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对话：绝非挥舞魔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梵蒂冈电台讯）关於「中国问题」，有一连串的讯号显示，圣座和中国正在达至一个重要阶段，尽管──如同圣座新闻室今年3月29日的公告所言──圣座与中国似乎没有任何即将签署的协议。
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很久以前就展开了接触，试图以有建设性、而非争锋相对的态度找出某些教会问题的解决方法，首先便是棘手而重要的主教任命议题：这关乎牧灵的方针，意在开启一个能惠及众人的合作模式，而且并不假设只要魔杖一挥，几乎就能解决所有现存的问题。
关於这点，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接受意大利报纸《新闻报》的访谈时，讲的显然很恰当。他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众所周知，随着『新中国』的到来，教会在那泱泱大国的生活有过严重受阻和剧烈苦难的时刻。
然而，自上世纪八零年代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展开了接触，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事件的变化。圣座向来秉持牧灵的途径，试图跨越对立，乐意与政府当局进行互相尊重又有建设性的对话。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已阐明这种对话的精神：『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4号）在教宗方济各的牧职期间，当前的谈判就是遵循这个路线：有建设性地敞开对话和忠於教会的纯正传统。」
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新政权，开启了格外艰难的历史阶段，许多牧者和信友遭受了剧烈的苦难。这个政权是毛泽东革命的成果，他的理想目标是解放人民，使之摆脱西方控制、贫穷、无知、旧领导阶层的压迫，却也排除天主的概念和宗教。
随後，从八零年代起，中国也开始有所改变。当然，意识型态依然存在，近来出现某些强硬的徵兆，特别是在负责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活条例的机关方面。然而，或许这也是在经济的急遽成长中需要稍微维护秩序的徵兆。一方面来说，经济成长增进福祉，创造新的机会和新的生活空间，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萌生共同的盼望；另一方面来说，如此的成长导致某种混乱，劳工界出现社会失根现象、富裕阶层的腐败比例增加、传统价值观日益薄弱，在年轻世代之间尤其严重。但是，面对这些同样冲击到宗教生活领域的剧烈改变，意识型态上的严苛或许无法成为一个适切的回应。
今天，圣座乐意在互相尊重的交谈气氛中，为促进中国和社会的利益作出贡献。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而言，他们也不得不感受到这个事实与他们密切相关，因为这不是一个遥远国度的事件，而是至一教会的生活和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处。为此，切莫激发争辩，却要以祈祷陪伴在中国的教会当前的微妙时刻，以期带给福传事业新的动力。耶稣的讯息对於如此一个泱泱大国的人性及灵性愿景不能毫无关联。
从本文开始，我们就相关主题将陆续发表系列报导。
与中国对话：有赖於微小却重大的步伐
（梵蒂冈电台讯）为什麽要跟中国当局对话呢？在中国，天主教徒保持忠贞，尽管敌视宗教的政权造成了种种严峻的苦难。怎样才能达致这种对话呢？
对话是教会生活的一个要素，在教会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论是在教会内部，或是她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对话意味着与社会、与各宗教、与各文化接触……。梵二大公会议早已鼓励采用对话作为牧灵行动的风格，不仅在教会成员之间实行，也如此对待非基督徒、政府当局和善心人士。《教会宪章》这样写道：「人无论有无信仰，都该有助於建设人人共同生活其间的世界。为此，绝对需要坦诚而明智地交换意见。」（21号）
关於对话，教宗保禄六世也在《祂的教会》通谕中清楚谈论道：「圣教会应当与其本身生活於内的人类社会会谈，在会谈中，她本身就以语言，讯息和会谈的形式出现。」（67号）；天主教会「必须随时准备与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会谈，不论他们是在教会圈内或圈外」。（97号）
在人与人之间、机构之间、人的团体之间，对话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谊。在各种情况下，对话都格外滋养信任。互相信任是在众多机会上简单而极其慎重地具体实践许多小步伐、举动和会晤的成果。如同圣父所言：「总会有些门没有关闭。」（2017年5月13日）
圣座与中国达到现前的对话气氛，也有赖於近几任教宗迈出的微小却重大的步伐；他们每个人都开辟了道路，给新建筑添加了砖头，启发了充满希望的思想和行动。让我们想想保禄六世平稳的行动，以及本笃十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有关主动与中国当局对话的明确指示。最後，让我们想想，教宗方济各以他的性格、举止、训导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华民族之间彼此接近和相遇的进程。
当然，教会选择对话所寻求的并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妥协或放弃权益的态度，一如典型的甘愿「出卖」自己原则的那种人；他们这麽做是为了不费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记天主教会团体的苦难旅程。对教会而言，对话必须不断寻求真理与正义，力求人类完整的善，尊重各项基本权利。然而，教会，包括在中国的教会之使命，不是改变国家的体制或行政，抵抗那体现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权力。事实上，教会在实践自身的使命时，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战斗，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质，成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弃自身的超性圣召，把自己的行动贬低到纯粹的世俗层面。
