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解释。
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信仰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了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中国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随着西学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巨变。1919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中国人开始考虑“今天我们信什么”的问题。信什么？作为个人，老百姓可以继续相信儒、释、道，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或民间信仰；但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家必须被端掉。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以此填补或置换原有的封建信仰体系。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被砸烂的封建传统的精神支柱面前感到迷惘，在各种新兴的“主义”面前感到兴奋与恐惧。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政客的无耻、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掠夺，加之旧有社会瓦解后的失序，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痛苦。“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此时，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介绍到了中国。从信仰的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正义、反对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政治主张，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命运是坎坷的，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发展在中国进行的并不顺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于中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存在着大量文盲、缺乏产业工人的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不合时宜。
毛泽东，应运而生的伟大政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理想主义与功利本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毛泽东没有把精力放在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上，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经过了曲折复杂、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达成了举党一致的共识，承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最具权威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向文盲为主的农民推行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极为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也许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而毛泽东却能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出红色根据地？其实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简化到了任何人都明白，都可以将其作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为之奋斗的──十分有吸引力的理由。剩余价值、政党、国家，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些过于深奥的概念。农民需要通俗易懂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既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成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拥有千百万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徒支持、参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当然，毛泽东是不允许加入了革命队伍的农民把信仰永远停留在给自己分得一块土地，为自己复仇的个人功利层面上的。有了信仰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需要把信仰的对象与目标及时地宗教化、神圣化。毛泽东知道要让红军不同于土匪，就必须让这支队伍有十分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必须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必须能够成为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高度宗教化。每一个红军战士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革命目标的正确性，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由共产党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是“无比美好”、“无比壮丽”的，是值得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与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人，必须完成从普通人到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在思想上接受和确立宗教化的信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无数人树立了新的“信仰”，明确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与追求”。“打土豪，分田地”不再是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而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不是简单地想要发财、复仇的普通农民，而是具有远大目标的、用革命信仰与理念武装起来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1949年，毛泽东依靠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英勇奋斗，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说，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主题词是“武装革命”（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的话，那么，这场持续了三十年的波及亿万人的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便是当时中国人政治信仰最好的表现形式，信仰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信仰的内容是“解放”；对于信仰的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毛泽东。这场革命有一个得到了千百万人支持的真实的信仰基础，有一个建立在这个信仰基础上的真实的追求目标，有一个能够使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有一支由怀着远大目标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坚强队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精神上、信仰上的胜利，这一切构成了中共1949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总胜利。相比之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成为千百万工农大众的信仰追求，国民党也从来没有把三民主义的宣传宗教化、神圣化。三民主义是个口号，不是信仰，更不是宗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治精英嘴上高喊三民主义，但心里却不信仰，行动上也不准备实行三民主义，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民党内，找不到几个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国民党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招摇做秀的旗帜。国民党的信仰基础与精神支柱徒有虚名，失去了信仰基础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必然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国家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的成功。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继续保持千百万人对革命的热情、对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不褪色，一直是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为此，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把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换成了“阶级斗争”，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并在政治运动中逐渐地把阶级斗争变成了这一时期凝聚中国人信仰的载体。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人民通过流血牺牲得来的天下，有可能被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重新夺走，这些日夜梦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企图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革命者必须狠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于阶级敌人复辟的危险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到六十年代的“四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始终处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之中。“七亿人民，不斗行吗”？不断的斗争需要不断的教导，毛泽东通过对革命目标与信仰内容的不断修正，始终掌握着对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的解释权。同时，毛要对党内各种“修正主义反党集团”不断开展清理斗争，同样需要千千万万理想主义者的参与，需要各级领导与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宗教化信仰，对革命领袖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式忠诚。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并率先开展以毛泽东为崇拜对象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是党内掌握军队领导权的林彪。林彪在军队中狂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因此当上了毛的接班人（林彪后来的倒台属于别题，此处不赘）。
