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紧张局势正在中国蔓延，只有北京实施政治自由化和经济改革才能阻止这一趋势。 梵蒂冈会对中国有所帮助。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台湾总统蔡英文（Tsai Ing-wen）之间最近的通电话似乎是美国新政府对中国意图的一个信号。 通电话，无论是故意的还是由于误判的结果，其次是当选总统叽叽喳喳反北京的一些不祥之兆，中国视其为对北京的公然侮辱，虽然当局试图在官方反应中尽量减少事件的影响。
台湾事实上是独立的，但在法理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也许在对外地图上对北京来说这是痛点所在。 这不禁让人想起：内战后，随着国民党统治在1949年的终结，而中国尚未完成领土统一。
此外，北京担心，如果台湾（像中国大陆一样由汉族占多数居住）宣布正式独立，就会有麻烦。 这可能鼓舞大陆的独立势力。 中国大陆的大约一半是由大量不是汉族的少数民族构成的，如新疆由维吾尔穆斯林构成， 西藏由信仰喇嘛教的藏人组成; 以及内蒙古由蒙古人组成。 为什么一个岛屿超过90%是华人可以独立而有大量非汉族少数民族的地区要服从北京呢？ 这可能使国家分裂，点燃汉族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特朗普的电话不是孤立的事件。 就在几天前，未来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说，中国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并且重新武装朝鲜。 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美国自2001年9·11以来一直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作斗争。这一说法过去几次提出来，但随后被搁置起来。 重返未来的行政部门高级成员的提议可能是试图政治检疫中国计划的重要信号。
最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说，他的国家准备重新整合与美国的关系，而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正忙于与日本谈判和平协议（这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只是停战状态）。俄罗斯与美国的整合及其与日本的融合可能事实上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正如1971年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在冷战时期的关键时刻起到平衡苏联的作用一样。
在全球化的世界，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瞬时通信和国际非本地化生产，旧的地缘政治武器 - 战略孤立和尝试分裂该国 - 看上去像粗糙简陋的工具。 一国的经济状况真的很重要。 尽管先前谈到与中国的贸易战，正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这里的现实并不乐观。 对中国的任何贸易制裁可能对美国适得其反。
但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受到不良贷款攀升的拖累。 中国企业家以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担忧中国的政治气候不确定，试图把资金转移到国外。 因此，北京担心其市场可能出现崩溃，正在稳步收紧控制，以阻止资金外流。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刺痛可能有助于创造国内对中国信心的新问题，并在一个最终可能被迫屈服于外国压力或土崩瓦解的国家中揭开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裂痕。这种刺痛可能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北京在外国列强前过于软弱，最终可能集中反对北京，北京掌权者晦涩难懂的政治花招会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失控。
这些步骤远远超过了中国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邻国在南海取得的最新进展。通过混合经济支持和领土让步（中国从一些有争议的地区撤出），北京设法搁置与它们的分歧，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一进展显然只会削弱中国在地区和世界的整体感知。
这种对中国新的整体烦恼的原因很多。但一言以蔽之，他们源于许多外国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满和自己的“软实力”的投射，这种软实力通常不软，而且很硬，基本上要求以服务换取派发现金，仿佛世界渴望成为某种帮助北京的顾客。非中国人在与北京的交往中感到很少或没有爱，他们的官员往往对当地的风俗和傲慢态度不敏感。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买卖，然而，即便业务与买卖无关。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但它在政治上仍然是模糊和难以理解的，并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有着极其不同的政治制度。它不一定是对或错; 它是关于一套衡量标准。世界上大多数人使用西方式自由的政治标准，但中国使用自己的制度，而两者互不相容。需要建立规范。然而，在进入这个之前，我们必须借助宗教绕道走。
梵蒂冈的牌
在中国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新闻中，国际新闻界正在报道一系列刺耳的新闻：梵蒂冈和中国关系破冰。这不仅仅是新的外交关系建立。因为它在许多层面上起着重要作用，所以非常复杂。
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道德标准的核心——宗教问题，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西方：圣座与具有糟糕人权记录的无神论国家进行对话合适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这对于反对中国或其某些政策的国家和人民意味着什么呢？
