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由教会历史学博士段春生神父撰写，于2017年发表在《神思》杂志上。现经其本人授权，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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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众所周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1881-1963，1958-1963任教宗职）是一位广为大家喜爱的「人民的教宗」与「好牧人」。他在任期间最大的手笔，就是在梵蒂冈成功的召开了天主教第二十一届大公会议。1963年，若望教宗撰写的《和平于地》（Pacem in Terris）更是第一部同时向天主教信徒和「一切善意人士」而发的教宗通谕，为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若望二十三世使教会搭上了开往现代化的列车，被誉为「梵二之父」。
在梵二开幕词中，圣教宗明确指出教会要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由此，开启了教会与世界，与其它宗教对话的大门。这扇洞开的对话大门，不仅为不同基督徒团体，也为整个近现代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由若望二十三世开启的对话之路，在其后的几任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 1963-1978）、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78-2005）、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2005-2013）以及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13-）身上得到不断地发扬和广大，产生了一系列破冰的奇效，给教会发展开创了新的格局。
壹、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其人
一、 童年与修院培育
安杰罗·朱塞佩·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galli）【1】于1881年11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名叫索伊尔蒙特的小村庄。他出生的当天晚上，就由本堂神父方济·雷布齐尼（Francesco Rebuzzini）受洗，圣名安杰罗·若瑟（Angelo Giuseppe）。安哲罗的父母是非常虔诚而朴实的基督徒。这个热心的「家庭教会」成为他信仰成长的摇篮，对他一生的信仰影响很大【2】。
1892年11月7日，安哲罗进入贝尔加莫修院（Bergamo’s Seminary）。1901年，被送往罗马阿波利奈尔（Apollinare）修院学习。1904年7月13日，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8月10日在罗马晋铎。1905年2月，他被任命为贝尔加莫新任主教贾科莫·拉迪尼·特德斯奇（Giacomo Radini Tedeschi）的秘书长【3】。
值得注意的是，自1906年起，安杰罗神父在贝尔加莫修院教授教会史、教父学和护教学。据载，他「对文学和历史皆极有研究。特别是贝尔加莫省的史迹，更是熟悉，如数家珍」【4】。由于对教会历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贝尔加莫地方教会的历史著作【5】。譬如，他的《圣嘉禄·鲍荣茂使徒访问贝加莫传（1575年）》专著，此书共有五卷，于1936年至1952年陆续出版，这项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直到他当选教宗前才全部完成【6】。
二、卓越的教廷大使
1920年12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宗座传信部”主席，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1925年3月19日，他在罗马祝圣为主教，出使保加利亚。他促进当地天主教与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与保加利亚东正教展开了尝试性的接触和对话。1934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为土耳其和希腊的宗座代表【7】。
龙嘉利主教具有明智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地理清问题的症结，直奔问题的核心予以化解。1944年比约十二世（Pius PP. XII, 1939-1958）慧眼识人，任命他为圣座驻法国大使，把当时最棘手问题交给他。龙嘉利主教以特有的「平静、温和与敏锐」，把法国政教冲突带给教会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他的才华赢得了巴黎各界的认同与赞赏。龙嘉利担任法国大使长达9年之久，这些经验对他日后召开梵二大公会议具有很大的帮助【8】。
三、教会的「好牧人」
1953年龙嘉利被擢升为枢机，任威尼斯的总主教（patriarcha）。消息传到了法国，整个朝野都为之庆贺，法国人称赞他是「忠实诚笃、爱好和平的教士」【9】。在威尼斯期间，他广泛与各界人士进行对话，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及时表达了对所需之人的同情与关切；因其机智风趣，态度和蔼，言语诙谐，深受众人的热烈拥戴【10】。
