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力神父~要把中国基督化 - 或 - 把天主教中国化？>
南怀仁通讯 6月号
韩德力神父
中国-梵蒂冈的谈判进展很慢
我们应该学会耐心建立信任需要时间 - 旧的偏见和无知仍然存在
梵蒂冈利用宗教作为帝国主义势力渗透中国的工具吗？ 北京是否仍然像在文革期间一样设法摧毁天主教呢？所有知情的人都知道！当然不是！ 不过，在中国境内外的一些人的心中，这些观点仍然存在。 这就是北京和圣座对话进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但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没有相互信任，国家之间的对话就不会有结果。 罗马和北京必须首先学会抛下许多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超越旧的偏见，这种偏见植根于几个世纪前发生的历史事件。 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信任。 我们都必须学会耐心而积极，灵活而坚定。
为什么对话没有进展？发现了更多的复杂性吗
基督徒不耐烦，甚至更多的媒体更是如此，急于听到一些关于谈判进展的消息。他们开始猜测和想象延迟的原因。谈判从2014年开始。为什么即使在2017年6月还没有主教任命的协议出台？事实上，气氛似乎是积极的。自从方济各当选教宗，中国没有祝圣任何非法主教。在2016年，罗马和北京达成一致后五位主教被祝圣。有人说五位候选人中有三位是罗马指定，两位是罗马批准的政府候选人，这是进步的迹象。我们自从2016年都希望七位非法主们（其中3位被绝罚）将很快能被合法化。但是都没消息。最近有些传闻说教廷已经同意把他们合法化但还没有公布，但这些传闻是完全没有根据。 我们不应该被误导。
帕罗林枢机老早提醒了我们未来的道路仍然很长。对话需要逐步增加开放性。 只有双方互信发展后，才会彼此把更多的已经采取的秘密步骤供放在桌面上。 据说中国有四十个教区没有主教。 政府没有秘密地准备自己的候选主教吗？ 圣座没有秘密地任命比已知的更多主教候选人或教区署理吗？这些秘密必然要被揭晓。来自北京的声音表示，“非官方主教”（仅由罗马任命）不具备北京认可的资格。 为什么？以北京的思维司铎需要哪些才能，且根据教会法才有资格担任候选主教？ 也许在双方的思想中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人仍然疑问：到底有多少“非官方（地下）主教”？ 会有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多的没有得到圣座许可而祝圣的“非官方（地下）主教”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安罗马和北京两方面的理解都是“非法的”。 汤汉枢机在2016年8月的文章中提到了三十多位非官方主教，而在二月份他提到了40位非官方主教。也许这些“非法祝圣”中的几位在同一时间获得认可？ 就双方而言，我们想象还有一些未知的领域正在被探索和揭示。 也许双方都会发现要达成一致的问题要比预期更多，更复杂？
北京和罗马有同样优先考虑事项吗？
最基本的问题是：双方的谈判代表如何看待对方？ 来自罗马的人代表普世教会的首要牧人教宗及圣座首领。他们希望讨论天主教徒在中国信仰生活的正常化。 但北京谈判代表认为他们代表梵蒂冈国家元首，而不是“圣座首领”。他们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也许更多地在外交领域，与圣座的范围不同，期望的差异以及可能有的偏见和无知使问题复杂化并减缓对话。
教宗的第一项任务是成为普世教会的牧人
当天主教信徒听到“梵蒂冈”这个词时，他们不会想到在罗马城里的那个小的国家，他想到的是教宗，世界上所有天主教信徒的牧人和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这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任何人试图理解 “梵蒂冈”的意义和功能都必须从耶稣基督和福音开始，否则，从一开始就在错误的轨道上。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误解正是在这里：中国认为教宗只是梵蒂冈国家元首，但这只是教宗的次要功能。 无神论者即使没有信仰，应该努力了解天主教徒是基于福音而不基于与政治看待教宗。
耶稣基督宣讲的福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爱”。 所有的人都是出自天父的爱。基督委任伯多禄作为宗徒之首, 这是教会和向世界福传的开始。 在基督离开他们以后，宗徒们开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传福音。许多犹太人加入了这个新团体，也有一些非犹太人加入，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 这些非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犹太法律？ 在圣神的指导下，这个年轻的教会第一次在历史上表明，它有自己的福音启发的智慧。教会的首领伯多禄与使徒一起在圣神的引导下显示了他们的灵活性，并决定非犹太人不必完全遵守犹太法律。这是教会历史中由第一任教宗伯多禄--普世教会的牧人-- 做出的一个历史性决定！ 纵观教会历史，教会一直受到挑战，教会同样面临着福音启示的灵活性。 今天的教会，通过教宗方济各，这种挑战仍然在中国继续。
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文化中，天主教希望与当地文化相融合，适应于当地社会，在本地文化扎根成长，并适应当地文化的信仰表达方式。 这就是当地教会如何回应政府的呼吁，把基督信仰“中国化”。这要求灵活性，但教会也愿意忠于基督的福音，且要求在信仰内坚定。两者相结合是教会在任何时间经常需要面对的挑战，今天在中国同样如此。
作为梵蒂冈国家元首仅是教宗的次要任务
由于早期的教会不断发展到罗马和地中海和其他地区，另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发生在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执政时期，天主教信仰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为国家认可的宗教。 那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开始。自君士坦丁开始，教宗有了第二个任务，他也负责基督信徒团体与国家的良好关系。 在中世纪早期他成为教皇国元首时这项任务变得更加清晰。 这是一项重要的责任，但它不附属于他“牧羊人”任务，由圣座一词表达。
