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总统3月17日率团赴梵蒂冈，参加新任教宗方济（Pope Francis）19日的就职大典，马英九前脚离开梵蒂冈，新任教宗方济22日就公开表示，“希望与非邦交国接触并改善关系。”此番谈话，让梵蒂冈与大陆建交话题再度浮上台面。 1999年11月，教廷与北京建交传遍各地，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因此拟定“浪子回头计划”，主要对象是台湾媒体，当建交事件发生时，如何向国人详细说明，不致影响到台湾的天主教会，前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也证实确有此事。
一九二二年梵蒂冈与中华民国建立准外交关系，一九四二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九十多年来，两岸复杂关系，让中华民国与教廷关系总是在飘摇中度过，随着大陆愈来愈开放，连曾担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大使戴瑞明及杜筑生，都认为教廷与北京建交是迟早的事，只是时候未到。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廷国务卿索达诺（Cadinal Angelo Sodano）出席义大利驻教廷大使馆的酒会中，被记者问到有关教廷与大陆的关系，索达诺表示，“教廷驻华大使馆只要大陆上午同意，不必等到明天，当天晚上就可以迁往北京。此非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只是将使馆迁回原地。”索达诺这番话，明示了与大陆建交的决心。
一九九九年，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建交传闻不断，十一月底，天主教台湾地区拟定一份名叫“浪子回头”的计划，目的在应对教廷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可能发生的外交突变。所谓突变，就是指“教廷与中华民国中断外交关系，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整个氛围，令人警觉中、梵关系生变迫在眉睫，而台湾地区主教团竟然已经准备好，向媒体发表中、梵关系断交的种种解释。
一九八四年二月，台湾主教团应教宗召请，商讨台、梵关系时，教宗已向台湾主教承诺，“台、梵关系若生变，必先与台湾主教们商讨，并事先告知。”因此，当台湾主教团拟定浪子回头计划时，岂不暗示已从教廷获得断交在即的消息？
索达诺一九九二年二月一席话，再度让教廷、两岸复杂三角关系浮现台面，但索达诺的发言为何让台湾天主教团体如此恐慌，也非没有来由。在“中梵外交关系史”书中就写道，“索达诺随后又对记者说，‘教廷驻华大使原来在北京，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只要让这个使馆回到原来地方即可。’”这段话非常俱有世俗外交的巧智，听来无懈可击，也令对方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却是让人无法咽下消解的冷酷无情。
国际报导 千禧年是好时机
其实，教廷从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过，何来让教廷使馆迁回北京？教廷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交关系，并非延续先前在大陆的关系，而是另一个崭新外交关系，由此可见，把台北的教廷驻华使馆迁往北京，亦即与中华民国断交。
而索达诺发言前一天，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即要求教廷，如果愿意和北京改善关系，就必须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由此可见，当时索达诺的发言，是针对北京前一天的发言而说的，并非单独事件。
浪子回头计划应付的主要对象是台湾媒体，并经由媒体向全国人民解释，说明台、梵关系种种性质与目的，以及国人对断交事件的了解，甚至不要受到太大冲击。所动员的人从枢机主教单国玺，到教友、知识分子，透过传媒，随时向国人解说这项艰巨任务。
前台湾主教团秘书长、副主教吴终源也证实，“确实有此计划，因为当时整个政治氛围及教廷关系紧张，大家都会怕（断交），也担心断交后会发生一些事，因此主教团秘书处私下草拟这份计划因应，但最后教廷与中国建交一事并没有发生，所以这份计划也就没有公开。
主教团这分计划表设想周详，一旦在确认教廷国务院已经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惟一合法政府后，立即生效，主教团甚至要为教廷与中华民国断交后，对国人带来的伤害表示道歉。浪子回头计划中，主教团也请求教宗，对断交一事亲自向中华民国社会发表书面谈话，并给台湾主教团写一封相关公开信。
计划中，还附有两封由台湾一群天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联合书写的，致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致世界各国主教团、主要国家的枢机主教，及教廷各部会首长的公开信。字里行间，可充分体会台湾天主教信友的真诚、谦虚及无奈；这两封公开信也间接、婉转指出，教廷故意忽视台湾人民的尊严与独立自主，助长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和压力，深感到自己也只是中国人，却莫名其妙成为牺牲品。
浪子回头计划及两封信发出不到三个星期，香港《南华早报》、法国《费加罗日报（LE FIGARO）》及新加坡《天主教新闻周刊》等相关陆续报导，都直指“二○ ○○年千禧年就是个时机”，对当时台湾天主教团体来说，简直大势已去。