196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预演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阶级斗争风暴的最高潮。中国沸腾了，中国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海洋。在这个红海洋里，资产阶级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彻底打倒了，亿万人民把革命的目标提到了“解放全人类”的空前高度。全国到处响彻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典型的宗教式的“三忠于、四无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亿万人对毛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达到了顶点。对毛和毛的思想的信仰成了完全的宗教。毛泽东成功地在中国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精神与信仰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全世界。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停止了；建国以来以反复辟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个疯狂的年月时，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狂热的、失去了理性的“革命”毁灭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毁灭了无数家庭，吞噬了无数忠于它的优秀儿女。所谓的“革命”，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这场“革命”多么错误，参加这场“革命”的人是真诚的，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他们的虔诚与真实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这种对主义、领袖、党和国家的宗教徒式的绝对信仰被过度透支与滥用，导致了后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与玩世不恭。经历了太久的政治高烧之后，人们厌倦了，累了，需要休息。尽管毛的遗产是丰富的（在毛去世30多年后，国内还有人在努力恢复对毛主义的宗教式信仰，毛主义甚至指导尼泊尔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但连年的政治运动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到处都是供应不足，中国处于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人们对毛的信仰迅速退热，毛泽东逐渐走下了神坛。
1978年，邓小平顺应亿万人民的要求，果断地改变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题词，用“改革开放”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中国带入了新时代。这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历史性的社会转型。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亿万中国人在经历了14年的市场经济的启蒙教育之后，开始真正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了。“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国从上到下的每个层次都动起来了。如果要问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致富”！全国人民要发财、要致富，所有人都希望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吸引和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人们信仰的核心，但中国人并不缺少信仰，“改革开放、中华腾飞，团结起来奔小康”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仰的真实写照。
然而，改革毕竟是利益调整，建立在追求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信仰效用是短暂的。如果说，毛泽东把中国人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宗教化信仰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能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宗教化信仰。这不是因为人们对追求物质财富不向往，恰恰相反，要把“发财致富”作为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缺乏“神圣性”；为“致富”而献身毕竟不是牺牲，在道德上、精神上不会得到升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动机与慈善的行为，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金钱拜物教”。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更换了二次领导人。亿万人民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很快就被利益分配不公的严酷现实击的粉碎。某些权贵集团与掌握资本资源的新生阶层相互勾结，疯狂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以惊人的速度与规模蔓延；以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掠夺资源、污染环境为特点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富起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中国社会在精神上、信仰上出现了巨大的赤字，“钱不是万能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物质的丰富解决不了精神的贫困。许多有钱人甚至哀叹自己“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钱。人们需要富起来，更需要富裕之后有意义的生活。如果生活的目的不是钱，又是什么？当人们经历了太多大起大落的剧烈“折腾”之后，传统的政治教科书已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了。信仰问题悄然无声地显现在了人们面前。这一次，对于个人来说，是选择哪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则是选择什么信仰作为凝聚13亿人的信心与意志，能让整个民族真诚投入为之心动、为之牺牲的信仰体系的问题。显然，马恩列斯毛最为强调的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过时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解放受苦受难的全人类”为目标的“无比壮丽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进入了低潮；“金钱拜物教”是腐蚀剂，也不能用。2009年，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之后，中国需要回答“我们信什么”的问题。
五、解决之道──信仰创新
事实上，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近年来，各种宗教发展迅猛，原因很多，但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党员不信党”，大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除了传统宗教发展迅速之外，新兴宗教与各种精神信仰的替代品也很有市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是中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面对严峻的现实，重温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梁启超认为：人不可无宗教。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算起，直到最高的有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无论你信仰的对象是山、水、树、花、鹰、蛇、上帝、天堂、净土、老子、孔子、吕祖、济颠、关公、摩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马克思、拿破仑。只要你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宗教，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叫“马克思教徒”。梁启超强调了一个的观点：信什么不重要，有无信仰很重要。
要解决今天中国人信什么的问题，不能脱离了时代搞倒退，不能回到儒家、恢复封建礼教；也不能照搬毛泽东。尽管孔子和毛泽东都有效地解决过中国的信仰问题，但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即使我们原封不动的把孔子、毛泽东请回来，他们也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唯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信仰创新。所谓传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的软实力。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建立信仰的基础与沃土，其穿透力与辐射力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政治，远在任何主义之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才能使中国人的民族共识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所谓信仰创新，就是使用新思维、新办法应对新时代信仰的现实需要，走出一条信仰上的新路子。中国在信仰问题上的现实需要是什么？是要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这是今日信仰问题上的最大挑战。