1958年10月28日，龙嘉利枢机当选为教宗，取名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成为第261位教宗。在任期间，他最大的手笔是成功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促进教会内部的自我更新，推动不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与合一。1963年，梵二休会期间，年逾八旬的若望二十三世自知在尘世的日子不多，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亲自起草了《和平与世》（Pacem in terris）通谕，为梵二会议与教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63年春季，因他对教会和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授予「巴尔赞」和平奖。1963年6月3日，他完成了天主交给自己的使命，安息主怀，享年八十有二【11】。
贰、梵二大会的伟大设计师
一、梵二前的教会掠影
16世纪中叶，面对新教改革带来的强大冲击力，教会于1545-1563年召开了特利腾大公会议。该会议一方面针对新教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和强化了教会内部的革新，由是形成了现代天主教的特征【12】。17至19世纪，教宗的权威受到了高炉主义（Gallicanisim）、费布罗尼厄斯主义（Febronianism）和约瑟夫主义（Jesephism）的挑战【13】。
19世纪末，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 1792－1878）主持召开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年12月8日-1870年7月18日），该会强调了「教宗的首席权」，并宣布了「教宗无谬论（infallibilitas）」的教条【14】。因普法战争的爆发与意大利部队占领罗马，致使庇护九世于1870年10月20日宣布中止大会【15】。
之后，为抵御各种世俗主义的冲击，维护教会传统的价值，庇护十世（Sanctus Pius PP. X, 1903-1914）于1907年7月3日在《怨天尤人》（Lamentabili sane exitu）训令中，提出一个新的《提要》（Syllabus）集中而系统地谴责「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16】。
自1903至1958年间，以「庇护]（Pius）命名的庇护十世、庇护十一世（Pius PP. XI, 1922-1939）与庇护十二世，因维护传统教会神学思想，均被批评为「神学保守主义」【17】。
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一批以耶稣会士与道明会士为主流的杰出的神学家，其著作在五十年代，被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广泛阅读，但他们的神学思想均遭到官方教会的谴责【18】。其中，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81-1955）去世十年后，他的著作「成为开始发现他的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的领路人」。卡尔·拉内 (Karl Rahner, S.J., 1904-1984)因对传统「神学的每一个主题都检讨过、讨论过，重新解释，并重新使之有活力」，被誉为「天主教神学伟大教师」【19】。
上述神学家的思想在梵二会议上被得到尊重和接纳，他们成为梵二重要的神学家，为该届大会提供了丰富的神学资源。
二、「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吧」
自1870年10月20日梵一会议宣告中止以来，继任的教宗们都想尝试完成梵一会议。1923年10月22日，庇护十一世即曾寄发公函，征求全体枢机、总主教及主教们的意见。可惜后来由于其他重要问题，因此而搁浅。庇护十二世也曾有意召开大公会议，并以很严密的方式在圣职部进行，甚至于1949年成立筹备委员会，可惜年迈的教宗最终因精力不济怀抱遗憾而放弃【20】。
1958年10月28日，龙嘉利枢机当选为教宗。当他被选出来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位老人只是一个「过渡的教宗」。然而，这位出身平凡、年届77岁的老教宗，很快便展露了他的「阅历深厚的人性与司铎的特质」。他的一系列的举措，让教廷的官员和卫队感到担忧，因为他史无前例地访问了罗马附近的贫困地区，探访监狱的囚犯，看望医院里的病人。事实上，他经验丰富，智慧超群，在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和法国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向世人表明，他懂得如何谈判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担任大使的生涯中，让他深入了解到天主教已经脱离了现代世界【21】。
在他担任威尼斯总主教时，就已萌生了召开大公会议的念头，只可惜他不在其位，而「常以为不能越俎代包，做分外之想」而感叹。当选教宗后第三天，在他与陆费尼枢机（Ernesto Ruffini，1888-1967）谈话时首次提到「大公会议」的字眼。1959年1月20日，他接见国务卿戴地尼（Domenico Tardini,1888-1961）枢机时，提出要召开大公会议，以革新教会，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国务卿的赞同和支持【22】。