“今年甚至已经从国务卿口中知道，迟早教廷会把台湾的使馆迁移到北京，事实上，台湾教友都了解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也逐渐了解，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对教廷有重大历史意义。我们认为，忍辱负重若能带来和平与正义，我们应当勇敢承担痛苦，但是大陆政府借着与教廷间接来打击与侮辱台湾，只因为我们不向他的权威低头，这让我们必须向您与全世界，发出不平的声音。”公开信的第一段便是如此说的。
戴瑞明证实有告知 但无对话
当时担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大使的戴瑞明，熟悉整个过程，他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透露，“当时确实有此项计划，一九九六年才一到任，就开始做‘消毒’工作，因为三不五时，媒体报导就有类似报导，搞得人心惶惶，消毒工作做了好多年才和缓一点。”
对外界揣测，台湾主教团当时会有浪子回头计划，应该是已被教宗提前告知要与大陆建交一事。戴瑞明认为，“应该没有。而是当时气氛确实让很多人没有信心。”
为何此事他会如此斩钉截铁？戴瑞明分析，一九九六年九月他到任时，当时切利总主教就当面对他说，“一旦教廷要与大陆建交，一定会提前告知单国玺及你，因为你是中华民国驻梵蒂冈的大使。”戴瑞明回忆，当时切利总主教还跟他告知，十月十日要去北京，与北京对谈，要他有心理准备。 “显然教廷要与北京对谈，都已事先跟我告知，但我到二○○四年卸任，教廷都不曾告知我，要与大陆建交一事。只能说，有被告知要对话，但没有听过要谈判。”
戴瑞明还透露，到任后十月十日他开了一场庆祝酒会，不料，切利总主教竟然出现会场，他很讶异问，“你不是去北京？”切利总主教对他说， “你到任那天，教宗接见你时，对你说，‘中华民国是个宗教自由的地方。’你回答，‘让我们一起努力合作，让大陆也有宗教自由！’结果教宗很开心，一连说了三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段接见时的对话，全被媒体播出来，北京看了之后很生气，觉得教廷根本跟中华民国一起联手唱和，所以就拒绝我去北京。”原来这就是切利总主教双十节当天没去北京，却出现在中华民国大使馆举办酒会的原因。
至于为何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会出现浪子回头计划？戴瑞明说，只能说，当时真的是谣言不断，刚好那段时间，香港、义大利等各国媒体密集报导，引发恐慌。让台湾主教团拟出浪子回头计划的关键，就是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廷国务卿索达诺的一席话。当时这位教廷国务卿，这次也出现在方济教宗就职典礼上。
“那位帮新任教宗呈献权戒的，就是索达诺，今年大概也八十六、七岁了吧。”而当初《费加罗日报》刊出，“大陆与教廷将在千禧年建交，双方正在研拟建交公报。”又说“大陆与教廷在过去一年中，在大陆驻罗马大使馆谈判达二十次之多，教廷则由切利总主教主导谈判，他正等待北京正式出面邀请，访问大陆。”相关报导后，戴瑞明随即向切利总主教联系、会面。教廷表示，“与大陆没有具体接触，所谓的关系正常化也没有进展，双方既没接触，何来关系有所进展？”
教廷外交 难用世俗眼光看待
走过那段惊险年代，教廷想和大陆建交的动作也颇为频繁，这次新教宗方济一上任，也公开表示要与非邦交国接触及改善关系。杜筑生指出，教宗公开谈话有两个背景，每年过新年教宗要接见全体外交使节团，对外交使节团会有国情谈话。另一个场合是，新教宗上任时，会和各国外交使节见面，透过这个场合，教宗会把对国际事务看法传达给各国，这次方济的谈话，就属于第二种。
他说，教宗借此机会对那些派特使团参加就职典礼的，或无法派团、或用各种方式祝贺却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发表希望能及早建立关系，“这话不是针对大陆讲，但大陆是主要对象之一。”他说，全球还有国家还未跟教廷建交，而这些国家除了沙特阿拉伯等因为宗教因素，剩下惟一和教廷没有邦交的大国就是大陆。
“教宗每年都会有类似谈话，国人实在不需要恐慌。”他说，马英九总统这次赴教廷参加新教宗就职典礼，出发前，大陆也只有简单向教廷喊话，呼吁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未有更进一步激烈抗议。 “这些喊话，都只是‘行礼如仪’。”
对外界总是以“拉拢”字眼形容教廷对大陆示好。 “不能说是拉拢，对教会来讲，教廷的外交政策不能用一般世俗眼光去看他。”杜筑生说，一般国家的外交是以军事、政治、经济、国防、资源等为利益，但教廷没有那么多利益，就只有宗教利益，若要再加上去，就是和平的利益。
“教廷有一个恒率，须要有一个传播真理、传播福音的大环境，何谓大环境？就是宗教自由。何谓宗教自由？就是每个国家在立法上，尊重各宗教自由，有利宗教传播，教廷讲的宗教自由，不是要大家信天主教，而是每个人可以去信仰的宗教，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杜筑生指出，有宗教自由才有传播福音的大环境，跟各国建交，才能建医院、托儿所、学校，教廷也跟联合国及一些专门机构打交道，这样他们才有向世界发声的机会。例如金融风暴，因为金融风暴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精神伦理及道德问题，“所以，教廷的外交，是在支持传播福音，教廷不是一个世俗国家，不能用世俗角度去看教廷外交政策。”
教廷与大陆建交 要五十年后