回应这个挑战，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信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作为宗教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六十年了，要把它继续摆在中国社会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的地位，作为全国人民信仰的共识，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最核心的理论是剩余价值与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对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在时间、条件、环境、目标、对象改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相应地变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指导思想，对全世界取得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了，其间无数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但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寥寥无几，其中真正成功持续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值得深思。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复改造，先后推出了毛泽东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版马克思主义，中共才得以夺权、掌权的。1979年以来，中国用的是邓版马克思主义。30年过去了，现在党需要推出一个新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信仰目标。对中国共产党整体而言，今天的第一要务是如何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与掌握政权、领导中华民族前进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人（包括香港、澳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愿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中国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没有官方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相信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目标不是利用政权去维护一种主义，而是要应用任何一种代表人民愿望的理念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应该为政权服务，而不应让政权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一种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更新，找出一种新的替代物。如果无视旧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仍然要继续保留它，结果只能是形式上“忠于”党，实质上却削弱和损害了党的利益。为此，党必须为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一个崭新的、得到人民公认的社会发展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时代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主题词，成为中国人未来一个历史阶段的共同信仰。这个信仰不是旧版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是某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因为党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不是任何宗教的代表。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不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不能设立国教。
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中共在处理信仰问题时可以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党对党员的信仰要求与普通人的信仰标准分开。党的目标应该是如何保持权力而不是做哲学上某种主义的捍卫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从面向全社会移回到党内，作为党内意识形态处理。党在严格要求党员信仰的同时，应提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接受的、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政治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某种宗教。党也不必对群众提出强制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要求或将其作为测试普通民众的政治标准。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要做的是党有自己的信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全民共识（信仰），每个公民个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三种信仰内容不一样、层次不同、关注点不一样，各有各的范围，可以重合但并不矛盾。
所谓国家信仰，就是这个时代全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与愿望，体现了国人的共同意志与理想。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特定的时代色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信仰”。例如“翻身、解放”（20世纪30-40年代，还有过一段“抗日救亡”的时期），“阶级斗争”，“改革开放”，等。今天，能够满足国内各方面需要，得到大家支持认可的是“和谐如一”。“和谐如一”扩大了“和谐社会”概念的外延，淡化了政治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特点，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很有包容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非常需要 “和谐如一”。用它作为时代的标志和主题词，维护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稳定，凝聚各族中华儿女的意志，应是明智之举。现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都赞成和平、赞成“和谐”，中共可以顺应民意，以“和谐如一”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旗帜，将其提到全民信仰的战略高度。至于使用“和谐如一”的提法是否就是最好的表述，其实并不重要。正如梁启超说得一样，无论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对象都无所谓，关键是看它是否是一个起作用的信仰。没有一个明确的举国一致全民认可的信仰做旗帜，中国现阶段的民族共识就无法达成，中国崛起的精神短板就难以弥补。从操作的策略上看，高举“和谐如一”的大旗，国内外只能支持、无法反对（反对者将会自动站在民意对立面）。如果国人能以“和谐如一”为目标，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国社会的微观与宏观形势就会得到极大地改善。虽然这种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为执政党服务的政治信仰，但它的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亲和性，作为公共信仰体系，效果无疑优于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有了民族的共识和信仰，中共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主要任务应是集中精力领导政府，管好干部，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在对待群众个人的信仰问题上，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对国家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在建国初期和文革中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旧信仰，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官方信仰。当中国告别了“阶级斗争”进入转型社会之后，官方信仰逐渐丧失了指南作用，作为凝聚民族意志的旗帜逐渐褪色了，公众认可度大大降低。国家、个人都面临精神与信仰产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但中共此时并未开放宗教市场，让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结果导致信仰虚假，掺假信仰泛滥成灾。中国各级官员的贪腐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在于虚假信仰早已淹没了虔诚信仰，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蜕变为了对掌权者个人的依附和对权利、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这种状况也是所有掌握了政权的党必须要经受的考验。
如果中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党就会实现与各种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党合作，协助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党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宗教放开之后，由于多种宗教同时发展，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主流信仰；即使某种或某些宗教人数多于其他宗教，也不可能脱离中国文化而存在，更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成为国教。中国历史上建制性的宗教从未取得过国教地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国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的、分散的。国家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不搞政教合一、不设国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国家应把宗教管理模式由行政管理转变为法治管理，强化宗教立法，用法律规范和调节涉及宗教的一切问题，允许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竞争、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对各种精神信仰产品的选择自由。
此外，党可以把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作为私人事务交还给宗教（如同中国古代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改变党作为最大的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目前党提供的精神信仰产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虽然形同虚设，但在形式上还要维持供应，结果只是浪费资源）。个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担，但其行为由国家依据法律制约规范。
上述设想不是为了创立新宗教，但却是在多个层次上信仰的创新──国家是全民共识加中华文化；党是马克思主义加中华文化；个人是信仰自由加中华文化。国家、政党、个人都有信仰，但各有侧重，共同点是都植根于中华文化（这里说的中国文化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医学、武术、烹饪、茶道、瓷器、家具等等，不是狭义的儒教）。
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党的素质和战斗力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国家可以有效地树立全民信仰共识，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精神信仰产品，中国社会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作者简介：
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对美国宗教、宗教与法治及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精湛的研究。
原文登载于《领导者》2009年6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