1959年1月25日，圣保禄宗徒瞻礼弥撒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圣保禄大殿隆重宣布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时，罗马教廷有很多人支持，但也有些人不赞成，他们认为以往召开大公会议是为了应付异端的威胁；也有人以为要召开的大公会议，可能是继续梵一没有结束的会议。但大家没有想到，若望二十三世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他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要为沉闷、僵硬的教会带来新鲜的空气。在面对一些人质疑是否有必要召开大公会议时，若望二十三世推开窗子说：「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吧」【23】。
三、梵二大会召开
1962年10月11日，天主教第二十一届大公会议在梵蒂冈隆重召开。作为一位先知性的直觉者，若望二十三世在致开幕词的演讲中，真诚地跟世人分享了当初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他说：「为了历史记录，让我告诉你们，大公会议的念头如何进入我的思想，大公会议这个字眼首次来到我的唇边，是在1959年1月25日，在圣保禄的瞻礼，在奉献给他的座堂，在教会主教的当中，这想法来的出奇不意，好像天上来的闪烁」【24】。
接着，教宗为梵二大会指出明确的目标：其一，是「更新教会（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其二，是「牧灵性」的会议【25】。
显而易见，作为梵二设计师的若望二十三世，指示教会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外在生活，而且也要推动在思想方面的内在更新，就是要摆脱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的严格的律法模式，从而走向对社会的关怀，走向与各个宗教的对话和交谈；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天主子民的牧灵关怀。毫无疑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要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天主教会【26】。
1962年10月11日，历史给我们记载下百年盛会的一幕。参与梵二大会的有来自全球的2540位枢机主教、宗主教、主教，以及几千位来自全球的观察员、神学家和客人【27】：
「八时三十分，主教们的游行队伍跨出教宗宫廷的铜门进入伯铎广场。他们五人一列，一律穿着白色大披肩，白色高冠，济济在黑色的人群中形成一条银河。他们走到广场正中，绕一直角，朝向伯铎大殿前进。主教们后面是教宗乘肩椅出现，一路举手降福群众」【28】。
很明显，该届大会与以往任何一届大会都迥然不同，仅从参加人数就可看出大会的普世性特点。若望二十三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梵二是「牧灵性质」，而非「讨论教义」的会议。教宗认为「梵二不是号召反对某些东西，而是要赞成某些东西」，教会应该「用慈悲的良药」，而非用俗世的武器维护其权威。因此，梵二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谴责任何思想或主义，没有宣布新的教条的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希望基督徒能在当下社会处境下活出福音的精神【29】。
四、捍卫真理与美善的「好牧人」
圣教宗自所以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推动分离的基督徒对话以走向合一的道路，是源于他的热心祈祷，在他看来「祈祷常被称为天人的对话」，「在祈祷中我们就是被天主说出来的话，祈祷就是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一如神圣进入它的根源，一如神圣进入它的终向」【30】。若望二十三世丰富的祈祷生活成为他与不同人士对话的灵修资源和力量。
据载，当他在土耳其任宗座大使的时候，一天黄昏，他到一座教堂去视察，当他听到教友用法文祈祷时，便询问缘故，在得知教友一直以来都是用法文祈祷时，他不禁问难道「他们都是法国人吗？」「不，都是土耳其人」。「那么译成土耳其语不更好吗？」于是，第二天该堂的教友们便完全用土耳其语祈祷了。他在土耳其十年的大使生涯，给当地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1】。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每到一地，都「重视会见、结交非天主教人士。」在土耳其时，「他曾帮助营救逃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给他们提供物资援助」。在战后的法国，当他看到纪录片中布亨瓦尔德和奥斯维辛堆积如山的犹太人的尸体时，他惊呼：「怎么会发生这一切？他们都是基督的奥体啊！」被选为教宗之后，当犹太人来梵蒂冈拜访，他热情地走过去，握住他们的手，不断重复旧约圣经里的话：「我是若瑟，你们的兄弟」【32】。
1950年，著名神学家孔格出版了他的大作《教会内的真假改革》（True and False Reform in the Church）一书，时任教廷驻法国大使的龙嘉利宗主教阅读了该书后，深深被此书的「聚焦于教会的革新和圣德、教会的传统、平信徒的参与，以及洞察出教会是天主的子民」的深邃的思想所打动，后来在筹备梵二准备工作时，若望二十三世特邀孔格参与梵二的筹备工作【33】。
