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可能很难想像，一个主教之死，在德国宛如国丧。
德国枢机主教卡尔・雷曼（Karl Lehmann），在3月11日早晨过世，享年81岁。德国政坛多人表达哀悼，包括联邦总统史泰恩麦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及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梅克尔视雷曼为如父亲般的朋友，对于雷曼辞世发表悼念：“雷曼的智性及神学力量，吸引着我。”
“对于上个世代的德国教会来说，最幸运的事也许就是雷曼的出现。”曾经担任神职人员的记者第尔曼（Wolfgang Thielmann）在动人的悼文〈他爱着教会及人类〉中如此写道。
他的名字，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十分陌生，却在一次次和历任教宗的争论中，赢得德国天主教徒与非教徒的深厚尊重。他的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熟悉，不过并非以天主教神职人员、而是哲学家的意义——或许对他而言，哲学与神学从来就不是两种殊异的思考方式。
从神学生时期就很“另类”
2016年，雷曼80岁，德国西南电视台制作了专题报导〈我们的主教卡尔〉，记者去他家里拍摄，看到所有房间都有书墙，不只有圣经，而是横跨各种领域、各种语言，俨然是一座藏书超出12万册的巨大图书馆。除了有大量的黑格尔（G.W.F. Hege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经典作品，也有恩斯特・云格（Ernst Jünger）、保罗・策兰（Paul Celan）、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沃尔夫（Christa Wolf）、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贝恩（Gottfried Benn）、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等不同思想者的著作，另外更包括他自己写成与编辑的、超出4,000份神学和哲学的文章与专书。这是一位从不停止阅读、思考与写作的哲学家主教，或者，主教哲学家。
雷曼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也非神学，而是哲学。高中毕业后，雷曼去了弗莱堡读神学，但没有待太久，就因其优异的资质被教会发掘，获得奖学金，得以去义大利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读书，那是天主教的菁英学府。
1962年，他在宗座额我略大学写了一本惊人的博士论文钜作《论马丁海德格思想中存有问题的起源及意义—— 一种定位的尝试》，以打字机打成，厚近1,500页，多年后其助理将其数位化，我因而在博士班时期撰写论文时得以阅读。那本论文我当然不曾读完，但是他把海德格放在整个思想史脉络下（例如形上学、本体论、现象学、诠释学等）定位其哲学发展与突破，其中许多详尽阐述海德格思想的章节，是引领我进入海德格思想的钥匙。
雷曼自己也曾经获得一把思想的钥匙。专门书写天主教议题的记者瑞辛（Volker Resing），在《世界报》（Die Welt）上写了一篇报导，记录雷曼的生平。年轻的雷曼对于海德格的思想有高度兴趣，在弗莱堡读神学的他，当然想去听海德格的讲课，可是当时海德格的课程都在晚上，按照神学院的规定，住宿生雷曼晚上必须留在神学院里。然而雷曼竟成功说服了老师，把宿舍钥匙交给他。于是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便可以去拜会他的哲学导师，除了上课以外也与哲学家有无数深入的会谈。在某种意义上，最后诞生的那本哲学博士论文，海德格也亲自参与了指导。后来雷曼说：“要是当时我没有获得那把钥匙的话，我不能想像后来我的生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发展。”
在结合了哲学与神学的知识基础上，雷曼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德国神职人员的道路。而他夜奔哲学课堂、逃离神学院的行为，似乎也暗示了之后他另类的神学生涯。
再婚、女权、同性恋、堕胎议题...对教廷据理力争
雷曼完成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德国，担任德国重要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另一位海德格的学生）的学术助理，1967年再取得神学博士，至美茵兹、弗莱堡担任神学教授。他接下美茵兹大学教席时才32岁，是当时德国最年轻的教授。1983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雷曼担任美茵兹教区主教，他便离开了学术界——他说这是极其艰难的决定，因为学术工作是其梦想，当最后一次关上研究室的门，告别大学时，他止不住眼泪。