它涉及的问题是这个和解是否意味着教会对自1949年以来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某种“祝福”。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党遭到绝罚，梵蒂冈对苏联帝国的倒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现在可以支持反对北京。但是，圣座在保护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和帮助古巴与几十年的大敌美国重建外交关系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它与共产主义国家越南也有正常关系。
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可能会影响美国和一系列国家担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会激怒或不让他们生气吗？在什么条件下？事实上，如果梵中关系一旦建立的话，梵蒂冈和中国的共同影响迫使每个国家重新定位其对中国的立场。
此外，还有历史因素。经过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分离，中国正在加入这个由西方价值观所主导、政治“光谱”和超过500多年智慧的世界。几个世纪以来代表了西方价值观和智慧堡垒的梵蒂冈能在这里发挥文化和政治的作用吗？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帮助改观教会，这也许是现在比以往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努力以先知的立场保持领先的原因。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梵中关系的正常化对始于1911年大清帝国的倒台和五四运动构成的现代化运动可能起到巨大的持续推动作用。因此，它可能对各种内部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可以变成遮羞布来保护共产党的现状。
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当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关注。然而，对于教会来说，在考虑所有这一切的时候，要考虑的是在中国的教会生活。
最近几个月，一些媒体认为，没有必要急于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因为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将在几年内陷入困境。
教会议事日程
正常化可能会或可能不会马上到来，但问题仍然在于是否匆忙达成。这是一个对教会富有争议的话题，在那里，时间可以数上几个世纪，对共产主义政府从未有过极大的同情。那么，为什么不能再等几年，甚至几十年，悄然来到中国，而不是妥协屈从于无神的共产主义者的强迫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在这里，我们愿意提供一些原因，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从教会的角度看会造成对中国人民和教会的损害。这个过程应该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赶上，尽管不是在几天或几周内。
现在不采取行动，等待共产党统治的终结是一个类似于18世纪的历史观点，让耶稣会士从朝廷撤出，大约一个世纪后在法国大炮支持下天主教徒卷土重来。除了共产党员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之外，对于天主教徒（来自西方的信仰）来说，等待这个政权的崩溃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投票，超越了冷战的偏好。它成为西方列强（甚至是亚洲大国）对中国有意见方式的象征：消灭掉专制的政权（无论是18世纪的满清帝国还是今天的共产党）后，你们来处理中国。如果共产党政权垮台，天主教徒可以像在19世纪那样来到中国，作为外国统治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几十年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北京的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为了教会，终止了法国的在华保教权，正如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 ）枢机在9月的演讲中提到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但也许它仍然值得不去挑起信仰言行一致的重担。
然而，如果在共产党垮台后回到中国，圣座将面临一个严重分为赢家和输家的中国教会。赢家将是那些从未投降的人，被征服的人被视为“勾结者”。对输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很深的分裂和巨大的耻辱，他们会失去信仰（因为他们从罗马分裂出去了）变的无家可归（因为政府已经垮台了）。罗马不能简单地忽视失败者，因为他们将是全球教会的一个深深的创伤。
这样的分裂肯定比今天更深，罗马寻求与政府达成协议，但没有赢家或输家。现在两个分裂的团体，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做了选择，一些人进入了地下、其他人加入了官方，双方都可以吹嘘对正在进行的对话的贡献，并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如果现在不正常化，中国教会的分歧和分裂可能在未来会增加一千倍。假设政权崩溃，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它已被证明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 接下来教会可能会失去几十年或几百年，如同历史上耶稣会士在满清的遭遇一样。
北京的突破
展望等待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前景，应该注意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原则上允许教宗在选择主教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皇帝第一次在精神问题上后退一步，将政治和宗教当局的权力分离开来。皇帝的角色在历史上融合了执政的各个方面，且是最高的宗教及其精神领袖。他是天的儿子（天子），天被尊为最高神。他行使国家权力、主持宗教仪式。当然，与穆斯林哈里发或拜占庭皇帝相比，儒家礼仪更加模糊、世俗和不精确，但是原则仍然存在，并且是如此强烈，几乎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近两个世纪以来天主教辩论的中心。
