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梵双方于二零一八年九月廿二在北京签署临时协议以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正式文件，仅是教宗方济各九月廿六日公布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实际上，《协议》和《文告》为我们揭示了梵蒂冈正在努力解决中国教会的问题，前者拟定主教任命程序，后者强调教会使命。
紧接着，几个月来，国内外出现了许多评论，有的赞赏，例如传信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二月三日接受《罗马观察报》（10版）采访的言论，以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出席额我略大学二月廿八日国际会议时发表的讲话；有的则提出了对《协议》本身及对后协议时代的担忧，例如陈日君枢机和多位教会观察人士的批评。既然是秘密协议，我们不必费力猜测，阅读公开的《文告》就能帮助领会《协议》精神。
赞赏中国人民及其文化
为缓和梵中关系，获得教会在华发展益处，教宗已经不止一次释放出善意，像二零一四年八月韩国之行途中两次问候中国领导人，而一七年十一月缅甸及孟加拉国之行的归程中亦有相同行动。在前一次，方济各声称若中国准许访问，自己第二天就启程前往，已经并将继续「为美好和高贵的中国人民祈祷」。国内的教会子民完全能够体谅到，在尚未建交的局势下，方济各在许多场合所表达出来的亲和力，甚至降到了不顾脸面、甘为奴仆的程度。
这份《文告》像往常一样，用语依旧如此。第二号首段，赞扬了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极珍贵宝藏的工匠与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另参9号2段）。遣词运句如此奉承、令人肉麻，可谓用心良苦；至于他懂不懂中国文化，则属另一回事。
协议的目的
教宗方济各在这份文件中，已经把「临时协议」的目的表露无遗——牧灵，包括福传事业与国内教会的合一。至于由这两个目的延伸出来的第三项，则是非法主教的合法化。从另一面观察，我们若是按著中方一贯的外交策略，把非法主教合法化看待为给梵方设置的谈判条件或障碍，也未尝不可能。
对教廷而言，为达到前两个目的，第三项只是方法举措，可以说，为除去牧灵福传上的障碍，也非不可为之。诚然，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教宗以「慈悲（慈悲禧年）」为题（《慈悲的主与可怜的罪人》宗座牧函，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为自己的行为做了神学上的阐述。
天主是一位慈悲的父，他以自己的圣爱接纳了我们。耶稣基督慈悲地宽恕了犯奸的罪妇，我们又怎能要求作为基督在世代表的教宗，冷酷地对待这七位非法主教呢？基于此种理解，我们无法指责教宗及其幕僚的作为了。
在未来主教候选人的推荐上，有一种说法非常抢眼。教宗提出一个方案，与其在中国政府与教廷双方认同的框架下产生主教，不如地方教会的神长教友，作为实际的监督人，在中梵双方着手审议之前，要起到物色与推荐人选的作用（5号2段）。如此，在政府举荐之前，教区神职班和教友群体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再加上教宗最后的决定，已经是二比一的稳胜优势了？但是，依照对中国政府及国内教会有深刻认知的陈日君枢机的观察，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最近几个月，这种担忧至少在河北省某两个教区已经被印证了。我们建议，教廷应该听取陈枢机的各种观点。
教会合一
合一的号召主要表现在文件的第四号、第六号第一段、第七号第一段以及第八号第三段的文字中。教宗要求基督的门徒克服主观的对立情绪，谦卑地彼此修和，目标依旧是献身教会发展——福传与牧灵，「开始一个更加兄弟般的合作阶段，以更新的责任感承担传播福音的使命」（4号3段）。这是让国内各教区及教区之间，「克服过去的对立和个人利益的追求」（7号1段），「克服个人的偏见、团体之间及群体之间的对立」（8号3段）。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要用爱去战胜一切，因为「在生命的末刻，我们将在爱上受审判」（教宗在6号1段引用圣十字若望，《光和爱的言语》1,57）。
合一必然是一个痛苦的和奉献的过程。斐洛尼部长告诉我们，教会内不讲竞争，不谈胜败，我们要将痛苦奉献给赐人安慰的天主（玛25:23）。即便地下状态消失了或某个教区终结了，但是其中的天主子民及其信仰、传统、灵修依然存在，只为实现一个共融的天主教会。
国家、政府与教会
这一主题主要表现在第六号第二段和第八号中，教宗邀请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青年教友要献身于国家建设、参与公益，把生活的福音带给所有人。在教廷与政府的关系上，教宗还向中国政府当局发出了友善邀请，期望克服彼此的误解，以增进对话和友谊。
自上任以来，教宗方济各总没有追究过中共历史责任，也没有否认过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他也许没有此种胆量，更多的是不想为国内天主子民带来灾难，而是要基督徒首先改变自身，接纳已有的现实。斐洛尼部长解释道：教会虽然反对自私的、封闭的及带有控制性的「爱国主义」，但却鼓励人民尊重自身的文化和知识根源以及信任政权。在《文告》第十号中，教宗呼吁地方教会的各级教长消除对政府的敌视，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目标仍旧是促进正常的牧灵活动和福传事业，而非其他追求。
总结以上各个要点，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教会的外部因素——罗马教会的最高领袖，通过人性措施在努力化解国内教会矛盾，并为教会的牧灵工作，指明了应该排除的障碍和努力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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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莫言，大陆教会神父、教会观察员、独立时事评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