叁、若望二十三世到方济各的对话之路
1961年的圣诞节，梵二筹备委员正式邀请了2500名代表人物来参与梵二大会【34】。事实上，普世基督新教协会和新教的一些大的教派都派了观察员出席了这届影响历史、盛况空前的大公会议。在大会开幕的第二天，「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遣的两位观察员也抵达了罗马，……给大会平添了很大的喜庆」。除了希腊，其他东方教会团体均派遣了观察员与会【35】。
若望二十三世鼓励大家应以仁慈和对话为先，而非以谴责和对抗的思维相处。事实上，新教与东正教的代表们也以正面的眼光看待大公会议，给予大会很大的希望【36】。
自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彼此充满了「敌意与防卫」，双方忘记了所拥有的共同信仰，而只注意到彼此之间的区别。梵二则通过合一运动的《大公主义法令》催促基督徒开放自己，让他们意识到对于分裂教会「双方都难辞其咎」。而走向真正的合一，要求既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又要欣赏和接纳其他基督徒团体的真实价值【37】。
此外，《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鼓励基督徒展开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信徒进行宗教交谈，以维护「在那些宗教徒间所发现的精神与道德的美好事物，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这种促进宗教间的相互尊重与了解，被称为「宗教交谈」【38】。
由若望二十三世开启的对话之路，在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以及方济各（Pope Francis，2013-）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产生了破冰的效果。
一、保禄六世千年破冰
在梵二会议召开期间，有两件大事颇具「千年破冰」的历史意义：分别是教宗保禄六世去耶路撒冷朝圣与大公会议闭幕前夕，东正教与天主教同时宣布撤销，自1054年以来的绝罚令。
千年破冰的行动最早始于龙嘉利主教。1934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为土耳其和希腊的宗座代表。在他的努力下，教会不仅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也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正式会晤，这是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后的首次接触【39】。
1964年1月4日至6日，教宗保禄六世赴圣地朝圣。他是自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 1775-1799）于1798年被俘虏后第一个离开梵蒂冈的教宗，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这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一个大公合一的举动。保禄六世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领袖阿忒那戈拉斯（Athenagoras）宗主教，在耶路撒冷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保禄六世向这位东正教母牧首表达的第一句话是，「我实在认为这是我们活在天主临在中的时刻」。宗主教也表达他「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并且表示信赖这位天主教首领。他说：「天主圣意的安排选择陛下开启祂的道路……世世代代都期待着这一天，这重大日子」【40】。
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前夕，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和解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双方联合声明同意取消1054年造成东方和西方教会决定性分裂的绝罚令」，承诺彼此不再相互斥为异端。保禄六世派一个代表团赴君士坦丁堡，在奈德纳宗主教和议会前宣读了共同声明；同时，东正教以梅里东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在伯多禄大殿参加了教宗与二十一位枢机举行的弥撒，宣读了同样的声明【41】。
双方承认：
「这是互相体谅的诚恳表示，并共同邀请，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爱下，彼此进行商谈，以期赖天主的助佑导致双方，在信德和友爱的完美共融中生活，那本是东西教会在他们历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现象」【42】。
之后天主教教宗与君士坦丁堡首牧也保持正常来往，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共融，但东西方教会千年对峙的冰冻格局自此宣告结束。
二、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的对话
秉承若望二十三世的对话精神，若望保禄二世于1981年2月18日，在马尼拉进行牧民访问讲话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亲切的问候：
