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笃十六世致函中国天主教徒十周年纪念之际，隆巴尔迪神父在耶稣会刊物《天主教文明》上撰文，指出走对话和现实主义道路致力于一个“完全中国的、完全公教”的教会
十年前，本笃十六世教宗在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出了让中国天主教会“完全是中国的、完全是公教”的道路。当年，得益于圣座国务院耐心细致的工作，与北京的关系展现出了一线希望。而就职以来多次向中国人民以及这个伟大国家表示了巨大关注的方济各教宗，正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是前圣座新闻发言人，现拉青格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费德里克∙隆巴尔迪神父在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上发表的深度分析文章中强调。
首先，隆巴尔迪神父指出，教宗的关注“在中国得到了回应”。这也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教宗与前任相比有一些优势。他不是欧洲人，为此，不属于殖民主义者的大陆。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让中国倍感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利益重负的殖民地国家。他也没有直接参与到同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历史性较量中。他是来自另一个大陆的移民之子、深深地植根于一个大众化的现实中并继续着这不解之缘。他是一个修会的成员，这个修会在历史上本着尊重和富有成果的对话能力接近了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代表了伟大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最高点”。正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耶稣会士的名字所表明的。
隆巴尔迪神父继续写到，“当教宗方济各坚定不移地谈到在各族人民之间建设和平的必要性时，中国人感到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和谐’理想的回声。鉴于教宗没有任何军事或者经济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质疑教宗的坦诚”。还要感谢贝尔格里奥教宗不仅仅是倡导，还“积极善度”的“相遇文化”。
有人指教宗对中国采用的开放和友好的言语过分了，例如接受香港英文媒体《亚洲时报》记者郗士的采访。隆巴尔迪神父继续强调，但积极的目光以及“同理心（换位思考）”——另一个教宗十分喜欢采用的词汇——“恰恰成为了挑战。这挑战是对话者需要向前迈进的，从而超越迄今为止使他们封闭于自我、束缚他们的局限”。在中国激起了极大兴趣的教宗的信息中，有“他坚持提到的团结互助”、关心“穷人和揭露剥削的形式”、“严正谴责各种形式的腐败”、《愿祢受赞颂》中列举的关注保护“共同的家园”。
耶稣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而中国的国情是“长期的无神论和反宗教意识形态的系统性传播、摧毁传统的社会和伦理道德价值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随后的推动经济进步，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较比以前丝毫不逊色。而且，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人口的平衡深受暴力‘独生子女政策’的困扰和破坏”。面对上述种种，在中国有一种“宗教的重生”；政府当局也“意识到了宗教因素应该是生活现实的永久性组成部分、是对和谐与社会和睦相处的重大贡献”。在这一点上，便融入了教宗方济各反复强调的慈悲，不仅邀请天主教徒而是全体中国人民“与自身历史修和，包括光明与黑暗、包括错误在内”。
至于中国教会，隆巴尔迪神父指出了“历任教宗们历来鲜明展示的”对中国基督徒的关怀。“文革”（1966-1976）的漫长时期，全体天主教徒都遭受了迫害——不仅是那些不加入爱国会的，还有那些加入了爱国会的天主教徒。不仅是天主教徒，各宗教信仰的信徒都遭到了迫害。隆巴尔迪神父强调，贝尔格里奥教宗阐述慈悲与修和的信息，而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慈悲圣年堪称是这一信息的巅峰。中国各地教会团体广泛响应和追随教宗的教导，善度慈悲年，全国各地开放了数百扇“慈悲之门”。而教宗的慈悲与修和信息“同样深入到了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内。这一团体曾经并继续经历着分裂与紧张关系，这种分裂和紧张关系是因为遭受的教难和压力造成的；是因为（回应教难或者应对教难的）方式不同所导致的”。
抛开偏颇且常常是有意的误导性诠释，《天主教文明》指出了方济各教宗与前任“明确的连续性”。本笃十六世的信中“要求将教会合一放在首位；指出了在共融、爱德和良好意愿中实现合一的道路。愿意采用具体的态度、在教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主教、司铎和教友之间相互慈悲及修和”。