面对大陆与教廷建交威胁，接戴瑞明担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的杜筑生认为，“这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时候未到，因为大陆还没有准备好。”他说，大陆利用国家机器操控宗教，干预宗教内部事务，并利用国家权力建立一个自外于普世教会，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大陆天主教教会，“教廷无法与这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且双方尚未在宗教、政治达成协议时，教廷没有理由先与中华民国断交。
杜筑生还说，他到任后，曾向教廷高层求证一九九九年二月索达诺国务卿的一席谈话真正含义，得到的答案是“教廷与大陆之间的政教问题极为复杂，双方从未就建交一事举行正式谈判，未来除非主教任命获得解决，也不会展开正式谈判。”所以教廷与大陆建交，他认为，“不是不可能，只是还要很长时间。”
戴瑞明也认为，“不是教廷不想跟大陆建交，是大陆不要它（教廷）。”他说，文化差异、贫富不均等问题，双方差异性太大，“这一天来临不是不可能（教廷与大陆建交），只是要五十年后吧。”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戴瑞明及杜筑生表示，“教廷不会遗弃台湾教友。”索达诺也曾向当时外交部长胡志强承诺，“只有当大陆有宗教自由时，教廷才会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并保证绝无意、也不会伤害中华民国人民及信众的权益。”
杜筑生说，教廷要跟大陆建交，台湾不仅不是绊脚石，而且是个助力，大陆目前有三十几位神父，在辅仁大学进修，这些神职人员到了台湾，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天主教会从来不干涉政府的事，天主教会信仰的人虽然没那么多，但是天主教在台湾做了很多事，这些神父、修女将来回到大陆，可以把台湾天主教的事迹带回去。
单国玺枢机主教过世后，台湾是否会再有枢机主教？杜筑生认为，枢机主教总人数维持一百二十位，目前有一百一十七位，但不是说一位过世了，马上就补一位，必须等到教宗上任两年后，才会册封一次。新教宗才刚上来，所以册封枢机主教，是两年后的事，此外还需有很多考核，台湾目前有七个教区，两位枢机主教于斌、单国玺册封时间就隔了二十年。台湾何时会再有？谁也不敢说。
钱复：单国玺多次抢救台梵外交
前些日子病逝的天主教枢机主教单国玺，多年来代表台湾与教廷的紧密连结，是台梵外交的象征。
1951年，北京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驱逐出境，与教廷断交。黎培理来台，教廷认中华民国为邦交国，大陆与梵蒂冈的关系即陷入紧张达半世纪。大陆政府禁止天主教徒承认罗马教宗，另外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由教廷管理的天主教会成为地下教会，多次遭到大陆迫害。
在大陆和教廷为政治宗教问题拉扯不断之时，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却是每况愈下。在前任枢机主教于斌过世后，教廷整整20年没有在台湾任命枢机主教；不但如此，驻华使节层级节节下降，从大使降到公使，然后又降到参事。一般认为，这二十年来，教廷也一直在谋求与大陆关系正常化的可能。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对宗教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悍，与教廷冲突越烈。于是，教廷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晋封单国玺为枢机主教，从此，台湾与梵蒂冈关系更近一层。
前外交部长钱复曾说，由于单国玺与教宗关系亲近，每次台梵关系紧张，他就得赶快去找单枢机。由钱复的话可知，当年单国玺对台湾的外交而言多么重要。
也因为政治因素，单国玺枢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非常想回河南老家，见惟一的妹妹最后一面，连机票都买好了，但台胞证硬是下不来。最后，他只好断了这个念头，告诉身边的人：“人间见不到，天上见吧！”
中、梵、台外交微妙关系小档案
1984年：传言教廷将关闭台北的使馆
1989年：教宗访亚洲婉谢顺道访台，行经我非行情报区向李登辉总统致电问候
1998年：单国玺被册封为枢机主教
1999年：索达诺国务卿使馆迁移北京发言，激起“浪子回头计划”
2006年：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被册封为枢机主教
2012年：香港教区汤汉被册封为枢机主教
梵蒂冈城（教廷所在地）小档案：
面积：0.44平方公里
人口：826（2010年止）人户籍设于梵蒂冈城
语言：官方语言拉丁文、工作语文义大利文、外交语文法文
中华民国3位枢机主教
田耕莘：1946年2月18日册封，亚洲及第一位非白种人枢机第一位枢机，辅仁大学在台复校后第一任董事长，于1967年7月24日病逝，葬于嘉义。于斌：1969年4月28日册封，第二位华人枢机，辅仁大学在台复校首任校长、1978年8月16日参加新任教宗选举时在梵蒂冈猝死，结果94位枢机同时参加参加了他的丧礼，遗体安葬于辅大校园。单国玺：1998年2月21日册封，台湾第一位枢机，2012年8月22日病逝，安葬于高雄市小港区天主教高松墓园
《中梵外交关系史》揭最黯淡的1年本书于2004年出版，作者是江国雄与陈方中，江国雄是梵蒂冈广播电台中文部资深编辑，陈方中是辅大历史学系副教授，专长中国天主教史等。本书描述从中、梵、台八十多年来，在神圣与世俗混杂的背景下的特殊外交关系与变化，总脱离不了世界局势的变化，更提到1999年台湾与梵蒂冈间，经历最惊险也是最黯淡的1年，让台湾主教团“逼”出了一份最后没有公开的“浪子回头计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