「我，若望保禄二世、罗马主教、伯多禄的继承人，在吾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向中国亲爱的兄弟姐妹致意。……我同时希望透过我卑微的语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致敬。贵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地大人众，而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道德崇高，这是人民数千年来耕耘的结果。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神父从一开始就认识和钦佩中国文化，他可说是大众的榜样。」【43】
1982年9月10日，若望保禄二世在致信庆祝「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之际，再一次由衷肯定了利玛窦开启了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大门，他说：
「东西文化既如此差距，利神父早已知道该如何使两者沟通，而他作为中介桥梁的精神和方法，亦已为梵二所确认，因为梵二声明，我们应该努力熟悉地方的风俗及宗教传统，应该以欣然起敬的态度，去发掘蕴藏这些事物中的圣道的种子」【44】。
若望保禄二世相信埋葬在北京栅栏墓园的利玛窦就是那个「圣道的种子」，他称赞利氏走在了时代之先，梵二也肯定了利氏的传教方针。
教宗相信中国天主教教友会秉承利玛窦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我深信贵国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会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因为真正而虔诚的基督徒——忠信天主，但也具有深厚的责任感——爱国爱民。他重视精神生活，也乐意为大众利益贡献所长。良好的中国天主教徒，定必为国家的进步效劳，履行对父母、家庭和国家的职责。藉着福音的力量，他像其他所有良善的中国人民一样，培育「五德」──仁、义、礼、智、信」【45】。
若望保禄二世殷切希望中国天主教徒能将基督的福音与传统儒家的「五德」有机结合起来，活出「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
1994年11月1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亚述教会首牧玛尔定四世（Mar Dinkha IV，1935-2015）在梵蒂冈签署的《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称圣母为「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根据同一信仰天主教传统，尊颂贞女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同时也为基督之母」【46】。
这份共同声明，对中国天主教至关重要，至少可以证明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的景教（Nestorian）不是异端。因为，明末在华耶稣会士被维护中国道统的士人所诟病，他们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而1625年于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证实早在公元635年，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已经传入中国。这一事件，让在华传教士欣喜异常。因此之故，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等，均曾以「景教徒」与来自称。以此证明天主教传入中国由来已久【47】。
此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10月1日，为中国教会宣圣120位真福。这为中国教会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三、本笃十六世与中国的对话
2005年4月19日，年届78岁的拉辛格枢机被选为教宗，他当选时比若望二十三世选为教宗时还要年长一岁。他为推动与中国的对话，于2006年2月22日，任命陈日君主教为第六位华人枢机主教。
2007年6月30日，本笃教宗亲自为中国天主教书写牧函，在牧函中他深情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关注和爱护。
2008年5月24日，教宗将每年的5月24日定为「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可谓空前未有。接着，教宗还亲自为撰写了「佘山圣母颂」，表达了对中国教会的殷殷关爱之情。
2010年12月，擢升韩大辉为总主教，任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并于2011年2月5日亲自举行祝圣礼仪。
本笃十六世又于2012年1月6日宣布擢升汤汉为枢机，使其成为华人第七位枢机主教；成为罗马天主教枢机院成员，中国问题专家成员，为进一步推动与中国对话的进程。
鉴于，本笃教宗为中国教会所作的一系列的举措，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如将本笃十六世舆因关爱和支持中国教会而享有「中国的教宗比约十一世」相媲美，实不为过。四、与中国对话中的教宗方济各
