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恐怖清洗”七十周年之际，圣尼各老的圣髑回到巴里

莫斯科（亚洲新闻）— 7月28日，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里尔（Kirill）在送别圣尼各老的圣髑离开俄罗斯回到巴里时说，瞻仰圣人圣髑是特别的恩赐，尤其是在惨痛的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安放圣尼各老肋骨的圣匣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圣三一教堂（SS. Trinità della Lavra di s. Aleksandr Nevskij）启程，宗主教基里尔在为此举行的弥撒圣祭上讲道时强调说，“并没有人特意为一百周年安排这样的盛事”。

 

在两个月中，超过二百五十万朝圣者瞻仰了圣髑，正如宗主教基里尔指出，“重要的不是来瞻仰的人数，而是如今生活在一个当代国家的现代人不仅前来敬拜圣物，而且他们忍受了长达十二小时的排队，即使在风雨中也仍然坚持，没有一丝抱怨”。

 

7月28日，圣髑离开俄罗斯的启程日，正好也是基辅罗斯（Rus’ di Kiev）的受洗纪念日，从公元988年开启了东斯拉夫民族的基督教历史。宗主教基里尔的称号中含有“全俄罗斯”，他特别号召“为我们的人民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组成国家祈祷。为乌克兰祈祷，让他们早日结束内战，让怨怼和仇恨远离乌克兰人民的生活”。

 

俄罗斯东正教牧首还特别感谢了教宗方济各，感谢教宗促成让圣髑迁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供信徒瞻仰。用宗主教基里尔的话说，圣髑的存在“对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和解起到了任何外交努力都无法企及的作用”。

 

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是结果，而不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先导。正如几周前宣布的那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在八月正式访问莫斯科，并计划会见普京总统。在几天前发表的采访中，帕罗林枢机回顾了梵蒂冈长期以来试图与俄罗斯现任及前任政权保持建设性关系的漫长努力。

 

在谈到上世纪中叶圣座对前苏联采取敏感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时，帕罗林枢机回忆起184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罗马的旧事。当时沙皇由于家庭原因待在意大利（他的妻子在西西里疗养），他渴望拜谒教宗额我略十六世（Gregorio XVI），请教宗不要纵容当时在欧洲大行其道、后来爆发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沙皇担忧贵族精英统治的未来，也忧心自己的君权神授地位，觉得牧首君王合一的身份不可或缺。如今，在全球化的世界，各国也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新的“神圣俄罗斯”希望在梵蒂冈找到一个有权威力的同盟，抵抗当代社会的道德沦丧。

 

 

另一个令人悲伤的周年是与革命悲剧相联，警醒世人不要忘记世俗权力与圣坛结合将可能造成的后果，上个世纪在俄罗斯有着惨痛的记忆。1927年7月底，正好是九十周年前，在第一波镇压迫害浪潮过后最后一位未被剥夺自由的都主教签署了一份声明对苏维埃政权效忠。下诺夫哥罗德（Nizhnij Novgorod）教区的都主教谢尔盖·斯特拉果洛茨基（Sergij Stragorodskij）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他也等待着可能入狱的命运。自从吉洪·别拉文牧首（Tikhon Bellavin，于1917年当选为牧首制度被中断二百多年之后的首位莫斯科牧首）失踪之后，似乎整个俄罗斯教会都已注定要沉没入古拉格集中营的地狱之中了。在那种情形下，都主教谢尔盖顾不上所有被监禁的其他主教们的反对，他决定妥协，从那之后俄罗斯教会便试图效劳于无神论的苏维埃政权以求幸存，都主教谢尔盖本人于1944年被斯大林任命为牧首。

 

斯大林不仅是利用俄罗斯基督教的爱国心来对抗纳粹德国的侵略，他还利用教会来给自己的个人权力增添一抹神圣的光环。历史学家将此称之为“个人崇拜”，无他，这不过又是一场试图将独裁专制神圣化的美梦，从恺撒大帝时代起就以不同形式一再上演。有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加持，1937年7月底，这个格鲁吉亚的独裁者开始了“肃反”，即1937-1938年间的恐怖大清洗，古拉格集中营成为了吞噬数以百万计生命的绞肉机。这一个纪念日，在八十周年之后，也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建立一个新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基石，正如宗主教基里尔所说，一个战胜怨怼和仇恨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