一方面是“合作者”：对儒家思想作出“浅白”解释的耶稣会士说，它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种国家礼仪。另一方面，有方济会士和多明我会士相信儒家确实是宗教，耶稣会士通过敬拜皇帝而产生的宗教作用背叛了他们的信仰。
毛泽东（MaoTsetung）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皇帝的精神角色。虽然毛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但是毛在实践的方方面面把自己上升到了半人半神的角色，个人崇拜的目标明确。邓小平（Deng Xiaoping）消除了个人崇拜，但党并没有放弃对精神领域的绝对统治，在许多方面，它回到了儒家对于宗教的定位和角色模棱两可的状态。一切都被其他事实复杂化了。
满清宫廷里的耶稣会士，真的不明白教宗和“他的”神父们之间的关系，但却因着“全天下的中心”感到非常强大，所以他们可以忽视某些对政府没有多大影响的教徒之间的纠纷。相反，邓的共产党政治局感到脆弱，通过基督教会传教士的工作，经历了西方“殖民”中国的重压。因此，邓小平有很多理由担心教宗和他的神父们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今天，习近平（Xi Jinping）原则上授予天主教会比任何宗教在几千年中所得到的要多得多。中国正式接受现代国家中宗教和公民生活分离的原则，同时考虑到各种宗教的需要而规范平民生活。这次远远超过了历史上耶稣会所得到的和20年来激烈讨论的结果，这为其他宗教带来更多的自由且为中国信仰自由的新原则打开了大门。
这种让步打开了也许是最重要因素的大门：天主教会起到帮助中国过渡到一个“正常”国家且在国际背景下充分融入的作用。如果教会已经能够完成与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的识别，那么或许教会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对中国有益，例如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将中国包括在国际背景下，以西方标准为主导的五百年实际上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课题。对中国的关注显然是教会超级软实力新的根本作用的一部分。始于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写信给毛泽东）、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与北京开始谈判）和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写给中国天主教会的牧函）继续，结束于目前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的推动。
梵蒂冈新全球精神投影
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圣座在世界上采取独特的立场。教宗已成为许多穆斯林害怕恐怖分子的灯塔，只因为他们的伊玛目没有从精神上支持他们。伊斯兰国家不接受来自利比亚或叙利亚的难民，他们在教宗的鼓励下前往西方。这对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深刻的信息，在那里个人信徒感觉像一个受害者，而他的伊玛目应该是好牧人。对他们来讲，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好牧人，现在唯一的好牧人在罗马。
同时，教宗正在尽最大努力修补与东正教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新教改革裂出来的教会——特别是路德教和圣公会改善关系。在某些方面，自从大约7世纪以来，伊斯兰教成为一个不同于基督教会的信仰，我们看到了一神论信仰大和解的影子。对于天主教正统信仰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方向，风险巨大。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公元3至7世纪这段时期，有条件的进行比较。
罗马帝国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刻，也是肯定基督教会作为帝国信仰的时刻。帝国一分为二，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部以罗马为首都。牺牲了当时普遍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崇拜。琐罗亚斯德教反而成了帕提亚人的波斯帝国的国教，波斯是罗马的历史性对手以及到印度和中国的桥梁。基督教会与罗马的结合逐渐导致将称霸地中海的琐罗亚斯德教排挤出去，而穆斯林对波斯的入侵导致伊斯兰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并加强不同于基督教会的伊斯兰特性。
今天，教宗对处于内战和恐怖分子围困的穆斯林难民的激励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始修复超过15个世纪前的深度断裂。与此同时，世界的轴心转移到了亚洲，老欧洲被围攻的感觉模糊了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的差异，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主宰着世界，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这使我们回到中国。在3和7世纪之间，中国发生战争和屠杀的场景，但是与众不同。有汉朝的崩溃，帝国不再统一达五百年，随着唐代的兴起。其范围与罗马 - 波斯历史的范围相似，罗马 - 波斯导致一神论宗教的兴起，而中国导致佛教的传播、基督教会（景教）和伊斯兰教的到来。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宗教的传播似乎也是对几个世纪的灭绝战争和灾害的反应，这些战争和灾害可能消灭了这些地区人口的三分之二。
进行历史比较终归是一种赌博，穿越千年来看它们会将风险提高到N级。当然，今天，也许如同在3世纪，似乎能一瞥罗马帝国和汉代的终结 - 与今天许多快速通讯方式相比，只是那时世界被分成几个接触影响不大的区域。但今天似乎对过去的几个世纪有一种类似的怀疑感觉。接下来，许多人无法相信罗马帝国或汉朝分崩离析，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在地平线上的新时代醒来。在这方面，今天的天主教会可能有独特的作用，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宗教，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和最强机构。