反之，真切而诚恳的对话让社会内部得以运作，以保护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进人人共享的公益。在这种背景下，当天主教会发出批评声音时，不是为了挑起争端，作出无效的谴责，而是为了秉持建设性的精神促使社会更加正义。如此一来，批评也是牧灵爱德的具体实践，因为它集结最弱小者受苦的哀号，他们往往没有力气或头衔来让人聆听自己的声音。
根据圣座的判断，即使是在中国，开诚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对话方法，纵然辛苦且蕴藏着风险，但必将创造更加彼此信赖的气氛，有助於互相认识，能逐渐克服过往和近期的严重误解。
再者，今天从不同的讯号可以得知，中国愈加注重「软实力」，也就是圣座在国际层级发挥的软实力。在中国，历史顺其自然地发展，这要求在教会内肩负特殊使命的人们细心分辨。正因此，圣座运用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与中国当局对话，如今为那些渴望解读时代的讯号并认出临於历史中的天主的人们，这对话呈现出真正牧灵职责的轮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领着历史，祂也正在为中国天主教徒的将来具体地施展作为。
（与中国对话系列二）
与中国对话：在中国的教会履行使命的必要选择
（梵蒂冈电台讯）无论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或修会会士，基督的众门徒都肩负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都要在万民当中做光做盐，做酵母，好使众人看见他们的善行，光荣在天之父。难道在中国的教会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吗？
的确，有些观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国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种封闭而非平和交谈的态度。其他人则想知道圣座如何能继续相信对话和谈判，而不采取一种斥责和更加公开批评的态度。
从圣座在国际领域，尤其在发生冲突和危机情况时作出的众多干预可以断定，这样做是意识到，在距离遥远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对话不仅是适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选择。除此之外，必须考虑到教会有特别关怀自己信徒的责任，在他们处於剧烈痛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实上，在其它体系眼中这一切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默许”甚或“让步”，但对教会而言，这显然是回应福音要求的一项道德义务和一种精神力量。
为在中国履行这使命，教会无需请求政治上的特权：她只需要以真实无伪的方式做自己。事实上，在特殊和非常情况下，甚至连必要的自由都没有的那些情况下，教会仍能推进其福传使命。
毕竟，教会在任何时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没有困难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证实，理想的情况似乎在较先进的民主国家也无法继续存在。
教会却不能放弃这个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爱德及内部合一，则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因此，在教会内存在着一种在信德与爱德中守护合一的极特殊服务：这是伯多禄的牧职，身为罗马主教教宗的牧职。
面对数亿人口，在中国的教会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个合一的教会临在於人群中，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教会应尽可能地临在於中国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时机、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以及任何历史关键时刻，都本着谦卑和基督徒望德的远见与人民共甘苦，为促进人类的美好未来铺路，而这未来却总离不开天主的恩赐。
今天，我们面对时代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全球化与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战，生活质量与环境的挑战，和平与人权的挑战。同时，我们也面对一种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费俗化现象的挑战，国家只为寻求本国利益而向它国关闭的挑战，对宗教冷漠的挑战，以及将弱势群体边缘化和丢弃文化的挑战。教会蒙召正是要临在於这些场域，藉此宣讲那死而复活、赐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说来，这一切看似简单而美好。鉴於基督徒持有这麽多的善意，人们不禁要问为什麽政治当局还会害怕他们，或为他们设置许多障碍。事实上，这需要对教会生活於其中的具体境况进行检讨。在这些境况中,有时不仅会发生应受谴责的基督徒的过错和罪行，甚至他们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见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国政府当局很久以来似乎越来越明了，宗教不是一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愈加正义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层建筑的现象，而是人类的构成部分。因此，纯正的宗教经验也成为一种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极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个千年的先进和复杂的社会中，宗教的临在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除了仁义、友爱、教育，以及服从权威的价值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国家有权对各种形式的宗教实施严密控制，也运用法律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19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记录了一些对抗时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迹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为用。
