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如海上一叶小舟，会遇到狂风暴雨，而所谓的狂风暴雨决不仅限于外在的磨难，回顾教会历史，既有内忧也有外患。罗马三百年教难，很显然是外患，即便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天主教会仍坚忍不屈地捍卫了基督留下的信仰。当外在的迫害稍微停歇的时候，内在的异端却层出不穷。亚略异端、白拉奇异端、摩尼异端，尤其是亚略异端，在当时几近动摇了整个天主教会，因为有很多主教竟然跟随了亚略异端。同时，我们也从教会历史上看到人性的缺陷，虽然教会是圣的，但是，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会犯错误的，同样，教廷或教宗在判定事物对错上也会有其不完美，也会表现其有限性。在厄弗所会议上，济利禄主教作为教宗的代表，竟借着教宗的权威判定根本不存在的思想，即所谓的“基督两性两位论”为异端，聂斯脱利主教也随之被流放。如今方知聂斯脱利主教根本没有坚持什么“基督两性两位论”。对基督无限忠诚的聂斯脱利主教在流放中，仍坚持不懈地传播基督的救赎福音，从小亚细亚到波斯，从波斯到叙利亚，直至到我们中国的唐朝。在广袤的亚洲大地种下了福音的种子，期间不仅受到公教会的排斥，也受到俗世势力的迫害，直到今天，亚述教会仍然度着颠簸流离的生活。
相比来看，中国教会忠贞主教及追随者算是幸运的多了。罗马教廷劝退两个地下主教，神父们竟然嚷嚷着要离开铎职生活，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理解。针对中国的非法主教，在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位时期，圣座国务卿卡萨洛利枢机就采用“非法使之合法”的策略，使多位非法主教重新回到普世教会的怀抱。尽管当时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策略有时也会让那些主张非法选圣主教者肆无忌惮，甚至藐视罗马圣座的权威，故此，在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位期间，针对中国教会发表了比较清晰的牧函，阐述了天主教会的特质，并呼吁那些已经获得宽恕并得到与教宗共融的主教们，明确表述其与普世教会共融的身份。教宗本笃十六世深深感受到中国教会应该与普世教会一道共同遵守教律，借着发表牧函的机会取缔了在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时期所给与中国主教的特权。这项举措无疑是对地下忠贞教会选圣主教进行了限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身为神学家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多么希望天主教在中国可以正常发展，免得因为草率地选圣主教而将法律视而不见。可是，那些已经习惯于藐视教会法律的傀儡主教们，并未因此停止其非法行为，在没有教宗委任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悍然冒犯天主教法律，这才使得教宗本笃十六世对那些藐视天主教法律的人们处于绝罚。
只要中国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中国官方与梵蒂冈之间缺乏共识，在外交层面上发生僵局是很自然的事。上海教区马达钦主教在晋牧礼上公然声称不再担任爱国会的职务，也正是在当时大环境中产生的结果。当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2月28日宣布退位，罗马教廷选出新教宗方济各后，针对中国教会的策略开始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很自然地使得我们不知适从。在很多方面我们无法理解罗马教廷针对中国官方极其附属“爱国会”似乎毫无底线地妥协和让步。最为无法接受的是，竟然会要求忠贞主教让位于非法主教。汕头庄建坚主教与闽东郭希锦主教，在中国教会所做的见证有目共睹，将他们的信仰见证看的一文不值，实在是令人悲伤和无奈。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闻讯后前往罗马，在教宗方济各的公开接见时向教宗呈递“陈情书”，教宗答应会御览其内容，但是，罗马教廷的对华策略是否会改变？恐怕不可能达到陈枢机所希望的心愿。
天主教在中国不应该永远成为地下教会，但是，如何才能使中国教会既能忠于信仰，又能自由地生存于中华这片土地上，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