在中世纪一些教宗往往想扮演世俗皇帝，而少作基督徒的牧人，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和谐的政教关系, 没想到却导致了更大的争执和失败。 他们错误地认为，为了成为教会的好牧人，他们需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教皇国的领袖。但这一切在1870年结束，当加里吧第（Garibaldi）打败了教皇国家，最后在1929年梵蒂冈国家成立时告终。这将教宗从一个过度扩张的教皇国的首领解放出来成为小梵蒂冈国的领袖。 从那以后，这个小国就成为教宗实行第二个任务，即以国家元首维护普世教会与有天主教会的不同国家间的良好关系。梵蒂冈国家不需要很大, 但教会需要它为领导以便顺利地发挥独立运作的功能。 如果今天没有梵蒂冈国，我们还得创建一个。仍然很重要的是让天主教信徒明白，教宗在梵蒂冈国的“外交关系”领域的决定是由他及他的行政团队所执行，这与天主教教徒当信的道理无关。
什么是严格的属于天主教信仰，以及为中国天主教徒牢记在心的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他是天主教世界主教会议以及天主教信徒的首领和牧人。整个世界所有的主教们都有双重功能。 他们是宗徒的继承人，因此每位主教都负责自己的教区，地方教会；除此之外，他们也与教宗一起都是世界主教团的成员，引导教会的信仰，而非外交事务。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天主教徒当信的道理。教宗为了履行梵蒂冈国家元首的第二项任务，促进与各国政府的对话以便明确这一点。 180 多国家政府接受这一观念，并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是否明白并接受天主教信仰的这一重要部分吗。 这似乎是北京和罗马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对话。
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已成为可能
“对话”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新名词，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上也同样是新词。各国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基于权力和权威。有时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这就导致一些教宗在中世纪时偏离福音精神，而寻求政治权力，以便通过自己的教皇国的力量控制其他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教宗变得不像教宗, 却更像皇帝。直到现代，在国家之间「对话」这个词语没有被使用过, 也没有实践过。梵二大公会议实际上以更正式的方式引入了“对话”一词，将对话定义为教会在各国中当面对不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 甚至包括无神论所应有的行动。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教宗保禄六世是其中一位正式在其通谕 “他的教会”（Ecclesiam Suam 1968年）推出“对话”一词的。自那时以来，教会自我定义为一个寻求与所有不同意识形态包括无神论的对话的团体。一个在对话中的教会是一种教会的新模式。
梵蒂冈与中国之间的对话是否可能？中国教会的历史显示对抗多于对话，有鸦片战争 、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对中方以及教会方对积极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对话持有如此多怀疑态度的原因。虽然过去很困难，但我们相信今天对话已成为可能，因为教会变了而在中国也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曾经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当它被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羞辱(1842-1860)，经过几十年奋斗已找到一种方法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冯桂芬，李鸿章，孙中山等曾想在传统王道与儒家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其他一些人想打掉重来，建设全新的中国，他们是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 他们主张“破坏主义，先破后立” 随后是中国共产主义，最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引导中国成为新中国，现在也自称愿与所有国家和意识形态对话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新的天主教会（梵二后）和新的中国（开放政策后）的背景下，我相信对话必然可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教宗方济各作为圣座首领与北京对话
北京与梵蒂冈国家首领对话
第一个呼吁对话的来自教宗本笃十六致中国教会（2007年5月）的牧函。2009年帕罗林蒙席 （Msgr Parolin）（当时还不是枢机）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甚至达成了对主教任命协议的草案，但罗马没有签字。中国很失望任命而祝圣几位非法主教，导致对话告终。
自教宗方济各当选日大家了解他是位对话的人。就在此时，习近平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被认为是向对话开放的人。但在中国及罗马均有些人反对对话。在教会内有人表示怀疑我们并不惊讶。他们的怀疑是基于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发出的疑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代表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虽然同意他们疑虑的合理性，我们也知道教宗和他的谈判者也同样关注这些问题，我们确信他们把这些问题放在谈判桌上。表达了疑虑之后，我们与香港的汤汉枢机同意，他呼吁所有教友与教宗团结一致。