除了对这些历史现象的政治评断外，必须指出这些现象也对一般的宗教事实造成混淆和偏见。这尤其有损於那些具有伟大传统的宗教，而这些宗教本身则与宗派主义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国社会和文化应能越来越更加意识到，以原教旨主义及非理性主义的途径来回应人类现实状况，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与中国对话系列三）
对话的主角：圣座与中国当局
关于共产意识形态根源的政治运动，教会，尤其是历任教宗的思维向来懂得区分什么是对不可接受的理论立场作出谴责，以及什么是具体的实践，因而具有寻求对话的可能性。
（梵蒂冈新闻网）在近期的历史中，准确地说，是在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牧职期间，圣座与中国当局建立起有关主管单位之间的接触。双方所展开的私密会谈，起初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圣座坚决持续对话，对中国政府展现尊敬的态度，试图跨越以往或当下的所有误解，澄清天主教会的宗教本质和圣座在国际层级行事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对天主教会似乎也产生了类似于区分理论立场和对话需求的想法：中共虽然对宗教在社会内的意义与功能仍抱持哲学偏见，却也从为严峻迫害行径作辩护，缓慢地转变到对信徒的个人信仰有所开放，尽管改变的步调在全国并不一致。
若望保禄二世教宗2001年曾论及与中国当局对话的必要性：「圣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以全天主教会的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敞开对话的大门，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合作。」（致利玛窦抵达北京四百周年国际研讨会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笃教宗2007年阐明，在对话中，「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使命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向人宣扬基督」（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号）。
因此，教会为自身要求传扬福音的权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与国家秩序首先是个政治任务，但与此同时，它也是至关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务，教会有义务透过净化理智、培育伦理、发出先知之声，甚至在必要时刻有建设性地提出批评，借以作出她独特的贡献。
本笃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样，在写给在中国的教会的信函中多次肯定圣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敞开对话之门。他期盼「不久就能见到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具体沟通合作的途径」，因为「友情策励交往、分享心灵喜忧、团结与互助」（第4号）。一方面，切莫忘记信仰与牧民智慧的指南针；另一方面，切莫忘记谦卑地认识相关议题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克服与合法政权的持续冲突，针对现存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同上）。
在这一贯的行动和教宗训导下，教宗方济各渴望继续致力于对话。而这要求坚持与中国政府的官方谈判，秉持必要的谨慎周密与明辨，以及出于信赖天主的高瞻远瞩和孜孜不倦的刚毅。此外，这也解释了圣父为什么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想要访问幅员辽阔的中国和拜会中国国家主席的心愿。
（与中国对话系列四）
梵蒂冈与中国：对话与谈判
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团体与他们的主教，无论是政府承认的，或是不承认的，都赞成与当局对话。然而，正如教宗方济各强调的，谈判是为了众人的益处，如果我们不接受切实谈判的风险，对话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梵蒂冈新闻网）本著开放和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能让我们接受他人的差异，承认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们彼此充实，相辅相成。为了对话，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身份并承认对方的身份。真正的对话有如“降生”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天主与人对话并寻找人，为了与人建立救恩的关系。
教宗方济各认为，谈判则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其中每个人都试图从对方那里获得什么：正如人们说的，谈判永远是“分蛋糕”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赢家”。因此，每一场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每一项协议，总是不完美的、暂时的、正在进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长进程中的诸多环节，随著时间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济各秉持一贯的开放和尊重的沟通风格，本著接纳他人之差异、承认每个人身份和使命的态度，继续致力于促进和支持与中国政府的官方对话。如此，切实的谈判重新启动，然而谈判向来不容易，并且出现过突然的中断。事实上，曾经出现这样的状况：谈判两方，一方面重申对话和达成一致的良好意愿，另一方面却在相互理解的时候又因一些阻碍而停步。
