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关于中国政府控制的第九届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和小道消息，有助于正确解读相关信息，避免了历来占主导地位的预先包装好的诠释。还为与圣座对话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平静落下帷幕，议程按照中国政府当局预先制定的路线图展开，没有出现耸人听闻的、轰动一时的意外剧情。一些与会者形容会议气氛缓和，中国31个省各教区的共计365名代表（59位主教、164名司铎、30名修女和112名教友）听取了中共高层官员的讲话、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在未来五年里领导爱国会和中国主教团——中国政府认可的机构，确保教会恪守国家的宗教政策。此外，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修正案）》、《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修正案）》及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并将经过一个月的审议后正式批准。《梵蒂冈内部通讯》曾经在九大召开前报道，（圣座不承认的）马英林主教和房兴耀主教继续分别连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两会领导班子中共有9位罗马承认的主教、5名仍然非法的主教（个别人承认自己接受未经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错误后，已经开始了与宗座修和的进程）、3名平信徒（包括一名女性）和一名修女。
十二月十九日，圣座曾经发表声明指出将根据九大召开情况“确凿的事实”做出评判。官方说法的诠释以及会议中所传达的信息暗含的潜台词需要时间，正如官方讲话和诠释宪章修正案一样。但现在，一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相关信息，避免了历来占主导地位的预先包装好的诠释。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就中国天主教的非正常处境问题对话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独立的旗帜
九大的正式讲话和文件中都反复提到较比外籍势力而言，中国天主教要独立、自治。但许多九大会议代表都一致认为，上述重申独立和自治立场的表达方式都很模糊。开幕式讲话中，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泛泛地提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应该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人大会堂接见九大代表时重申“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引导信教群众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做到“爱国和爱教的有机统一”。由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但除常规仪式性的声明外，并没有强调怎样在教会的现实生活中切实落实这一原则。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上发表的九大闭幕式新闻公告的表达方式更加适合于企业集团的心理学，而不是教会政策的战略，强调中国教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天主教自尊和自信的体现，是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的根本”。部分与会主教们表示，特别是“讲话、文件和正式发言中都回避了中国主教自选自圣的说法，在过去，这是中国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长期活跃在中国教会事务领域中的“专家们”认为，“可能的线索是，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政府正在为得到罗马主教同意和承认的选举及祝圣主教的方式铺路，这种罗马主教的同意和承认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在教会生活中落实独立原则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也就可以化解了”。
过去十几年里，非法的主教自圣是中国打击教会和圣座的宗教政策。在与梵蒂冈对抗最严重的阶段，一旦想向梵蒂冈传达鲜明而强烈的信息，这一点足以击中要害。而放弃自圣，所有围绕着中国教会独立的词汇也就失去了力量和意义，尽管仍然会继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但仅仅是一纸空文。
新的关键词：中国化
如果说独立这个词汇似乎失去了实质性，那么，中国政府方面现在似乎要强调的关键词则是“中国化”。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O一五年接见统战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率先抛出的表达方式，重申“中国的宗教活动应该是‘中国人的’”。“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现在，中国官员和体制按照国家主席发出的号召开始了中国化进程，而这一说法就天主教教义角度而言也不那么刺耳了、不再是个棘手问题了。二O一六年一月，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曾经向《梵蒂冈通讯社》表示，“在中国，教会不仅‘可以’中国化，就某种意义而言‘应该’这样做。而且，为了完成其宣讲的使命，‘中国化’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共融
九大期间流传的消息证实，圣座不承认的——中国主教团的章程中明确指出了与教宗的圣事共融，以泛泛的表达形式指出了摆脱外界输入势力的自治和服从民事当局——指经济、社会和管理方面——的区别；在涉及信仰、伦理道德纪律和福传问题上与罗马主教保持共融和追随关系。有待正式批准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修订稿中纳入了圣座不承认的中国主教的机构——即中国主教团“在信仰及福传事业上，依据主耶稣基督对宗徒们的派遣和圣神赋予宗徒们的权力，履行牧职使命，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与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在社团组织上向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负责”。
没有攻击“地下教会成员”
多个消息来源似乎证实了中国政府官员对圣座和所谓“地下教会”成员——主教、司铎和教友——的表达方式既没有攻击性也不带挑衅性。开幕式讲话中，王作安局长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天主教教会”、重申了中国人民愿意“在相关原则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推动关系改善”。“希望梵蒂冈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用实际行动为改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改善双边关系。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陈宗荣不含敌意地提到了战胜与“地下教会”分歧的紧迫性，从而共同推动中国天主教团体的发展。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人大会堂接见九大代表时强调，“中国的宗教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各个机构新当选的负责人们要努力工作、为天主教徒指出“爱国、爱教”原则的路线。主教团宪章修订稿的一条谈到了登记问题，指出“本团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依法管理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社团管理和监督管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登记则不在爱国会而是国家民政部。由此，这一变化，可能会令许多地下团体不再拒绝登记，迄今为止，他们坚决拒绝在“爱国”机构内登记，因为这与他们教会性的本质是无法调和的。
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讲话以及宪章修订稿，与此前历届大会加以比较，才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变化的重要性，尽管是小的变化，特别是其指出的前进方向。还要时刻意识到，调转航向时不能靠急转弯，而是要靠小的动作。
过去，独立原则历来是所有中国宗教政策和各种机构组织（宗教局、天主教代表大会）的根本。开始各种对话之前要求全面取缔独立原则，形同乌托邦的幻想。教宗本笃十六世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阐述了天主教教义、指出了爱国机构的原则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但总之充分表示“希望同政府就主教人选和任命主教的公开，以及地方政权承认新主教必要的民事效应等问题，达成协定”（9）。而现在，教宗方济各则给整个教会指出小步骤开启进程。较比空间“更优先着重时间”，这一“原则让我们工作的步伐拖慢，但却稳重，不必过于急功近利，有助我们耐心地忍受困难与逆境，或承受在我们计划中不可避免的变化”（《福音的喜乐》2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