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外交家在《天主教文明》总编辑部介绍了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圣座和中国的关系、接触情况：道路还很漫长但我抱希望
罗马 最初的不信任、相互有限信任的不温不火、和北京的秘密接触，例如意大利民主党参议员维多里诺·科伦波转交给邓小平的若望·保禄二世的信；包括那些“接受了非法祝圣的”的主教们在内的中国天主教徒的“沉重苦难”、希望做“真正中国人和真正天主教徒”的愿望：这是梵蒂冈资深外交家、圣座和中国关系缓解进程的关键人物克劳迪奥·玛利亚·切利总主教，于三月二十五日晚在罗马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新书《在中国的教会》发布会上讲述的近四十年中梵接触和谈判中一些台前幕后的经过。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圣座和北京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临时协议无疑为这一接触和谈判中的一个阶段画上了圆满句号。切利总主教谈到了“迈向教会生活正常化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我从没有抱幻想，但抱希望。愿意接纳上主的惊喜，包括在中国的（惊喜）”。
教宗方济各曾经公开感谢的圣座促成中梵临时协议签字团队成员外交官切利总主教、意大利政府总理孔特、耶稣会总会长索萨神父以及耶稣会《天主教文明》总编辑斯帕达罗神父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一开始，切利总主教谈到了“多年参与处理中国问题而积累的见证”，强调了“一条指向未来的道路需要意识到对话的根源”。梵蒂冈外交官回忆起“一九八二年初，我刚刚从阿根廷圣座大使馆返回罗马几个月后，被召叫关注中国事务。因为原来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被任命为宗座大使了。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从某种意义而言竹帘刚刚卷起。圣座简直被中国主教和司铎们写来的信淹没了，我要说，都是用很好的拉丁文写的”。
这些信“是有关各教区生活、他们要痛苦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有关那些年里的主教祝圣的。都是珍贵的信息，因为展示了那个天主教团体的生命力，尽管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困难、苦难和紧张境况。全面地显示了在中国的教会内，有两个团体：一个地下的，有自己的主教、司铎和教友；一个接受了民事政府临在于宗教活动领域并予以干预的。那时，非法形式任命的主教，也就是没有教宗委任的主教已经很多了。两团体成员之间关系紧张，有时还有灾难性形式的。同时，圣座还收到了很多申请将未经教宗任命的主教合法化的要求。圣若望·保禄二世亲自并高度关注着中国天主教会团体的进展；想与中国当局建立联系”。切利总主教继续补充到，“我不能忘记，我同在罗马的北京大使馆的第一次会晤：我可以说，是一次不容易的对话，最低限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我怎能忘记他的一些关于利玛窦的讲话：我记得一位中国耶稣会士曾对我说：我哭着听了教宗谈中国教会，因为我想起了因为是天主教徒而在那些不是天主教徒的同仁中间所受的苦。我怎么能忘记委托给参议员维多里诺·科伦波好心转交的若望·保禄二世亲自给邓小平写的一封信”。
在此期间，圣座走的是三管齐下的道路：“支持因为忠实于伯多禄而受难的地下教会团体；促成非法祝圣主教们要求的重返完全共融；与特别是因为健康原因而离开中国的主教们保持联系”。通过这些接触，“突显出了与教宗共融的深刻意识；因为接受非法形式的主教祝圣而极其痛苦。我希望有一天，当档案解封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到这些主教们当年写给教宗的信：你们无法想象刻骨铭心的人性和精神上的痛苦；做真正天主教徒和真正中国公民的强烈愿望。我非常荣幸，当这些主教们在欧洲时教宗派我去同他们见面：那是一个充满了极其深刻的人性和教会方面财富的时刻”。
“我们亲手触及到了这些团体的生活、他们蒙召所生活的：那是我在国务院的铎职生涯中最为丰富的时期之一”。切利总主教特别提到了两件事：在巴黎郊外和一位因健康原因到法国的主教见面。他告诉切利总主教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的人就跪在监狱外面为我念玫瑰经”。还有就是和上海主教龚品梅蒙席的见面，他因为“忠实于伯多禄”而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十年。也是因为健康原因到罗马后，见若望·保禄二世时，他执意要从轮椅上站起来。“我无法忘记若望·保禄二世同这位年迈主教见面的情景：教宗温柔地拥抱了他、仅仅简单地对他说：感谢您为了基督和教会所做的一切”。
切利总主教强调“和中国政府的接触”是从“若望·保禄二世时代开始的。那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充满了紧张局势——也有有限的相互信任、彼此并不了解；双方缺乏认识；难以理解两个体制的性质和结构；还有涉及沟通渠道的困难。但是，在双方之间建设桥梁的必要性出现了，战胜在原则性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不信任和某种僵化”。教廷资深外交官承认，“我们双方都倾向于有些固执己见”。
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签署的历史性临时协议展示出，“毫无疑问，相互信任增加了，对话有积极的因素。我不怕在那些仍然提出困难和批评的人面前承认对话有积极因素。我相信双方都认识到了，临时协议确实是一个成就（到达点），但也是双方为了在中国的教会的益处以及中国人民内部的和谐而展开对话的起点”。仍然是谈到沃耶蒂瓦教宗时，切利总主教谈到了“教宗强烈渴望到中国去：我无法忘记当他已经坐轮椅后，还继续问我他是不是能到中国去”。
本笃十六世教宗“十分了解中国问题，因为他的前任希望拉青格枢机了解每一步的进展并提出他的意见。多少次，我有幸同当时的圣座信理部部长见面，告知他进展、听取他的建议，以便向圣父教宗汇报”。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他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就这一基本文件，我想强调三个主要方面：教宗在教义方面的澄清和牧灵指导至今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可以说几乎是先知性的，或许恰恰因此才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建设教会的完全合一，除需要与伯多禄共融外，还要实现兄弟间的修和；在中国的教会尽管是一个小样群，应该承担起福传使命的紧迫任务”。
教宗方济各“在前任的路线上带来了个人特色的新意，让新前景出现了、给予对话具体的支持和新动力：事实上，在他在任内签署了临时协议、结束了非法主教们的痛苦经历。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所有主教们都与伯多禄共融；有了可以更好地处理仍然存在问题的条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意味着协议不仅仅是到达点，还是一个更新的福传的起点。我没有制造幻想：毫无疑问，协议是对话中的一个积极事实，但迈向教会生活正常化的道路仍然漫长。正如我们通过与一些中国主教的接触而亲身感受到的，他们强烈渴望做完全的天主教徒，也就是与伯多禄共融、与全世界的主教们共融；同时做完全的中国人。这是十分重要的议题、是本地化的大议题，毋庸置疑有待进一步的反思和深化”。
讲话的最后，切利总主教引用了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中也曾提到的《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中的一段。梵蒂冈资深外交官表示，“当圣神让我们向前迈进时不要犹豫，要有使徒的勇气宣讲福音、从复活耶稣的视角默想历史。有人会说我太过乐观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没有抱幻想，但抱希望。愿意接纳上主的惊喜，包括在中国的（惊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