从上面我们分享的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天主教信徒应该学会清楚的区分圣座与严格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关于梵蒂冈外交关系和政治，即使它们也很重要但不属于当信的道理。
对话是天主教在中国福传的组成部分 ——学习建桥梁
1984年台湾主教团到教廷述职期间（Ad Limina）我正好也在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给台湾主教们演讲并呼吁台湾教会成为桥梁教会。 之后几个教会团体和许多台湾天主教徒做出回应并访问了中国教会，也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近年来，辅仁大学开放给中国司铎和会士们并为他们提供培育的机会。这些是最宝贵的桥梁教会的活动。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普世教会已经理解并很好地回应了教宗的这个历史性呼唤吗？不一定吧！我相信教宗方济各最近发起的对话和谈判为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会兄弟姐妹们提供了更多发展桥梁教会活动的机会。我们必须与教宗团结一致并以积极的态度支持教宗。 整个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应该充分参与这一历史演变。 我们不能低估教廷和中国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与困难。为了追随教宗的呼吁，作为 “一座桥梁教会”，我们现在应该学会在信仰的问题上进行态度灵活但立场坚定的对话，这是我们福传工作的一部分。
两千年来中国的皇帝既是皇帝也是“教宗”，决定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继续沿着同一条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宗现在与中国进行对话。教宗和中国都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方式相互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见天主教的领袖教宗，而这个宗教当年康熙皇帝曾经指称“不适合中国”、是“洋”教。 这两位如何在一个现代的中国国家中同意有天主教信仰的一席之地？双方都是由于对另一方的无知倍受阻碍。 罗马难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几乎不理解天主教信仰的内在逻辑。 但它确实是一个历史性对话！但愿双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要把中国基督化 -- 或 -- 把基督信仰中国化
传教士去中国时愿意把中国基督化。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没有充分尊重中国文化。 历史正确地责怪他们。 今天中国重申，要把外国宗教中国化并包括天主教中国化。 问题是：在推广这个政策时中国是否会足够地尊重宗教信仰。 如果不是，历史也会责怪中国。 北京和圣座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凯撒的给与凯撒，属于天主的给与天主。 为了找到一个公平的答案，这对于福音启发的圣座对无神论的中国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从我们最近60年的经验我们了解的是成立一个中国“独立自办”的教会不是一个双方能接受的公平的答案。但要是该为“自立自办”的教会呢 （一字之差）能不能符合双方的原则子呢。值得考虑吧。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得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同时也得鼓励对话，只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才能实现。
为福传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无知和偏见是对话的主要障碍，首先对话必须成为我们未来福传的构成性因素，即发展开放性态度面对中国教会的相关事务。 我们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克服我们对中国教会和社会的无知。。
第二，我们必须研究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涵，并最终从中得知在中国教会并没有分裂。不要再谈论或在书写上提到“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那是错误的。 中国只有一个天主教会。 但是这个教会内部分为两个团体，两个团体的教友都与教宗合一并忠实于教宗。他们只是在如何处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问题上有分歧，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天主教会教会，这违背我们的信仰。这其中有一个团体选择与政府进行对抗，因此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而另一个团体为了教会的好处选择与政府合作,但仍然同样忠实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合一。我们应该避免只造访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个团体，这造成分裂并违背福音的精神。 两个团体同样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必须学习一种对话的牧灵，具有灵修精神的对话。在慈悲圣年的精神内我们学会以基督徒的慈悲态度实践对话。我们希望促进团结与和好以代替判断和谴责，超越我们过去的偏见及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让我们学习参与教宗方济各所表现出的灵活态度，但在信仰上表现出坚定的立场。
Jeroom J. Heyndrickx cicm
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