人现在谈生活、谈美好、谈发展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因为人们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指城市生活，并不涵盖更加广袤的乡村。想一想，假若现代化城市被贫穷的乡村所包围，那就会使城市自身难保，饮水安全难保，食品安全难保，社会和谐难保。只有当乡村生活同时得到改善，城市的美好生活才有依托。当乡村居民长期被政策和体制所歧视、被当做二等公民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资格谈公平正义？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切终于开始改变。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