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教友整天鱼贯进入西贡赎世主堂。他们有些在圣洗池停下并划上十字圣号，有的在圣母岩前默默地祈祷，也有的为了金钱、家庭等问题静静地向神父求助。每个下午，告解亭都有排队等候的人。
江若瑟（Joseph Giang）神父说：“我来到这教堂已经四年，人数每年不断增加。”
他说：“天主教在越南现在发展得很好，有所进步。当然，有些地方阻碍天主教活动，希望抑制它。但这问题不大。”
今天充满活力的教会生活，既证明了天主教在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反映出教会还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它的路。虽然年轻教友惊叹教会的开放和发展，但年长教友还记得隔壁的公立学校曾是教会的一部分；另一边的公共泳池曾是教会的财产；教会在国内曾是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六十一岁教友玛利亚说：“从前，这里整个地区只是泥土。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原是沟渠，它真的很臭。越多人来到这里，便有更多神父发展这里，但那是一九七五年前的事。如今，他们只能发展一点点。”她正如许多堂区教友一样，只愿透露圣名。
对胡志明市的老教友来说，西贡沦陷不只代表在生活上的断层，宗教亦然。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正在改善，他们总是指在法国的统治下和独立后二十年的半民主时期，才是天主教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具争议的吴廷琰总统政权下。吴是天主教徒，在倾向宣扬天主教的同时压迫佛教，成为了他失败的原因。
天主教最高峰时期一度是越南最大的地主。在北部一些省份，超过四分之一人口是天主教徒，而且教会具有重大影响力。
自一九五四年共产党掌权后，估计七十五万天主教徒迁往南方，人口迅速膨胀。在吴廷琰统治下，天主教徒出任政府官员的数目是其余人口的一倍，据历史学家安多尼．若瑟（Anthony Joes）说，迁移后，七个西贡人中就有一个是天主教徒。
这种优势在七五年四月北越取得南越控制权后便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共产主义只给宗教很少的空间，那些与殖民主义有联系或有反对“越南独立同盟会”情绪的，空间就更加少。
残酷镇压
结果是残酷和即时的。一位耶稣会士向天亚社忆述，十二名会士有一半被判入狱。
政治科学家阮美景（Nguyen Van Canh）于《在越南共产主义下：一九七五至八二年》写道：“新政权马上采取各种措施对付南部天主教团体。在越南，新的政教关系是要求天主教会支持党的路线，甚至在教会事务上。”
阮氏说，逮捕和骚扰变得普遍，工作规定了时间，用以阻止人们参加弥撒，而且在难管的社区和教会进行反天主教的突击扫荡。
多年来，随着越南开放，此类侵权行为已日渐减少，但却从未停止。
两名年轻天主教活跃分子因企图推翻政府服刑四年后，于今年八月再次被捕。除了他们，差不多同期被捕和被判刑的至少有十五名活跃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并被广泛视为诬告的指控入罪。
在一三年，十四人举行和平抗议或呼吁言论自由后，被判入狱三至十三年。人权团体指出，在高原地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日常和长期受到迫害。
即使是非常温和的活动，都受监测和控制。直到今年，一群跨宗教领袖定期在赎主堂会面，讨论他们面对的挑战；据一名成员指出，由于警察认为有些出席者不是政府批准的人士，所以他们现在不得不四处转移阵地。
因公开讨论宗教仍然敏感而不愿具名的一位耶稣会领袖说：“在文件上，宗教是自由的，但在现实中是受到控制的，尤其在农村地区。建兴教堂或做一些（基本）的事情都不容易。”
若翰是西南部安江省一位活跃教会成员，他说堂区教友在试图开展农村工作时经常都面对问题。
他说：“在西宁省，有很多不同族群，如果我们传播宗教给他们的话，将会是个问题。这不是不可能，但我们很难在村寨举行弥撒。如果村庄要举行弥撒，他们必须提交文件，向地方政府申请通过。现在这做法越来越流行，但是程序很慢。”
尽管行政延误，若翰坚称情况几十来已大大改善。在八十年代，他忆述，天主教徒进入偏远村庄经常当场被截停和拘留。他年轻时曾见到来访神父举行弥撒后被逮捕。他说：“现在不至于那么糟糕。”
宗教蓬勃
即使侵权和政府的骚扰在高地尤为盛行，一些天主教重镇都能蓬勃发展。在一些村庄，传教的起源可以追溯一个多世纪以前，政府的临在就显得比较不显眼。
玛利亚．克利恩（Maria K’lien）说：“从很久以来，我的社区大多是天主教徒。”她属于少数的孤峰族成员，去年从中部高地搬到胡志明市工作。“在我的村庄，他们正在建兴教堂；政府没有找麻烦。”
胡志明市廿三岁语言学生德兰说：“农村教堂的增长，使教会激增。这变得流行，因为很多人来到和加入天主教会。从前在乡下只有少数人是教友，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入教。”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For Vietnamese Catholics, a delicat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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