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日似乎内外烽火齐燃。
先是对“涉独”港台艺人下封杀令，接着又对内部维权律师与人士展开持续多日的审判。同个时候，因不满“萨德”反导系统进驻韩国，据传也对韩国艺人祭出“限韩令”，然后又与日本在东海岛屿主权问题上继续缠斗。南中国海的老问题风波未平息，又传出英国新首相因对中国有疑虑而叫停核电厂项目。
在内外博弈加剧的当下，一个特殊的外交与内政问题难得闪现亮点：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问题取得突破，往建交迈进一步。
北京与梵蒂冈关系复杂，不仅关乎外交、宗教与政治问题，更牵涉到两岸关系。分析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和梵蒂冈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是：主教任命权、中国三自爱国教会、台湾问题。
除台湾问题外，主教任命权和教会管辖权都牵涉到陆梵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基础的矛盾。
高雄文藻外语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梁洁芬修女在接受香港“端传媒”访问时指出重点：“中梵之间是两个权威的冲突”。双方谈判的障碍，主要是主教任命的问题。
香港媒体上周报道称，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撰文透露，陆梵已就主教任命达成初步结果。台湾媒体则引述长期研究天主教中国政策的铭传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孔令信分析称，梵蒂冈可能循“越南模式”，由陆方提出人选，最后通过外交渠道通报梵方做最后同意，此举既保障中共严控宗教人士“忠党爱国”，又能符合教廷的宗教认可权。端传媒透露称，因为有这个默契，过去几年双方皆无擅自祝圣主教，去年夏天经双方同意，祝圣了安阳的助理主教。
主教任命权问题或能通过对话与妥协的模式去缩小分歧。但就中国大陆而言，与梵蒂冈建交的考量肯定不止于此。毕竟，梵蒂冈是台湾22个友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陆梵建交是可以用来痛击台湾外交的一张牌。
在陆、梵、台三角关系中，陆梵建交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北京手中。1999年，时任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就说过，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驻华大使馆当天就可以从台北迁到北京。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奉行“外交休兵”又承认“九二共识”，大陆才不随意出手挖墙角。蔡英文至今仍回避“九二共识”的答卷，再加上教宗方济各频频对大陆释放善意，以致外界一直揣测，只要主教任命权问题能解决，梵蒂冈有可能成为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湾首个失掉的邦交。不过，北京在蔡英文第一个任期内的前半段就动用这张牌似乎还太早，况且此牌一出，是否反将台湾民心推得更远，北京估计也须审慎评估。
好些分析均指出，与梵蒂冈建交或有助于大陆改善国际形象以及缓解外界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但宗教问题在大陆很多时候是以民族问题显现，没有民族基础的宗教问题不会是中共在处理问题时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况且，负责宗教工作协调机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于是否与梵蒂冈建交也另有考量，主要担心国外的宗教渗透与其潜在的组织动员能力所带来的威胁。因此陆梵以对话处理歧见固然是好事，但外界一般认为，双方离建交尚有一段距离。
对梵蒂冈来说，不论是考量宗教传教的“市场效应”因素，或是为教徒争取权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无疑是梵蒂冈盼争取的庞大市场，台湾2300万人口相比之下小得多。教宗积极争取与北京改善关系，自有其道理。
但令陆梵关系复杂化的是，教廷除了是个主权国家政治实体，也是个信仰实体，陆梵谈判还将涉道德原则与宗教信仰问题，教廷估计难以过多让渡权力。
就台湾而言，若大陆与梵蒂冈建交，不可不谓是重大外交挫败。但从另一层面看，只要教廷不背弃原则，同时又能让大陆民众进一步享有宗教自由与合法权益，陆梵建交对大陆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两岸关系而言，也算是一种福音。
让凯撒归凯撒，天主归天主，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分开处理才是社会和谐的理想境界，但陆、梵、台关系所牵涉的领域之广之复杂，恐难让二者划清界限。
在世俗生活中，宗教与政治难免会出现交错重叠，特别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挂帅的极权政体，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