尽管局势好转了，仍然不乏内部的较量。隆巴尔迪神父表示，“即便以史之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内部的较量）却是天主教会团体见证、其可信度和使徒热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此，必须鼓起勇气予以战胜”。作者提到了中国天主教会“积极致力于爱德事业的杰出传统”，“非常有助于得到中国社会的积极接纳”。正如教宗方济各寄予的，这里也是一座“战地医院”。本笃十六世和他的继任人的共同视野可以归纳为“重振福传”。
“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现实中诞生、成长、开展活动、做出贡献。不受外部或者外来的约束，而是福音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中国天主教会团体愿意，也应该完全是中国的；愿意为中国而生、愿意无所求地献上耶稣福音，仅仅是为了人和民族的益处服务。但如果要这样做、并获得成果，那就不能与普世教会分裂开来。因为恰恰是因为与普世教会、与其信仰根基和其传统与经验的宝藏活生生的结合，她才能汲取生命力、汲取其理想和训导的深刻内涵。与普世教会团体分离，地方教会便会感到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意义”。
在此前景下，便会找到了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普世天主教会当局——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接触和对话”的意义。其目的是“保障中国天主教会团体的基本生存条件，使其能够做自己；使其以最佳方式善度服务生活、从事服务；同时，也是完全中国的、完全公教性的，融入到她的民族中、参与普世教会团体”。
隆巴尔迪神父谈到了一九五七年爱国会成立、未经教宗批准的但却有效的主教祝圣后，“天主教徒和主教内分裂的严峻时期”。而罗马予以了坚守与伯多禄共融的主教们“特殊权力”，使他们能够在必要情况下自主地祝圣新主教。这一阶段，圣座认为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了。因为拉青格教宗已经取消了“特殊权力”。隆巴尔迪神父解释说，“‘非法的’、加入爱国会的主教数量增加了，他们秘密地要求与圣父教宗共融并获得了，由此，他们处于双方都承认的境地中。对于这种被不恰当地描述成‘地下教会’和‘爱国教会’共存、彼此较量的情况，本笃十六世的信就是要明确地、果断地彻底终结”。还为教友们参与圣体圣事提供了指示，为“涉及人员提供了评估和辨别的睿智空间”；而“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合一的主教团”。
仍然是本笃十六世的信中明确地希望“恢复圣座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认同‘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这对话“应该首先旨在解决关于主教任命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必要承认主教的任命权来自于教宗）；此外还在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背景下推动天主教徒完全地善度信仰生活；最后，圣座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正常化”。
经过多年的冷淡后，“得益于教宗方济各就职后形成的新氛围”，这一对话“在教宗任期内有系统地恢复了”。教宗邀请人们做到的“健康的现实主义”，“要人们认真关注常常在正式定义中没有得到准确描述的实际的现实。事实上，这些都意味着抽象性或者黑白泾渭分明地僵化划分的危险”。无法全面地揭示局势复杂性和多样化的因素。为此，教宗方济各坚持的是“辨别”，因为“在具体情况下落实普遍原则时应充分考虑特定情况和方面，由此，才能对要采取的行动和做出的决定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全面总体评估”。
前圣座新闻发布中心主任隆巴尔迪神父在《天主教文明》上发表的文章最后强调，“完全是中国的、完全是公教”的中国教会“应本着更新的振兴致力于福传事业，用其宗教、伦理道德的信息；用其爱德和社会努力，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为造福中国人民做出贡献：这才是首当其冲的、最大的紧迫任务。在这项事业中，伴随着教宗方济各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关怀与友好，并由此得到支持；得到了普世天主教会的团结互助与精神合一的伴随与支持。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对话只是为了让中国天主教会在符合自身宗教性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完成上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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