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ANNI VALENTE
梵蒂冈城
至今还有人在问教宗方济各为什么没有就中国教会的情况发表专门文件或者结构性的讲话，尽管教宗好像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事实上，现伯多禄继承人曾在多次场合表明根本不需要教宗作出进一步的类似说明。因为，有关中国天主教徒的现在和未来所有该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教宗本笃十六世已经在二OO七年春天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表达了或者至少提到了。这份拉青格教宗于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圣神降临瞻礼之际签署的宗座文件，在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正式发表。www.vescovicinesi.it于不久前写道，这部文件的基本框架是西安总主教区传奇式总主教李笃安蒙席建议的。时至今日，这封信仍然是近几十年来，宗座给中国教会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文件，尽管从一开始，对这一文件的接受就遭到了阻力。媒体和教会人士忙于降低其重要性，给出人为操纵的解读。事实上，在这份文件发表整整十年后的今天，文件仍然给今天提供了化解症结、解决牧灵问题的明确标准，这些症结和问题，继续使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处于异常状态和饱受煎熬的情况下。
取消“特权”
本笃十六世在信中第八号写道，“虽然教会在中国遭遇了许多重大的困难，然而仰赖天主圣神的特殊恩佑，总未缺乏过合法牧者的服务，无损地保持了宗徒的继承”。幽灵般的“爱国教会”屈从于政府，而在罗马，许多懒惰的记者们编了几十年的故事，讲述一个不存在的现实。面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只有两种态度。一些主教们“因不愿屈从对教会生活的不当控制，且为了完全忠于天主教的道理和伯多禄的继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圣。……也有一些主教在特殊环境的催逼下，未经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圣，事后提出要求和伯多禄继承人及其他主教们完全共融”。“官方”和“地下”主教的区别仅仅是指政府承认与否，而这些承认是“那些被贯以天主教会生活主要责任者的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徒信，7）操纵的。
教宗已经澄清了，这种区别本身不会给与宗座的共融关系造成后果。“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当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就所谓“地下”，本笃十六世签署的信中指出“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希望“政府也能给予这些合法的主教所必要的法理方面的承认，使所有信友都能在自已的社会环境中自由地实践信仰生活”。一九八一年，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批准给予与教宗共融的中国主教们一些 “极其特殊的权利”，包括在爱国会控制之外，秘密地选举和祝圣一些主教、不必要先行告知圣座。因着这一命令，梵蒂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整个中国发展形成了一个团体网络、教会的现实，在国家的眼里是“地下的”、是秘密祝圣的主教们领导的。残酷的文革结束后，堂区重新开放、教友重新较为容易地获享圣事的益处后，地下团体的多个领域指梵蒂冈的命令是不建议人们到“开放的”圣堂去，常常指责在爱国会登记的主教和司铎们是裂教和亵渎。许多教区的教会团体内也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分为“地下”和“官方”团体。
二十六年后，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给中国天主教徒信的第十八段中明确宣布取消“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予的‘所有特权’”。还有“以往及最近颁布的所有牧灵指南”，也全部用新文件取代。重新援引教义传统时重申，未经教宗批准祝圣的少数主教，出于特殊原因尚未要求或者尚未得到教会法律宽免的，“如果能确定他们是由有效身份的主教，按天主教祝圣主教的礼规进行祝圣，其祝圣是属非法，然却是有效的”。
信中详细纠正了一些导致教会内部冲突或者不良局面的行为。敦促后来被圣座合法化的主教们在短时间内尽快公开他们已经合法化的身份，并不断地表现出“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的明显行为”。并援引《教会法典》指出，“仅在有正当理由时，并须经所属和前往服务教区的两位主教事先协议下，一名圣职人员才能在另一教区执行其圣职”。借此，希望能够避免许多神职人员在地下教会区域内游走，以为他们可以在全中国行使其牧灵权力，并自持代表了唯一“忠贞教会”。
希望就主教人选达成“协议”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给中国天主教徒信中，多次彻底否定了各种对民事权力机构而言教会肩负着“颠覆”圣召的假设。援引梵二大公会议指出的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重申了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沿着利玛窦神父的足迹指出的，“今日天主教会也不要求中国及其领导者给予任何特殊的待遇”。而且，“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使命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在履行其使命中依靠天主大能的助佑向人宣扬基督”。它“承认国家的职权及其权利，命令给凯撒纳税，但也明白地教训人该保持天主的至高权利：‘凯撒的，就应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在主教任命症结上，坚持阐明了宗徒继承人的“神权”是“行使他的最高神权。这一权力和介入是纯宗教性的，并不是不适当地干预国家内部事务，或侵犯国家的主权”。充分表达了对“政府当局关注那些将发挥地方天主教会团体领导和牧人重要作用”的理解。从那时起，拉青格教宗就希望“同政府就主教人选和任命主教的公开……达成协定”，从而使教会教省和牧灵区域的划分与新的地方民事行政区域划分相适应。只有一点是不可放弃的：那就是要由主教们行使教会的牧灵领导。信中强调“宣讲福音、要理讲授和爱德事业、礼仪和文化活动以及各种牧灵选择，都只属于主教和他们的司铎”。没有直接点名爱国会（其名字只在一份备注中谈及其宪章时出现过）的情况下，信中指出“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阐明了爱国会极力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是与天主教会教义无法调和的。这一说法是爱国会必须要促进的法定任务。
但是教宗的信并没有要求彻底铲除爱国会，而是留下了一种通过重新审议其章程而将其“演变”的可能性。在邀请人们于五月二十四日“在上海的佘山圣母圣殿内，人们非常热诚地恭敬”的进教之佑童贞圣母玛利亚瞻礼这一天为中国教会祈祷时，拉青格教宗也同样援引圣保禄宗徒的话，也就是建议人们“为所有人、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祈祷，使中国基督徒能够“度宁静平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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