在此，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的教会的大部分人士赞成已经展开的对话，不仅是“官方”团体，还有“非官方”团体。虽然我们谈论百分比或许不妥当，但我们仍可引述中国主教的意见，包括政府承认和不承认的主教，他们都表明支持恢复对话，以及有可能达成的协议。
一位政府承认的主教获悉中国与圣座恢复对话的消息时态度非常积极，他指出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国和圣座的对话，并且热切地祈祷，期望达成一项协议。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认的主教表明恢复对话是好事，当然在言语之外还必须看到事实。然而，见面谈话好过不见面，因为只有在见面交谈后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对话的进展及对话艺术的艰难即在于此：对话使彼此靠近，了解对方的身份认同，并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此，在对话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达，而不是只说些惯常的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有时产生距离也完全正常，因为觉得自己过于向对方让步，放弃了自己的合理需求，愿意更好地阐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张。
但是，为了达成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最终也必须更改自己过高的期望。对教会而言，这意味著她可以区分哪些是攸关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对方，尊重对不同意见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过程，试著了解在解决问题时提出不同意见的正当理由，严肃而真实的对话方可起作用。
所有这一切或许会非常艰难。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场谈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惫的会议中保持对话的节奏。双方必须保持这种负责的态度，在共识似乎非常遥远甚至无法实现的时候仍能保持镇静，巩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终保持积极态度，这样才能增进对对方诚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济各所言，“现实总是高于想法”。
（与中国对话系列五）
中国与主教：为什么特别针对这议题进行谈判？
为了支持圆满共融的道路、增进中国信友生活的可信度，必须著眼于促进合一的因素，并从中获得力量来克服分裂的因素，邀请众人同心协力，以期增强某些依然脆弱的环节。
（梵蒂冈新闻网）在中国的教会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少，因此在圣座与中国当局的谈判中选择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任命主教的问题；具体而言，是主教候选人的选择，以及教宗亲自予以任命的方式。
这个议题显然与其它许多议题相关，诸如所谓的「地下」主教获得政府承认、未经教宗委任就接受祝圣的主教在教会法层面合法化、建立中国主教团、修订教区的边界等等。这些议题应该是进一步探讨与对话的内容。
本笃十六世教宗2007年写给在中国的教会信函中详细阐述了主教职的议题为何这么重要：「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深深将中国各地方教会结合共融、并使她们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之间密切共融合一的基础，除了同一个信仰和同一个圣洗外，特别是以圣体圣事和主教的品位为其基础。而主教的合一，则是以『罗马教宗──伯多禄的继承人为其永恒、有形可见的主因和基础』。借助宗徒继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也是各时代认识基督在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身上奠定的教会身份的根据。」（5号）
现在，无庸置疑的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圣洗、有效的感恩祭，以及保持由宗徒继承的主教职。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依然经历了困难、磨难和不安，遭受了破裂，忍受了创伤与分裂的痛苦。然而，这些不是发生在圣事层面，圣事的根基始终有效；这一切发生在生活层面，在弟兄关系和团体历程的层面。而对于活出信德与爱德的经验、以及在世界上共同的使命与见证的成效，这些层面重要至极。
众所周知，在某个时候，在中国，至一的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个危机，导致在大部分的教区里成立了两个团体：一个是所谓的「非官方」或「地下」团体，另一个是所谓的「官方」或「爱国」团体，各有自己视为依据的牧者（主教和司铎）。这种危机并非出自教会内部的选择，而是受制于某种政治性的结构。
天主教会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曾多次屈服于分裂的诱惑，而分裂的原因不尽相同。导致在中国形成两个团体的特殊情况，既没有与教义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特性，不是教会最初几个世纪发生的那种，以及之后，尤其是16世纪在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它也没有礼仪和法律上的特性，有别于第一至第二个千年之间的情况。」
在中国的特殊情况属于政治类型，所以是外在因素。对于过往的种种责任，切莫陷入简单的修正；我们要自问：在中国的教会今天是否蒙召以新的方式诠释自己在世界上的临在与使命。这将在不同的情感也相融合时得以实现。各地方和各时代的教会内都存在著不同的情感：单是强调道成肉身的情感，会倾向于世俗化；仅注重精神灵修的情感，则倾向于抽象化。为了教会和福传的益处，这些情感必须相互来往、交谈、理解、同行。
除了各种精神上的情感以外，当然还曾有过具体的选择，其基础在于以迥异的方式活出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包括忠于教宗、作出符合福音教导的见证、无私地寻求教会和人灵的益处。为此，或许得在这多重层面上寻找适当的方法来克服对立，并朝著教会处境更加正常的目标迈进。
