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两岸天主教会交流的正式而公开大门，在台湾马英九总统“外交休兵”的政策下，“静悄悄地”开启。
去年九月，大陆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率团，藉主持海峡两岸首届宗教书展开幕之机，与大陆出版界团体来台停留一周，从北到南部拜会各大宗教领袖。
接着，刚当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新任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刘元龙，随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在今年一月来到台湾，也是从北到南拜访各大宗教。
这两个大陆代表团和官方首长拜会了台湾天主教两位领袖，一位是德高望重已退休的八十八岁单国玺枢机，另一位是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山川总主教。
他们邀请单枢机前往大陆访问，进行他的“生命告别之旅”，却未邀请台北总教区的洪总主教，因他在会见宗教局长时表明，若他去大陆，祇见梵蒂冈承认的主教们。
两个代表团的拜会对象除天主教会外，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故此两次访问并未引起很多媒体的特别注视，达到北京当局需要的“低姿态”交流，以便达成“摸底”的企图。
从时机来看，大陆统战部出身的王作安局长在零九年由副局长升任现职后，主动参访台湾宗教界，似要配合台湾“外交休兵”的政策。他返回大陆后，未几便发生去年十一月承德郭金才神父未经教廷批准接受非法祝圣为主教，八位教廷认可的主教参加了此次祝圣礼；十二月初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召开，多位主教、神父和修女被迫参加，造成中梵关系恶化，导致教廷新闻室连续发表两份公报表达不满。
就在中梵关系陷入僵局之际，刘元龙随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访台一周。其间他不断地寻找机会，向台湾教会领袖解释北京立场，澄清外界误会，企图寻求谅解，以便间接获得梵蒂冈的了解。
从这两个代表团和其间所发生的事件可以明白，在当前两岸外交休兵下，中梵不会马上建交，北京当局祇得主动开展与台湾教会交往。此举不仅不必顾及与梵蒂冈的不睦，更可在寻求两岸教会增加沟通和融合的机会，减少未来中梵建交时的绊脚石。
再从台湾教会和团体自一九八七年开放大陆探亲后来看，数以万计的台湾神长教友，以个人或团体身分主动前往大陆探访，从事传播福音活动，协助培训大陆神职人员、捐款建造教堂、救助贫困学童就学等，至今超过二十年，遍及大陆各地，获得广大的神职人员和教友的感恩。
可是至今，这群怀着爱心的台湾神长教友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穿着便服或更换身分，以免遭到******和爱国会人士注视。王作安上任后，寻求把这种两岸天主教会“地下”交流能够“公开化”的途径，邀请台湾教会领袖前往探访的动作，也就并不为怪。
自两年前台湾国民党政府“暖化”长达近十年的两岸“冷冻”关系，去年九月签订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生效后，双方迈向两岸经贸“正常化”与“自由化”。可以预见，两岸宗教界关系也会往这方向迈进。然而，台湾教会如何在爱国会存在的情况下，与公开和地下教会团体来往，将面临巨大考验。
虽则台湾教会在维护台梵外交关系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台方开放大陆探亲至今，台湾教会领袖逐渐成为教廷在中国问题和关系上的重要谘询对象，其微妙和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当前两岸外交休兵后，更有替换香港教会的可能。若教廷能够重视北京当前发动的增进两岸宗教交流趋势，当可善用台湾教会为桥梁，协助大陆“地下”和“公开”教会逐渐共融合一。
不过，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二月份晋牧后，回香港探访时公开劝勉教友担任中梵之间的桥梁，或许显示香港教会的地位不会改变，而不是北京期待的、由台湾教会来担任“传递者”角色。
韩总主教接着到台湾访问五天，据驻台北的教廷代表陆思道（Paul Russell）蒙席指出，是一个“私人兼牧灵”的行程，除三台公开弥撒和在辅仁大学的座谈会外，其他都是不公开活动。我们不知道他与台湾神长领袖们的会面内容，但相信他在行程中，也会了解台湾教会是否有“实力”来传递梵蒂冈与北京间的“信息”，而不伤害台梵之间的长久关系。
然而，无论以香港或台湾教会作为主力，由教会内部推动大陆教会内部合一，总比由北京来推进，更能符合教廷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