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教宗的更迭为全球所关注，甚至平时在国际政治场合中攻讦交手的元首政要，都聚首于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丧礼，和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就职礼：曾为攻打伊拉克问题而对骂的美、法总统相邻而坐，以色列、伊朗和叙利亚国总统更互相握手问好。
然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无缘参与这两次举世瞩目的教宗更迭大典。以元首政要身份出席的华人，是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和“内政部长”苏嘉全。这是由于梵蒂冈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所承认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而非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正稳步拓展其国际声望，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有助于在形象上与世界各大国看齐；身处香港的天主教徒，也切望教廷与北京建交，可以促进内地宗教自由的发展，让内地教会得以健康成长，甚至希望教宗踏足神州，把耶稣的教导直接带给十三亿人民。
由于历史的原因，内地教会的发展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基于中国共产党鼓吹内地教会应该“自治、自养、自传”，以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而天主教会又敌视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北京驱逐教廷驻华大使黎培理总主教，教廷驻华使馆遂设于台北。
内地教徒在政府的授意下，组成“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接管教廷对中国教会施行的所有权力，包括主教选任权，并在未经教廷批准下自行祝圣主教。教廷警告这些主教和祝圣他们的人将会被绝罚，而一些拒绝接受政府安排的主教和神父也不承认他们的地位。于是内地逐渐衍生两个教会：服从爱国会的“公开教会”，和坚持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北京与教廷的关系出现和解迹象。内地开始准许主教神父公开承认教宗在教义上的领导地位，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开教会主教获得教廷确认地位；一九八四年，教廷曾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准许，梵蒂冈驻华机构可以随时迁回大陆。教宗更在四年前为教会过去对华传教过程中的错误道歉。
北京一直为中梵建交提出两个条件，就是教廷要与台湾断交，并且保证不借宗教名义干预中国及中国教会内部事务。正如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所言，中梵最大分歧之处是后者，因为它牵涉到主教任命的问题。中国视主教任命为内政，不容外界干涉，尤其恐怕教会借着委任一些敢于批评政府的主教，影响政治形势；教廷则相信任命主权属神权范围，是教会内部事务，世俗政治势力不应干预。
然而，两者并非完全没有调和的空间。按照过往教廷跟越南、古巴等共产国家交手的经验，教廷会坚持紧握主教任命权，但把候选者的名单交予当地政府认可，有学者即把这称为“越南模式”。这既能照顾政府意愿、又不脱教会坚持“牧权神授”色彩的做法，若能为中国与梵蒂冈讨论主教任命问题提供方向，甚至成为共识，将会大大有助于缩窄彼此的分歧。
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对于教廷任命该国主教有任何干涉阻挠，现代教会更努力促成不同政治、宗教势力之间的对话。内地信众对于梵蒂冈的忠诚纯粹出于信仰，中国政府大可以安心容纳。这不单显示大国的泱泱大度，更可以表明中国愿意落实《宪法》内尊重公民宗教自由的普世标准。倘若新教宗的上任，可以为中梵关系正常化打开突破口，这既令内地天主教徒欢欣鼓舞，殷切期望中国社会持续进步开放的非教友，也必定额手称庆。
■梁家杰 香港立法会议员及资深大律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