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天主教学术研究院院长黎建球教授，日前在庆祝中华民国与梵蒂冈建交七十周年的演讲会里透露，他经常遇到教外朋友询问：“当梵蒂冈与北京建交时，你是否要放弃天主教友身分？”
这位曾任辅大校长八年的这句问语，显示着台湾教友的窘境，也是台湾天主教会目前遭遇培育本地修道人陷入困难，国际修会逐渐撤离台湾的缘故吗？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教廷驻华大使葛锡迪（Edward Cassidy）总主教被教廷立即召回述职，未再返台任所，从此教廷与台湾间维持在“宗座代表的代办级大使馆”的外交关系至今。同时，“北京与梵蒂冈建交”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过去半世纪里藕断丝连地断断续续传闻，却一直未成事实。
今年适逢中华民国与教廷建交七十周年，却遇到台海两岸处于“外交休兵”政策，台湾官方就显得克制而低调，祇在台湾庆祝，未在梵蒂冈举办任何公开大型活动。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三日的《罗马观察报》报道国民政府派遣驻教廷大使，公开宣布中梵建交。于是，台湾地区主教团选在去年十月二十日，在台北总教区主教座堂举行弥撒来祝贺双方建交七十周年，再在邻近的静修女中举行庆祝酒会，台湾官方祇由外交部和内政部官员出席，未有总统、副总统或行政院长现身，在外交礼宾上显得“非常低调”。
中华民国首任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六日抵达罗马，获得教廷高官迎接，廿八日见国务卿，二月廿五日觐见教宗呈递国书，完成大使报到手续。
为此，台方选在今年一月间举办两项学术性庆祝活动：一是一月十六日外交部外交及国际学院举行前任驻教廷大使杜筑生博士的新书发表会，书名是《教廷的国际地位与其和中国的关系》；二是十七日辅大天主教史研究中心举办一天的演讲会，主题是“教廷外交与中国教会──中梵建交七十周年”。
教廷驻台代办陆思道（Paul Russell）蒙席在弥撒证道时强调，过去梵台间发生风风雨雨的阴影，“皆不是源于中华民国或教廷的根本特质，而是外力使然”。他所指的“外力”就是北京的共产党政府。
同样地，杜筑生在著作和演讲里也都表明，梵蒂冈与“中国”外交关系经过半世纪演变下，竟成“台梵中‘三边’关系”。
在演讲会上，不论是来自香港的陈日君枢机在“教廷的牧民与外交之间的矛盾”专题演讲，或是杜筑生主讲“台梵中三边关系的现况及发展”，和《梵蒂冈电台》前任编辑江国雄主讲“历史的启示”，都祇是仔细地分析教廷与北京政府建交的障碍，北京采用“一会一团”控制大陆分裂天主教会惨状，使听讲的辅大师生沉溺于北京与梵蒂冈建交仍是“遥不可及”的乐观。
唯有主持人黎建球教授谈到台湾天主教会，在维护未来的台梵外交关系里的重要性，更对台湾天主教发展前景逐渐微弱感到忧心。
黎氏在二零零四年起担任校长，其间致力推动台湾与教廷及普世教会、天主教学校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对增进台湾与教廷邦谊作出贡献。
最明显的成就是双方签订“中华民国教育部与教廷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合作及研习、资格、文凭与学位采认协定”，辅仁圣博敏神学院从此直属梵蒂冈，学位被台湾在内的全球高等学府承认。
他语重心长地呼吁台湾天主教会要争气，才能获得教廷继续重视维持台梵外交关系。他更感叹地说，目前辅大校园里，神父担任专任教授已是很难看到了。至于天主教中小学里聘用神父更是奢求，因为台湾“本土神父”人数实在太少。
他指出，如今台湾教友人数未有明显成长，反而逐渐减少，国际修会逐渐迁离，全台七个教区里竟有一个教区的教友人数不满一万人。为此，教友们要思考是否能够肩负教宗付予担任“桥梁教会”的重任。
根据台湾天主教会统计，目前有近廿四万进堂信徒，神职人员四百多位，大部分是高龄者，本地和外籍各半，修女一千多名。无神父常驻的教堂在各教区都可见到不少。主教团证实，去年台北总教区准备推动的“已婚终身执事”制度，因教廷要求全台七个教区达到统一办理能力时才开始，故目前已胎死腹中。
开教一百五十年来，台湾仍然停留在“传教士进口国”阶段，由昔日自欧美国家转为亚洲和非洲的大量传教士来台湾担起“福传外劳”。
台北教会人士指出，若台湾各教区和修会再不尽速大量培育愿意修道的本地青年加入，不尽早改革本地教会行政制度给予教友重要角色，不重划教区，不消除对神长祇歌功颂德的风气，则天主教在台湾前途再遇到台梵中止邦交时，一错再错，出现教友背弃信仰的状况，就令人非常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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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郭芳贽，天亚社驻台湾特派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