面对在中国的教会目前的分裂处境，所有人肯定都承受痛苦，或至少感到不自在：教会当局、信友团体、或许连政府都是如此。任由种种误会和不理解继续拖延，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作为天主教徒却继续处于异常状态：不仅人数稀少，而且分裂成两个团体，互不尊重，可能无法相亲相爱，难以力求修和；这又是一个痛苦。然而，那叫别人明白上主临在于他们中间的，正是团体由内而发的爱。
不言而喻的是，在此背景下，主教的任命，特别是他们在情感与实质上的合一，都是关键的议题，因为这些议题触及在中国的教会生活的核心。为了达成这合一，必须跨越一连串的阻碍，其中首要便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就是，政治当局也以许多方式限制主教的牧民生活和使命。
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有些主教在政府的支持下，未经教宗委派，意即没有教宗批准，就接受祝圣；另一方面，圣座任命了主教，但他们的主教身分没有受到政府的承认。若不启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分别促成在教会内合法与获得政府承认，便无法挽救这个艰难的处境。
因此，针对这些要点在教会当局与政治当局之间达成共识，尽管这共识并不完美，但它却未曾如此必要又迫切，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及伤害。有鉴于此，近三任教宗的行动一脉相承：促进整个天主教团体的合一，协助「非法」主教恢复圆满的共融，同时也支持已经共融的「官方」和「地下」主教保持忠贞。总而言之，要努力迈向教会的圆满共融。
至于在中国的教会的处境，教宗本笃十六世曾这样回答有关提问：「推动在中国的教会积极发展的因素很多：一方面非法接受祝圣的主教一直热切渴望与教宗共融；这促使他们所有人走上合一之路，而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条路上得到耐心的陪伴。在这件事上，他们具备天主教的基本常识，意即唯有与教宗共融才是真正的主教。另一方面，秘密接受祝圣的主教，也就是国家当局不承认的主教，能得益于一个事实：即使单纯就政治机会考量，天主教主教因为属于罗马而遭到监禁和剥夺自由，也是一件毫无益处的事。这既是个不可放弃的必要条件，也是个决定性的协助，以促成天主教两个团体之间的圆满合一。」（《世界之光：教宗、教会及时代的记号》2010年，第42页、第136至137页）
（与中国对话系列六）
与中国对话：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国人
在中国有不合乎教会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认的主教：这是该国两个基督徒团体共存的现象。一旦本著对话精神开启谈判，其目的就是要设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克服这种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积极前景。
（梵蒂冈新闻网）众所周知，根据国际惯例，国家之间的谈判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终结果。因此，没有人知道圣座与中国当局对话的细节。然而，倘若最终达成共识，我们便可想像，这共识将使教会既能在两个团体同时存在的教区重建牧灵领导上的合一，也能对长久缺乏主教的众多教区采取措施，使每个教区都有一位受到教会和国家接纳和承认的牧人。
我们不能期待这样的行动是没有伤痛的。不满、痛苦、放弃、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会导致新的张力。然而，在中国的教会必须经历这种“穿过针孔的过渡”，我们众人期望这能起到净化的作用并成为善的传报者：没有赢家和输家，众人的贡献都将是宝贵的。
正如帕罗林枢机所言：“此处并非忘却、忽略或几乎奇妙般地抹去许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历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许多考验而来的人力和灵性资本，从而建设一个更祥和及更友爱的未来。”
如果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能够重启一种更为友爱与共融的局面，同时尊重各方的情感，这将首先对信友的圣事和灵修生活产生积极反响，他们日益努力成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时也做真正的中国人。
此外，这样也将能为教会的活动释放新的能量，并在中国社会中实现更大的和谐。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对于全国总人口，在中国的天主教如果只凭数字会显得颇为单薄，但素来活跃。尽管许多限制和监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于恐惧，担心宗教能受到“外来”利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但一种面目一新的福传事业会带来丰硕果实。
如果一位主教获得当局承认的路径是关系到国家、国家法律及其程序的问题，那么依照教会法典对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认可便与教会有关。为能明了这一点，有必要认识教会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纪，圣依勒内（S. Ireneo）就称教会为灵性共融的团体，她透过主教们连续不断的继承，宣讲和传递由宗徒们建立的圣传。
主教们的宗徒继承乃是圣传的保障，是教会组成的基础。同时，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对合法选举的认可，教会也对主教的宗徒继承及其真实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圣，倘若不与伯多禄继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职的主教们共融，就不能行使职务。只有罗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会的牧人才能判断他们是否适合，借此承认他们的合法性，重新接纳他们进入天主教的圆满共融并托付他们一项牧职。至于中国的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获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国新近祝圣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极个别的情况除外）。