方济各教宗（Pope Francis, S.J., 2013-）自当选之初，便「以简化繁文缛节，强调人情、简朴和特别关注无信仰者的风格，立刻博得举世的敬仰」【48】。这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与若望二十三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人都是在七十七岁高龄当选教宗，在世人看来，他们好像是过度的教宗，事实上，他们虽在晚年却有惊人的手笔，以雷霆万钧之力推动教会内部的革新和教会与不同宗教间的对话。
（一）、五百年的破冰行动
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访问瑞典，参加了由天主教与信义会共同举行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双方「共同寻求和解及合一行程上的里程碑」。
这次共同纪念活动乃是梵二大公会议召开50年来促进对话的成果，是遵循圣若望二十三世早已阐明的对话原则：「使我们合而为一的事远大于分裂我们的事」【49】。由于成义教义是引发争论的一个中心主题，因而对话抵达的一个高峰就是1999年签署的《关于成义教义的共同声明》。声明的中文版，经香港天主教与信义宗共同努力于2017年出版，标志着宗教对话将在华人教会发挥重要的影响。
在纪念活动中，教宗方济各与信义宗领袖在瑞典南部隆德大教堂，共同主持了合一祈祷会。在大会上，教宗呼吁天主教徒和信义宗会友应「修补」历史，诚实看待过去，并「承认错误和寻求宽恕」。我们必公开承认，我们都在基督面前犯了错，破坏了教会的合一【50】。
教宗感叹道，在圣座机构的促成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起讨论路德：我们实在亲身体验到了圣神的果实。圣神的行动越过各种藩篱，将冲突转化为增进共融的时机。
信义会和天主教会委员会在纪念路德开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机会上，共同发表了一份题为「从冲突到共融」的档。教宗藉此表示，这项纪念活动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思考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因为认真深入探讨路德这个人，以及他对当时教会和教宗牧职的批评，必能帮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克服过往许久以来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
教宗解释说：
「严肃认真，不局限于思想意识的偏见和争论，这样的研讨能帮助今日处于对话中的教会分辨并接受在宗教改革中的积极与合理因素，远离错误、夸张和失败，承认那些导致分裂的罪过。我们众人都清楚意识到，过去已无可挽回。但今天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启大公对话的50年后，我们能完成一次记忆的净化，不再因彼此受到的伤害而怀有怨恨」【51】。
教宗最后表示，我们全体基督徒都蒙召摒弃偏见，不评断别人以不同视角和言词所持的信仰，却应为我们先人铸成的过错彼此宽恕，一起向天主呼求修和与合一的恩典。
（二）、走在与中国对话的路上
身为耶稣会士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很早就得知在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交友论》，是「以友爱来为福音作证」。因此，当选为教宗之初，就颇为关注与中国的对话，且多次表达「他想去访问中国和探访中国的教会」【52】。
教宗提到了公元16世纪前往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特别指出利玛窦强调了同中国对话的必要性。他说，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责任就是尊重所有的文明，在中国文明面前，天主教会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一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方济各在2016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春节的问候，他赞扬中国「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有着无穷尽的智慧」。他希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失去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拥有伟大智慧历史，而且能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意识」。
方济各接受访问时表示，梵中关系良好，他希望可以访中国。但他也表示，中国有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梵蒂冈与中国的工作组正在商讨中梵关系，「我们正在研究和对话」。教宗方济各指出当下梵蒂冈与中国正处在对话的道路上。
肆、结语
梵二之父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出身于一个具有虔诚基督信仰的贫民之家，特有的生活背景使其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龙嘉利神父在贝尔加莫修院教学期间对地方教会史的精湛研究，使他不仅获得地方史的丰富的学术涵养，还使他具备了全球教会史的宽广视野。在长期担任教廷大使期间，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教会已经与时代相脱节，且远远落后于时代。因此，在他当选教宗三个月后，就强烈呼吁召开大公会议，并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教会内部的自我更新。
