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今日引述消息指出，廉政公署调查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捐款事件时，曾在上月底到访教廷驻港代办官邸，要求调查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所收取捐款的去向，但廉署人员没有出示搜查令，而代办则以廉署人员无礼、事前未有预约为由拒绝助查。
报道提到，代办当时指出“国有国法”，若神职人员不当使用捐款，教廷自会处理。
问题是，如果廉署当时出示搜查令，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无从得知廉署为何没有向法庭申请搜查令（又或已取得搜查令却没有出示），但如果廉署当时持有搜查令的话，由于教廷与北京并无外交关系，教廷驻港代办不具外交身份，因此将无法引用国家豁免权或外交豁免权，免受廉署或香港的任何执法机关搜查。
当然，要是廉署真的取得法官手令，凭此搜查教廷驻港代表的官邸，客观效果是引起北京与教廷的外交风波。
在外交层面，梵蒂冈（Vatican City）所指的其实是教廷/圣座（the Holy See）的所在地，教廷/圣座才是与他国建交的国家。教廷/圣座在全球多个地方都有派出外交官，各地的大使馆称为Apostolic Nunciature（教廷大使馆），而大使则称为Apostolic Nuncio（教廷大使），一般都是总主教（archbishop）级的神职人员。
翻查资料，教廷的外交官是以“study mission”（ 宗座代表）的名义派驻香港。这些外交官名义上递属教廷驻马尼拉大使馆。
自2010年起，教廷驻港study mission之首为来自克罗地亚的Ante Jozić（尤安泰），其职责包括与中国教会保持联系。有报道指出，Ante Jozić的前任，2001年起驻港、来自爱尔兰的Eugene Martin Nugent（刘裕政）只到过中国国内1次，另有两次未获中国当局发出签证。
《南华早报》1999年8月的报道提到，教廷证实虽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但有以“study mission”（ 宗座代表）名义派驻非正式的代表到港。当时驻港代表为来自意大利的Fernando Filoni（费尔南多.斐洛尼）。据该报道，此职可追溯至1989年，其时派驻香港的是来自法国的Jean-Paul Gobel（戈贝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