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始终是“唯一”的，虽然存在许多不合常规的痛苦情况，却从来没有以“脱离”罗马而自居。此外，在中国的教会也从未提出一种拒绝首席职权的教义见解。
实际上，在此也需要补充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与教宗共融的热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圣的中国主教们的心中。尽管这些主教的情况不合法规，意识到他们与教宗共融的愿望也造成近些年来相互抵触的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些非法主教有诚意，因此相信了他们的忏悔（尽管不接纳若干主教不恰当的行为）；另有人认为他们没有诚意，并多次予以谴责。
正因为如此，就如帕罗林枢机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都不该没完没了地屈服于“那为给兄弟定罪的对立心态”，而是“每个人都应怀有信赖地展望教会的未来，超越各种人性限度”。
（与中国对话系列七，上篇）
与中国对话：主教的宗徒继承与合法性
未经教宗任命而被祝圣的中国主教合法化的进程不是一种冷酷的官僚行为，而是教会的一条真实而深远的分辨途径。这篇文章继续上篇的主题，论述主教在教会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当局承认的问题。
（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会的至公性不该被单纯地理解成一种地理或制度上的意义，而应看到它藉著圆满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义和忠诚于圣传的完整含义。至公性的深刻含义触及众人的心灵：换言之，它是朝向有机合一道路行走、使差异在基督内得以调和的一段进程。因此，地方教会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铎团和执事的协助下，围绕著全体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来。
在这层意义上，在有地方教会的地方就有天主教会，而且这地方教会的主教必须与罗马主教共融，因为罗马主教在爱德中领导所有分布于世界的地方教会。这就是地方教会“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个主教不是在与罗马主教的共融中“产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为中也未表达这共融，那么就会出现极严重问题。
因此，无论是未经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职的主教，还是接受这职务者，教会法典对他们都制定了严重处分。事实上，这样的祝圣对教会共融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伤害，严重侵犯了教会法典的规范。
可见，未经教宗任命而领受圣职的中国主教合法化的进程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冷酷的官僚行为，而其本身就是教会的一条真实而深远的分辨途径，著眼于仔细审查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条件，好使相关主教在圆满共融的公教团体中重新获得接纳。
此途径是经由相关主教多次明确且真诚地向教宗请求宽恕为起点。接下来的程序是：教宗的评估及他可能给予的宽恕；对于那些已经按照教会法典之规定而忏悔的主教们，应免除教会法典给予的处分和审查（尤其是开除教籍的自科绝罚）；透过圣事予以赦免；恢复圆满的共融；相关主教应在内心态度和公开行为上具有共融的表现；最后，总会伴随一项牧灵职责。
此外，信友团体对受到宽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纳也很重要，换言之，这位派到他们当中的牧人应得到接纳：这就要求整个团体以祈祷、监督、服从及合作来促进共融。
关于非法祝圣主教的情况，教会当以特殊的方式处理且预示出和解的途径，而每当教会共融受到伤害时，应当视为教会生活可预见的一部分。至于中国的情况，主教的合法化并非是今日的创新之举：这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过，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和接纳。事实上，在主教合法化的进程中显然也有一些社会性的后果，但这些后果在对事实的某些评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时甚至占据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对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读，另一方面是对教会法典处罚的牧灵含义缺乏理解，这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一些观察者，甚至在教会内的一些成员中出现了不安与困惑。事实上，某些“地下”教会团体并不甘心接纳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明确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举措。他们担心若承认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会被解释为支持“官方”团体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团体内也从未缺少过赞成使主教合法化的声音。那时，一位“地下”主教得知与政府当局谈判的消息后，便公开称赞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说“他敞开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纳了许多官方团体的主教”，并为捍卫在中国的教会的合一与共融作出了努力。
现今，虽然在中国的合法化问题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数个案，却仍需要考虑那些基于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见解的反对声浪。然而，人人该当秉持如此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国唯有以一位合法并被承认的主教为中心，才能开始重组教区团体的教会架构。
（与中国对话系列七，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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