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前天在天津静海找到一处被执法人员端掉的传销组织窝点。下水沟渠内部可看见不少传销人员留下的垃圾物品。（林子恒摄）
天津●打击传销
传销组织对诱骗的年轻人进行魔鬼般的洗脑“培训”，并对他们非法禁锢、折磨等残酷行径，最近因“李文星案”而被放到社会聚光灯下。
去年的某天，天津市静海区出租车司机苏师傅和往常一样，在上三里村路边等着“滴滴出行”为他派单。
三名男子正朝他的方向走来，其中一人到了车旁，停下来蹲下身系鞋带，另两人则悠哉地继续向前走。
“突然间，系鞋带的人啪的一下，开了车门就跳上了我车，一拉门，说‘师傅赶紧走！’”
苏师傅说：“他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他，没事，你坐上我车，就别怕。”
苏师傅表示，传销组织在静海区活动十多年，偶尔会有被非法禁锢的成员成功逃出来向村民求救。他本身就曾营救过十多名传销人员。
他告诉《联合早报》，上述年轻男子上了车后，另两人立即掉头，要阻止他把车开走。
他说：“我立刻把车窗摇上，车门一锁，警告他们滚蛋。”
苏师傅形容，两人一让开，他立即猛踩油门，往天津火车站飞奔去。一路上，男子心情还未完全平复，还一直往车后看，深怕传销组织的人追上。
传销组织诱骗年轻人加入、要求他们缴交巨额会员费、对他们进行非法禁锢、折磨等残酷行径，最近因“李文星案”而被放到社会聚光灯下。
23岁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在网络招聘平台求职后前往天津，7月14日却被发现溺水身亡。李文星的亲友怀疑，他陷入了传销组织并被非法拘禁。
大学生张纯（化名）的表哥也参加了天津传销组织，并经历过魔鬼般的洗脑“培训”。
张纯通过朋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形容，初到传销窝点的成员都会集中接受培训，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培训员通过打骂受害者，摧毁其心理防线和自我认同，让他们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她说：“这样猪狗不如的日子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受害者就会被击垮，彻底否定自己。”
一名曾参加过这类“心灵培训班”的女子也告诉本报：“心灵被击垮后，下一步就是重建信心。既然都猪狗不如了，要怎么办？只有传销组织、只有传销头目才能有人生希望！”
“他们拼命给成员分享传销成功的事例，让成员喊口号，进入一种痴狂、疯魔状态，达到对传销事业的极度认同。”
《新京报》前天随天津警方捣破其中一个传销组织窝点时就发现，屋内散落传销人员的笔记，上面写着“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句。
吃得像猪 睡得像狗
苏师傅说，传销人员过着非常艰苦生活。他形容，那是“吃得像猪、睡得像狗”的日子。
他指出，政府自去年起加强打压传销组织后，成员们已经很难租到平房，只能往废弃工厂、森林等较偏僻的地方迁移，生活条件非常差。
本报根据上三里村民的引路，在津浦铁道下的一个下水沟渠发现了传销人员的疑似窝点。
阴暗的沟渠非常窄小，只有约一米高、一米宽、四米长，地上的积水滋生了蚊虫，各类垃圾、衣物、旧鞋散落一地，沟渠外的树上也挂着几袋垃圾，显然曾有人在这里借宿。
苏师傅说，传销人员身上一般都很脏、有股异味。他们每天只吃两餐，每餐一个馒头。在静海区，两个馒头均价仅1元（人民币，下同，约0.20新元）。
苏师傅说：“做传销，没有一个胖的。我知道一个江西男孩，原本180斤（90公斤），参加传销一年后只剩大概130斤。”
在外人看来，传销人员过的是非人生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留下？苏师傅从逃出来的传销人员口中得知，成员们的手机、身份证和现金等都被没收，并且24小时被人盯着，很难逃跑。
也有人赚了钱不愿离开
然而，也有一些人尝到了甜头、赚到了钱，不愿意离开。
传销组织一般采用“人拉人”的运作模式，被带进组织的人缴交了会费，为了赚回成本，只能带进更多成员，发展自己的“下线成员”。
苏师傅说，他曾载送过一对来天津找女儿的父母，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儿，她却不肯跟他们走。
他说：“她在传销组织呆了半年，可能发展出不错的业绩，骗的人多了，也就不想离开了。这样的例子是不少。”
“蝶贝蕾” 九头目被铺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昨早宣布依法批捕九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九名嫌疑人于2010年8月加入蝶贝蕾，并逐步成为该组织在静海区的领导干部。
去年9月至今，其犯罪团伙在静海诱骗了400名受害者，涉案金额近490万人民币（100万新元）。
蝶贝蕾在实际运作中采用“人拉人”的方法，以推销产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资购买并不存在商品来获得会员资格，并且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同时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
报道指出，蝶贝蕾是一个规模庞大、等级分工明确的传销组织。该组织活动范围遍布中国多个省区，在全国有7000多名会员，其中有1600多人在静海，占总会员规模的近四分之一。
截至前天，天津静海区的三天扫荡行动共累计排查超过6500间出租房屋、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张贴了近1300幅标语，并向近2万户居民进行了宣传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