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样一篇文章，点击量始终没有过1000次。我只是写点霾，写点“九大”，又没有什么要紧！可为什么总要被删掉呢？
傍晚趴在窗沿上眺视外面，雾霾仍低低地压着楼群，暮色下，灯光透着暗黄昏红，在霾里千回百转的光等来到人眼前，已经折射出太多颜色，仿佛这盛世不应该只是灯红酒绿，青瓦白霜。还应该烟雾缭绕，还应该面对面的招摇。只有这样，方配得起在雾霾中，我们紧抱的坚强。
在圣诞节前的霾中，我生病了，有朋友笑着问：“霾吸的吧！？”还有更多人说得很大方：“你太弱了吧！霾才这样，就顶不住了？以后遇到更浓更强的霾，你还不死翘翘了？”这些话让我好像只能恨自己没有一个好身体，抗得住血压，抵得住雾霾，配得上盛世。
我专注霾界，时间太久了，我从没想过，人在雾霾中，还可以看见高天？可是，当我抬眼看天时，我惊异的发现，原来雾霾只沉浊在俗世，飞升不到天际，此时，一弯新月和一颗明星正闪耀在头顶，孤星伴月，这仿佛是教友们在圣诞山上点缀的月亮和星星，明亮却寂静……
2016年的霾势，延续到了2017年，没有半点要忏悔的意思。而人们依然写段子，编笑话，发新年寄语和献辞，可是希望再好，理想再高，再撸起袖子加油干，只要风不来，霾就走不散。
圣诞节前，有台湾两教友来天津，在天津机场我去接他们。12月18日，霾好像刚刚才来，在前面接机的人，接到朋友，先递上口罩，并喊：“一人带两个，一人带两个”。
我看见鸣鳞和钟秀时，由于我没有经验，自己都想不起来带口罩，也就没有为客人准备口罩，那天霾虽刚刚来，但还是封了高速，不过人眼睛还没瞎，还看得清。鸣鳞说：“这要是雾该多美，人活在天宫一样。”
我在台湾呆过三个月，深呼吸，一直自由，但我还 是故意地问钟秀和鸣鳞：“雾霾，台湾真的就没有吗？”他们俩说：“台湾有雾，没有霾。”
现在困扰着我的并不是霾，而是我的文字，因为，我实在不太确定写这样文字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写文是随心的感动。有感动，就有文，许因一句话，或因某个人，更多是因些特殊事。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成为我动手写文章的内在倾向。所以，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事件中，我常常会写段特定的文章来。
我受“批评”正是爱“管闲事”的毛病。但是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所以，没有谁可以改变。包括对我的信仰和我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实际处境的理解。
我并不比别人多掌握什么讯息，我所看到的和大多数人看见的相同，但在各自表述上所存的差异着实让我感到深切的惊讶！比如骆家辉、柴静都因为写霾关注霾，就被人攻击，真好像是写霾的人在破坏环境，仿佛没人写，即使遭遇到十面霾伏，人也可以权当只是听见了四面楚歌，疼的是心，可要得不是命。
然而，今天已有人指出：今日中国的霾比起03年的非典厉害了好几百倍，不过今天的霾相较当年非典，只是换成了“温水煮青蛙”，所以人总觉得还可以继续忍受。
我的《活过，2016》写出后，有几个五毛（以幼民为首）坐不住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们几个我不愿搭理，但我实在想对教友——蓝色安日洛——说话。
我很想说的是：如果中国天主教会可以天天呆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鼓掌、照相，享受中国最上等的礼遇和服务，完全是和谐盛世场面，那么你们摇头摆尾乞食还算划算。如果出了会场，回到教区，凡事还需要自己去认真面对：主教被幽禁，修院仍未开，冰河还在。那么你的温顺也只是为你自己换来一点方便，你又有什么理由让别人和你一起舔锅吃饭？
天主教在普世风雨中靠圣神更新已存活二千多年了，在梵蒂冈的罗马教会是普世天主教组织的中枢核心，你是天主教教友，却要认同天主教在中国必须要独立于梵蒂冈的口号。只是委屈求全？
对主教们，神父们，凭心而论，他们当中会有几个人认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如果可以让他们自由地依凭良心做选择，说真的，还会有几个自愿上北京开“九大”会议？所以，在今天凭什么“三百多个口是心非，只想给政府面子可换几年安定平安，明知道开会只是走走过场的代表们”就可以代表1200万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和志愿？这凭什么？
所谓“民主集中制”下的是“民主办教”的蛋，这是种“相互扯蛋”的方式。
所以，明明知道霾，不单吸着霾，还要给霾唱赞歌的是“北京大妈”，不是“天主教友”。但是，“九大”后，现实中有多少积极“写感想、不洗手、表忠心、要红包”的代表又开始主动积极配合中梵博弈，制造“积极”假象，再继续迷惑梵眼睛耳朵了。不但如此，他们还要积极劝你看清形势，站对位置，不要有病霾性思维。他们总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成为教中的“周小平，花千芳”了。
基督信仰至此，已经毫无神圣，人们面见雾霾，依然满嘴芬芳。有人说：“生于谎言是我们的不幸，死于谎言是我们的耻辱，结束谎言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中国教会目前最应该为之奋斗的一项使命。
所以，我认为“九大”代表们是完全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教会。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确有资格，那我真心建议让三百代表完全独立自办，先建个“社会无义教会”试试看！所以，俞主席说的“社会主义教会”我觉得如“镇越铁路”一样许只是随意性口误。真正可怕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即使“错了”也是“对了”的习惯性作法，是完全可以在“古代皇帝”身上体显出来的：宽农做宽衣，滇越读镇越。社会主义教，浒山叫许山。
2017年初，有人写说：“强权体制不会因为我们选择放弃反对，放弃一些原则，奴颜婢膝就会变得仁慈，宽容，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朝鲜这样的国家就不会有无数的人们遭到迫害了。如果有一些人因为放弃自己的一些原则可以获得一点空间，那么一定是因为有人在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
昨晚我趴在窗边，下看雾霾，上看孤星伴月，不由得想起“圣诞”的美丽场景：寂月寒星谁堪怜，圣婴卧在马槽，恶王屠婴孩无辜，为圣婴付出性命。见证是鲜血，裹足裘衣前。鸡汤愚民，建造宫殿，摆设书院，竟让无神成天。忠贞证人，窘离迫散，四处游荡，守正义为先。
来源：山人神父的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