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回来了，静悄悄地，就像1949年8月他静悄悄地离开一样。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内。他的墓碑上只简单地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我们多数人对于司徒雷登所知甚少，在中国，读过中学的人可能都在课堂上参与过对这个人的批判，“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美帝国主义”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它意味着声名狼藉、失败、虚伪。现在，“司徒雷登”的重新出现，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刹时间，这位平时只出现在语文课本上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网络上，扎堆的文章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这位我们耳熟却异常陌生的人身上。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其父司徒约翰，1869年来杭州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也随丈夫来到中国，她曾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创办女子学校。他们来
了，在这里生活，并葬在了这里——司徒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天水堂（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弄），会讲一口正宗的杭州话，1887年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因不会说英语而被人讥笑为怪物。大学期间，他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至神学院读书，立志献身于传教事业。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重又回到杭州，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905年，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他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08年开始在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9年1月，他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长达27年。他曾在北京西郊为燕京大学建造了一所美轮美奂的校园，不惜重金聘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
他为燕大所拟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把基督信仰的价值与教育的意义完美地融为一体，这也是他对教育的理解。这校训也不知影响了多少青年学子。他提倡男女同校，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1926年起，他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燕京大学立案后，于1929年改任校务长，负责筹集办学经费，并协同吴雷川校长主持校政。1922－1935年，他先后10次返美募捐。1936年中国教育部给予他一等褒奖状。
在他的努力下，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当时，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狠狠地讽刺挖苦了一番。
他回到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定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又遭受国务院的“禁言令”和麦卡锡主义者的骚扰，日子并不好过。后来，他患了脑血栓，致使半身不遂、失语。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逝。他在遗嘱里说：“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果可能，将我的骨灰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为邻。”临终前，他念念不忘为之倾付了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但是最终，他的遗愿未能实现。燕园不再，岁月把他和他的大学埋葬了。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生命中的黄金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为中国而奔波、忙碌，他的精力与热情也为中国耗尽，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这话一点也不为过。他以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与精神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他曾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办教育，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真理，争取自由、坚持自由、拥有自由，在自由中活出人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去服务他人；而他自己，不管涉足于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传教士，是一个基督徒。曾毕业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这样回忆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在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今天，当我们谈论中国与美国、中国人与外国人时，永远也不要忘记，曾有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为中国倾注了一生。
在来中国无数的传教士中，司徒雷登是特殊的一位，他逝世后唯一的愿望就是再回到中国，与中国人永远在一起。虽然他的归来之路走了很久，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毕竟，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司徒雷登总算可以安息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传教士，他们有的死在中国，葬在中国，而那些像司徒雷登一样在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们呢，他们又怎样才能再回到中国呢？在诸多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大多是介绍他生平的，但也有一些还在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我相信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对无数来中国的传教士的评价。看到这里，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与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们建立各种关系，不管是否出自诚心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毕竟大家可以坐下来，像朋友一般地做生意、谈伙伴关系，而对那些曾经为中国奉献了一生的传教士们却耿耿于怀，还给他们紧紧地扣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帽子。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有的中国人对历史真的无知呢，还是在他们的心中存在着对传教士根深蒂固、不可更改的偏见。
看到司徒雷登最终回到了中国，我想到了那无数的传教士们，我查了许多资料，想查出19世纪到20世纪基督宗教共有多少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查到；我想那数字肯定会庞大得让我吃惊。那些传教士中的大部分死在中国，而在1949年，如司徒雷登一样无奈地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曾经怀着基督的大爱，原想为这片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们献上一生的，他们现在魂在何处，他们最后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我发现，仅在1949年，服务于中国的外籍天主教神父就有6024人，修女5937人 。而比利时的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1865至1955年，共有679位会士来到中国塞外 。其中，在1910年至1930年，由于他们不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因斑疹伤寒去世的就有72位。他们都是来了不久就去世的，但这病症却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们来中国的热情。当我们看着塞外那一座座荒凉的坟冢，或者将视线投向北京大栅栏外成林的墓碑时，我想我们不该再对这些将一生奉献给这片土地的人抱有偏见。他们曾带着爱来到中国，急切地想将自己给予中国人。
