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今后将如何发展？教廷和一众修会是否视台湾为涉足中国大陆的“踏脚石”或“桥梁”，还是让台湾教会受到本身应得的对待？
梵蒂冈现时与台湾有邦交，但没有正式在台北设立大使馆；一旦梵蒂冈与北京建交，便与台湾断交。在这两种状况之间能否设想“第三个方向”呢？
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十月十二日在罗马宗座圣多玛斯大学举行的“台湾故事”研讨会提供了部分答案。
由宗座圣多玛斯大学与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大使馆合办的研讨会，吸引了学者、梵方官员、外交使节和男女修会会士参与。
该大学由道明会士开办。校长道明会嘉禄．莫雷罗德（Charles Morerod）神父欢迎参加者时说，促进基督信仰与中国等世界伟大文化的交流为普世教会是最重要的。
台湾驻教廷大使王豫元将台湾与天主教会的接触追溯至一五九零年。当时前往日本的葡萄牙海员在台湾登岸，并称之为“美丽岛”。
他说，荷兰人一六二四年抵台，五名西班牙裔道明会士则于两年后到达。后来荷兰人因为商业利益，于一六四二年打败了西班牙人，并驱逐天主教徒。
廿年后，荷兰人被中国打败，离开这个岛屿。在其后二百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移居台湾。
王氏续说，卅名道明会士一八五九年从菲律宾抵台，在五名华裔传道员的协助下，成功建立教会，就是所谓“福传事业的第二波”。
他略过日本于一八九五年后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指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在中国大陆成立后，“新的共和政体便一直与教会保持和谐关系”。教宗庇护十一世一九二二年委派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并于四三年与中华民国建立部长级外交关系。
他指出，民国政府在共产党于四九年夺得政权后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五一年驱逐教廷大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总主教，中断与教廷的关系。教廷遂于五四年将大使馆迁往台北，到六六年把外交关系升格至大使级。
他说，自此以后，梵蒂冈与台湾建立了紧密连系，台湾教会成为了普世教会与大陆教会的“桥梁”。
王豫元说，宗教自由在台湾受到宪法保障，现时有廿六个宗教向政府登记。
他说，天主教人口在台湾不到百分之二，但天主教会对弱小的关怀，标志了他们在建立一个人道和正义的社会的贡献。
他续说，台湾驻教廷大使馆正“积极推动台梵双方在学术、教育、文化和人道工作领域的交流”，以及“多所宗座大学与台湾非天主教大学的交流”。他表示，宗座拉特朗大学已经与国立台湾大学签订“交流及合作协议”。
他又宣布，从九月廿八日起，梵蒂冈护照持有人可豁免签证进入台湾。
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詹弗兰科．拉瓦西（Gianfranco Ravasi）总主教因参与非洲主教会议而未能如期出席研讨会，由委员会副秘书长桑切斯．德托卡（Sanchez De Toca）蒙席读出他的讲稿。
拉瓦西总主教说，台湾的传教工作实始于一八五九年。自此以后，“在二千三百万人口中祇有卅万教友的台湾天主教会便一直向前发展”。
总主教在文稿中提到，台湾教会现时有四所大学和高等院校，十间培育中心、五所职业训练学院、廿九间中学、十间小学和一百九十五所幼儿园，还有十二间医院、十五间诊所、四所孤儿院，逾廿所老人院和廿七间为残障人士开设的中心。
放眼将来，总主教举述台湾教会和人民正面临的四项挑战。
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中，首项挑战是在台湾蔓延的贫穷问题；第二是信仰本土化和对各文化的福传，以及让福音与各种文化对话；第三项挑战是在台湾等已发展的经济体系日渐泛滥的物质主义和全球化现象；最后则是构建一个团结和关爱的文化。
主业会圣十架大学前任校长类思．克拉维尔（Luis Clavell）蒙席是研讨会另一位梵方讲者。他代表正在出席“非洲主教会议”的万民福音部部长若望．迪亚斯（Ivan Dias）枢机参与研讨会。
克拉维尔蒙席对与会者说，万民福音部（前称传信部）于一六二二年成立为教廷固定部门，三年后开始负责中国传教工作。到十七世纪末，他们更有“专责小组”处理中国事务。他又追溯台湾教会自一八五九年发展至今，已有一个总教区和六个教区。
高雄圣道明会院院长山乐曼（Miguel Angel Sanroman）神父利用诗词和图像，回顾台湾教会的福传事业。他特别表扬前线的传道员说：“对于与本地人的初次接触和教理讲授，他们功不可没。”山乐曼神父亦肯定道明会修女的工作。
在《梵蒂冈电台》工作的江国雄回顾台湾教会的历史，提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议席的前一天，教廷把在台湾的外交工作降级，从台北召回教廷大使葛锡迪（Edward Cassidy）总主教。自此，教廷在台北祇是派驻一位代办。
江氏形容这是颇为震撼的事情，又说：“台湾教友理解并接纳此事实，但背后的苦涩一直延续至今天，福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他指出，台湾的经济在过去卅八年增长迅速，但教友人数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他相信，教会若希望情况改善，必须给台湾人“更强而有力的见证”。
研讨会上，还有两位讲者汇报圣言会和圣乌苏拉女修会在台湾的工作。
圣言会毕连德（Paulino Belamide）神父说，要确保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有“浓烈的宗教氛围”具一定难度。他又说，其修会致力为移民服务，但不认为台湾的传教工作是进入大陆的“踏脚石”，并指出如此定位是“侮辱了对台湾全心全意的承担”。
圣吴苏乐罗马联合会总会的秘书长阿尔米达．韦利奥（Armida Veglio）修女表示，她们是唯一的国际修会选任了台湾人为总会长。
两位讲者都指出在台湾传教的巨大机遇、在教育事业宣扬“价值为本”的重要，以及因人口老化导致圣召和学生人数减少。他们强调，教会当前最需要的是推动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教友之间在传教工作上的合作。
在研讨会结束前，台湾和中国大陆教会专家道明会嘉禄．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神父肯定台湾福传历史需要改写，指出其焦点不祇放在教廷大使、主教和神父身上，也要同等关注修女和教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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