他主持召开的梵二大会，正是藉着教会的自我更新，要让教会成为天主慈悲的面容，以表达对世界的关怀，推动与不同基督徒，不同宗教团体的开放性的对话。
梵二大公会议召开时，由于特殊原因，大陆的主教未能参加。当时代表中国教会参加会议的共有57位主教，其中有10位中国主教：即田耕莘枢机、于斌总主教、郭若石总主教、罗光、杜宾晋、郑天祥、牛会卿、成世光、张维笃与袁庆平诸位主教，其他的是那些曾在大陆传教，后被遣返回国的外籍主教【53】。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与会期间多方接触中国主教，有机会了解了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国教会表达了慈父的关怀。
由若望二十三世开启的对话之路，经由教宗保禄六世接过了接力棒，在他的努力下大公会议沿着梵二的设计师——若望二十三的精神继续召开，并在达到了既定目标后，于1965年12月8日圆满闭幕。保禄六世的对话之路带来了千年破冰的奇效：1965年12月7日，天主教与东正教同时宣布撤销了自1054年彼此的绝罚令。
若望保禄二世由前任教宗接过了对话之路的接力棒，继续走在与世界，特别是与中国的对话之路上。他多次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敬仰，对中国传教先驱利玛窦神父的欣赏。他深信当下的中国天主教徒，也一定能像利玛窦那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是真正的中国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密的合作者与继任者——教宗本笃十六世，由前任教宗接过了对话的接力棒，继续与中国的对话之路。教宗给中国教会写牧函和佘山圣母颂，关心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
当下的方济各教宗与若望二十三世有惊人相似之处，不仅是因为在同一个高龄当选教宗，更是因其极具开明和创新的风格，他关怀穷人，与穷人为伍的精神，闻名于世。
方济各从本笃教宗手中接过了对话的接力棒，积极推动与不同基督徒团体对话的进程，去瑞士参加了由天主教与信义宗共同举办的「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会议」，勇于直面教会在历史上的问题，呼吁不同基督宗教以「悔改」和「修和」的精神，修补历史上因双方的过错所造成的伤害。
教宗方济各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多次表达如果时机成熟，他会去中国进行访问。他认为，在对话之路上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只要一直敞开对话的大门，累积理解和信任，相向而行，中梵建交的伟大时刻应该不会很远。
1. 天主教传统中的Angelo 通常译为是天使，Giuseppe是若瑟。鉴于学界对西文名字多采用音译的方法，故本文采用学界惯用译法，Angelo：安哲罗，Giuseppe：朱塞佩，Rongalli：龙嘉利。
2. Bill Huebsch(许布施)，《若望二十三世的灵修智慧》(The Spiritual Wisdom of Saint John XXIII, Powerful Insights, Simple Pracitices，Heartfelr Prayers)，
3. Mario Benigni-Goffredo Zanchi, John XXIII, The official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Elvira DiFabio, Books Media, Boston, 2001, p. 23-25。
4. 张秀亚，《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台湾：闻道出版社，2014），页66。5. Il cardinale Cesare Baronio. Nel terzo centenario della sua morte, in La Scuola Cattolica a. 36, s. 4, v. 12, gennaio 1908; Note storiche intorno al santuario di S. Maria della Castagna presso Fontana (Bergamo), Bergamo, I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che, 1910; La Misericordia Maggiore di Bergamo e le altre istituzioni di beneficenza amministrate dalla Congregazione di Carità, Bergamo, Tipografia S. Alessandro, 1912; In memoria di mons. Giacomo Maria Radini Tedeschi vescovo di Bergamo, Bergamo, S. Alessandro, 1916.
6. Gli atti della visita apostolica di S. Carlo Borromeo a Bergamo (1575), a cura di, con la collaborazione di Pietro Forno, Firenze, Olschki, 1936-1957.