基督新教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英国人，1886年来到中国。在云南，他为苗族人创造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文小学，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建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和足球场，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他的坟墓现在还在云南大山深处的石门坎。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3－1970），英国人，1930年只身来到中国，她在山西的阳城接受县长的任命，做解除缠足陋习的督察员，因为他们在整个县城找不到一个大脚的女人。同样是她，在日军侵华时，带着自己收养的一百多个孤儿从阳城徒步走了一个月来到后方西安。她死在台湾，安葬时，她的头朝向中国大陆……
传教士们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虽然有的人始终抱着传教士办学校是为了传教，甚至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可到今天，那些曾经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人中，也并没有出现 “汉奸”或是“卖国贼”。有很多人说传教士们办学校是为了传教，我不否认，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信仰是他们最为美好的东西，他们愿意将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中国人，这难道错了吗？况且，我们为什么总是仇视信仰呢，我们从来不愿去了解一下信仰背后的动人之处，只受着别有用心者的宣传，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固执地认为那是不好的。传教士们办学校，不仅给基督徒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样也为无数的非基督徒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教会学校里，不仅设有宗教课，更设有各种人文科学。传教士们重视教育，他们为的是开启民智，让更多的中国人有受教育的权利。正如林乐知所说的，“自东西交通以来，西人之至中国者，分几何类：若公使领事，若商人，若教士是也。至其日求有益于中国者，仅教士而已。故亟亟焉立教堂，讲福音，以益中国人之道德；立学堂，设编译印书局，以益中国人之智慧。试问，此等输入西国文明之苦工，公使为之乎？领事为之乎？商人为之乎？然则中国今日开辟之功，教士不为无力矣” 。
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796－798条议案上说：“任何传教区，依力之所能，当多设男女小学。任何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依其所能至少设立一中学，为培养学生入高级学校之准备。除此普通学校外，在每主教区内，依其所能，为勉力设立男女师范学校，栽培小学及中学之男女教员。” “两者两加（基督新教与天主教），1914年共有12000余所教会学校，学生总数约25万名。至于余日章在1915年所作的统计，更为惊人。他报告，当时教会在华的学校，计有小学5000多所，中学师范2000多所，大学36所，传道学校143所，工艺医学校90多所，学生总数达438927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有57267所，学生总数约163万名，仅依据前一项统计，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可见教会学校在整个中国教育事业中是一支庞大的势力” 。早在20世纪初，基督宗教在中国所办的盲人学校已遍布全国12个省，达29所之多 。在19世纪中叶，当中国人还在冷酷地溺婴时，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建立了孤儿院，来收养这些孩子们，他们甚至从孩子的亲生父母手中把他们买过来。1936年，当中国人自己在广州屠杀三四万麻风病人，还在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来处理麻风病人时 ，而早在19世纪20年代，基督宗教在中国创办的各类麻风病院已遍及9个省，达30所之多 。就像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太多了，我不能一一认识他们一样，基督宗教在中国所办的事业也太多了，在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
但是，对于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1949年后的中国人是怎样认识的呢？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
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些话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本书，是美国一位修女写的回忆录名为《湘西风云路》。其中讲到数位美国修女在中国湖南呆了数十年，照顾、培育那里的孤儿。当她们1950年代被驱逐出境前，“送”她们离开的中国人强迫她们下跪，向中国人谢罪。看到这里，我想起在1980年代末有人说过的令我颇为吃惊的一句话，“中国人，你不值得我为你献身！”而那些修女们最后跪下了，她们不是为谢罪，而是为自己在服务中国人时因人性的软弱而曾有过的疏忽与不足。
传教士们所做的一切，都已尘封在历史的冷酷与漠然中。那些在传教士所办的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们，有的竟起来揭露传教士们的“恶行”；那些在传教士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千千万万的人，一到了1949年，便差不多在中国完全隐没了。在非黑即白的逻辑下受着非黑即白教育的人们，将百余年来传教士们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只轻松地划在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签下，而那段历史，也似乎永久地被埋葬在中国百余年历史的风起云涌之中，了无踪影。人们不知道曾经还有过那样一批人，从遥远的国度跋涉到中国，把汗水、泪水与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只过去了百年，却漫长得好似永远一样，无从忆起。无数的人们只同一口径，见着猫就叫，见着羊就打。在恽代英一句“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狭隘又具煽动性的口号下，人们把基督信仰和传教士押送到批斗、敌视的高台上，怒目斜视，恨从中来。
从那时起，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如色盲一样具有选择性划几个圈，贴几个标签，扣几个帽子，就这样轻率而鲁莽地将过往的一切安置了。我们的历史就像太平间一样，冰冷瘆人。历史是鲜活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的生命与故事，对历史的认识决定着我们对现在的认识。我们对一切的了解都是通过历史而来的，要认识一个国家，我们要看它的历史，要认识一个人，我们也要看他的历史。相比对历史的认识，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显重要。庞杂繁复的历史事实，不是几个简单武断的总结就可以陈述清楚的，对历史的评价也远不是教科书式呆板僵硬的教条所能概括得了的，而对历史的选择性认识则更是致命的。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认识使得人们对历史的真相变得盲人摸象，残缺不全、偏执愚蠢。而造成这种对历史进行选择性认识的便是“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恰恰是人的无知与偏见。
由于数十年来的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在基督宗教的领域内，传教士与基督信仰在中国历史中的事实被忽略甚至涂抹得面目全非。在当下的中国，人们对待基督信仰的态度就像古罗马时的人们对待基督徒一样，充满了谣言、误解、毁谤、敌视、迫害。就像初期教会的护教者们所说的那样，他们这样对待基督徒不因其他，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一名称就是他们的罪行。想到这里，有点可悲，我们有些人的观念还在两千年前踌躇不前。
比利时的韩德力神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一次经历。韩神父说他有一次在中国乘火车，与临座的一个中国人聊了起来，他们谈得很起劲，那人问韩神父是做什么的，韩神父说他是天主教的神父。那人听后便马上停止了谈话，一直到下车，二人无语。
我有时在想，到现在了，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客观地来看待历史，为什么我们还要戴着有色眼镜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过滤掉，为什么我们不愿更客观地来对待传教士？中国在近数十年有了很多进步，有钱了，有影响力了，我们没有了曾经的压力与自卑，我们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国家，就算是以前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现在都可以视为朋友。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平等客观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传教士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发现传教士们对中国人所做过的一切，什么时候才能正视至今还依然存在着的基督信仰呢？
司徒雷登回来了，我那时还天真地憧憬他可以带回我们即丢失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带回无数传教士们在中国奔波、奉献的身影，遗憾的是，人们还是以“一贯”的态度与评价来描绘他。而那个庞大的传教士群体，依然沉睡在中国的历史中，埋葬他们的，是“标签”和“帽子”。
司徒雷登回来了，回来的不只是一抔骨灰，而是那个曾经对中国怀着大爱并为中国倾注毕生心血的外国人，是那个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人；他也将无数传教士对中国的热情与爱带回来了。同胞们看到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