超越教会的帮助
但是教会的帮助和它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也仅止于此。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其政治进程不透明。没有人知道下一任中国领导人是怎么选出来的，没有人可以用向特朗普或希拉里（Hillary）发出欢呼或嘘声这种世界通行的方式支持或反对一个候选人。这使得中国体系在一个透明度很高的世界里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可靠，毕竟中国的企业家在世界市场上经营也希望政治透明。如果投资者和正常公民根本不知道下一任领导人是怎么选出来的，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做出长期计划呢？然而，这些领导人将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彻底改变之前所做的决定。所以没有真正的安全感。
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微不足道没有全球影响力时，这种情况即便不好，尚可以容忍。但现在它即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对每个人的福祉而言有着最大的影响，势必成为国内和国际难以承受之重。中国也不可能再指望这样一个事实：对中国的挑战是对全球经济福祉的挑战，而中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的世界，像中国这样承担如此一个大的经济体，可能创造的商机大于失去的商机。此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可怕的苏联政权和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日本的挑战，结果战胜了这两个国家。中国现在是比1980年代的苏联和日本加起来更强大的美国对手吗？也许不是。
然而，冲突未必不可避免。在这里，梵蒂冈和其他措施可以提供帮助，但中国必须彻底改变。
中国必须有一个公开和透明的选择领导人的制度，为投资者和公民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可预测的权利和义务，不论谁是国家领导人，他们都会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保证。总之，中国需要大规模的自由改革。同时，它也需要稳定，因为摇摆巨大的中国船，撕裂国家，将给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代价。因为中国这艘大船过于摇摆和国家四分五裂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代价。自由改革和稳定不是对立的，正如中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他们实际上是互联互通的，远的不说，韩国是一个从独裁政权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而不牺牲稳定或经济增长的例子。
此外，中国必须走出陈旧和可怖的作为事实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似乎想把自己狭隘的私利强加在每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本国作用日益增长的国际领导人，他必须采取某种国际自由主义。习近平主席或许事实上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正如最近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捍卫自由贸易并反对华盛顿的贸易保护主义传言。
然而，下一个考验将来自小而任性的朝鲜。年轻的金正恩（Kim Jong-un）（统治这个国家的金三代）日益增长的威胁会逼迫韩国新总统情愿屈膝投降吗？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这将更加可怕，它们正受到日益增长的来自平壤新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的直接威胁。
接下来，北京同时推进其议程中的所有其他项目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有效地控制金正恩。这里也可以有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金正恩必须被有效地和明确地控制，并不是简单地用收买的手段在短时间内维持下去，正如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与此同时，北京可以设法促进创建一个新的亚洲布局，一个和平的朝鲜半岛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中国自身必须改革，然后发挥新的全球角色。
全球状况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来，西方国家里的中产阶级人数大量上升且生活富裕。过去几年来，趋势已经逆转。大部分政治分析一致认为，中产阶级随着收入下降一直在大批量的减少。这种西方现象似乎与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人给特朗普投票、以及最近的意大利全民公投反对宪法改革扩展连接开来。明天，也可能带来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当选。这些人在失去工作，预料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的父母还要糟糕。对他们来说，全球化、廉价的商品和低通胀的初步好处现在已经被更少的工作和报酬所掩盖。随着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的灯塔，其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中国投资者大量收购他们的老工厂，一个如此不同和难以理解的国家，很容易成为由褊狭政客推动的老式不愉快道路上现成的替罪羊。
郗士（Francesco Sisci）是一位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意大利汉学家、作家和专栏作家。为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撰稿，是央视和凤凰卫视国际事务的时事评论员。
天主教在线译自2016年12月6日《亚洲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