7.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雷立伯(L. Leeb)译，《近代教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页378。
8. 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378。
9. 张秀亚，《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页45。
10. 同上书，页47。
11. 参阅，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425。
12.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73。
13. 冈萨雷斯著、陈泽民等译，《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页418-419。
14.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295-296。
15. 陈文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史》，（台北：上智出版社，1997），页20；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页90-91。
16. 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346；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册），页418-419。
17. 冈萨雷斯著、赵城艺译，《基督教史》（下卷），（上海三联书店，2010），页499。
18.如德日进、吕巴尼 (Henri-Marie de Lubac, S.J., 1896-1991)、孔格 (Yves M.-J. Congar, O.P., 1904–1995)、舍尼 (Marie-Dominique Chenu, O.P., 1895-1990)、拉内、朗尼根 (Bernard Lonergan, S.J., 1904-1984)等。参阅，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册），页501。
19. 同上书。
20.参阅，陈文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史》，页35-36。
21. 参阅，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下卷），页443。
22. 参阅，陈文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史》，页35-36。
23. 同上书。
24. 同上书。
25. 同上书，页217。
26.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512。
27. 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425。
28. 陈文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史》，页36。
29.雪莱，《基督教会史》，页512-513。
30.许布施，《若望二十三世的灵修智慧》，页44。
31.张秀亚，《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日》，（台南：闻道出版社，2014），页36。
32.雪莱，《基督教会史》，页511-512。
33. 杰姆克罗格著(James H. Kroeger, MM)、刘德松译，《梵二开启的旅程》（A Vatican II Journey: Firty Milestones），（台北：光启出版社，）页66-67。
34. 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378。
35.雪莱，《基督教会史》，页314。
36.同上书，页66-67。
37.杰姆克罗格，《梵二开启的旅程》，页79。
38. 同上书，页81。
39. 穆启蒙著、侯景文、陈白希译，《天主教史》（卷四），（台北：光启出版社，1987），页314-316；韦尔著（Timothy Ware）、田原译，《东正教会导论》，（香港：道风书社，2013），312-3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237e0102elq1.html（2017年10月24日）.
40.同上书。
41.穆启蒙，《天主教史》（卷四），页316-317；韦尔，《东正教会导论》，页313；毕尔麦尔，《近代教会史》，页421-422，425。
42.穆启蒙，《天主教史》（卷四），页317。
43.「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1981年2月18日) ，见苏主荣编辑，《牧我中华》，（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86），页153-154。
44.「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致玛萨拉达城主教书」，（1982年9月10日），见苏主荣编辑，《牧我中华》，页174。
45.「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1981年2月18日) ，见苏主荣编辑，《牧我中华》，页153-154。
46.安才译，《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握手言和，1500年的宿案终于和解》，见上海教区光启社《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5年第4期。
47.1632年徐光启为韩霖与韩云写的《景教堂碑记》，参见，李天刚编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笺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论教文集》，（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页70-73。此外，以景教后学自称的明末基督徒：王征与邓玉函撰《奇器图说》，署名“关西景教后学”；山西绛州朱鼎瀚在为利玛窦《西国记法》再版时自称“东雍景教后学朱鼎瀚”；林一携与李九标为艾儒略的《圣梦歌》做小引和跋，亦署名“景教后学”；利类思译的《超性学要》，卷首有“景教后学林驺署笺”。此外，如韩氏兄弟、段氏兄弟、朱宗元等明末天主教徒都常以景教碑为荣，以景教徒自称，争当“景门后学”。参见拙文，段春生，<徐光启与高一志及其门生韩云、韩霖>,见《神学研究》，（北京：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神学研究委员会，2015年第一期，总第35期），页45-58；DuanChunsheng, “Un cristianoalla corte dei Ming, Xu Guangqi e il dialogo intercultural tra Cina e Occidente”, (Guerini e Associati, Milano, 2013), pp. 189-202.
48.安德烈·托尔涅利著、江国雄译，《教宗方济各》，（台南：问道出版社，2013），
49. 龚圣美译，《从冲突到共融：2017年信义宗——天主教共同纪念改革运动合一中译本》，（香港：道风出版社，2017），页6。
50.杰姆克罗格，《从冲突到共融》，页6。
51.ht.radiovaticana.va/2017/03/31（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
52.安德烈·托尔涅利著、江国雄译，《教宗方济各》，（台南：问道出版社，2013），页Vii。
53.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71），页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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