不过，从教授到主教身分的转换，还是非常顺利。美茵兹信众非常喜爱雷曼，称他为“打动人心的主教”（Bischof der Herzen）。1987年，他被选为德国主教会议主席，担任主教4年后就被选为全国最重要的天主教徒，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此后直到2008年，雷曼一直被选为主席。或许对教廷来说，这任期太长了，之后规定被修改，主教会议主席只得连选连任一次，因而被教友们以拉丁文昵称为“雷曼法”（Lex Lehmann）。
如此长的任期，加上乐于走向人群与媒体，使雷曼成为德国天主教的最佳代言人。他时常上电视节目，接受媒体访问，甚至到美茵兹职业足球队主场上开球，带领德国教会走向大众。2001年，雷曼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媒体均认为这个肯定来的过迟了。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选举教宗，也因此披上红衣、参与了两次梵蒂冈放出白烟的“我们已有教宗”（Habemus Papem）仪式，选出本笃十六世及现任的方济各。
他常常被与拉钦格（Joseph Ratzinger）相提并论，也就是后来的本笃十六世，是德国最重要神职人员，两人被称为德国教会的“双面”（Doppelgesicht）。他们的背景确实非常像：都有博士学位，都先担任多年大学神学教授后才成为主教，而且在年轻时都深受海德格影响；甚至雷曼要在德国大学担任教授时，审查者之一就是已在杜宾根大学担任神学教授的拉钦格。可是，两人之间对于教会的路线并不相同。雷曼始终是个改革者。
在那个天主教会还非常保守的年代，雷曼的开放、自由态度，以及积极与其他宗教对话的行为，使得他被认为是天主教会的非主流。1994年，他与另外两位德国主教赛尔（Oskar Saier）、卡斯博（Walter Kasper）联名致信教宗，要求对于再婚天主教徒更自由宽容，只是此改革之声最后未被接纳。此外，他对于女权、对于神职人员是否得以结婚、对于同性恋等议题的态度（他并不支持同婚，但认为教会对同志应该更宽容），都与罗马教廷有差异。他也明确批判过天主教会太过轻视教会内的性骚扰事件。
另外，对于堕胎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雷曼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距离。雷曼与德国政坛许多重要人物均有深入往来，他与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甚至是互称“你”的朋友。在许多重大伦理争议的议题上，雷曼并不缺席，并与政界有深入对话；当1990年代德国政府想改革关于刑法218条关于堕胎的规定，雷曼也希望教会能扮演参与决定的角色。
德国刑法第218条原本规定，中止怀孕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罚金。这个从俾斯麦时代就存在的条款，到了纳粹德国时代更是严格执行，在战后的西德面对越来越多批评；后来两德统一后，终于推动改革，循东德模式规定，如果在怀孕12周内寻求了被认可的专业建议（例如医师），则免罚。
当时，雷曼已经与政府深入讨论，认为这是可行的立场：堕胎原则上仍违法，但在某些条件下并不受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寻求教会的谘询。雷曼与他的德国教会主教同僚们相信，与其在堕胎事件中完全退出，从而使得天主教的声音与伦理信念丧失影响力，不如在有条件允许下参与堕胎谘询。但是，这与当时的若望・保禄二世立场不同。
2000年，罗马教廷动员立场保守的主教们，强迫德国教会更改了立场，放弃担任法定谘询机构之一，不愿德国教会成为堕胎的背书者。后来雷曼公开表达了其失望立场，他说：“我们奋斗了，而我们失败了（Wir haben gekämpft, und wir haben verloren）。”
另一则他与教廷立场相左的事件，是教廷剥夺批评教宗的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教学资格。昆是雷曼在宗座额我略大学的学长，常年任教杜宾根大学，是德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也是一位神父；事实上，拉钦格还是在他推荐下出任杜宾根大学教授。昆被授予培训神职人员的教授资格（Missio canonica），但多年来批评教会的“教宗无误”（Infallibilitas/Unfehlbarkeit）原则，向来是神学界的尖锐批评声音。1978年他出版《上帝存在吗？》（Existiert Gott?），从哲学角度与无神论思想交锋，并试图回答上帝存在问题，若望・保禄二世对该书内容非常不快，遂于1979年剥夺其教学资格。雷曼批评教廷，称此为神學界的完全挫敗。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他简明到位地论断昆对于天主教的功过：“他确有贡献（Er hat etwas geleistet）。”
“智性的天主教”赢得跨越宗教的支持
他与罗马教廷之争，即使到了本笃十六世时期也持续着。不过，在现今教宗方济各的带领下，天主教会有多项改革，雷曼的非主流立场，在今日已成主流。雷曼过世后，媒体定调他为一个不同信仰间的搭桥者（Brückenbauer），一个始终为了更开放的教会而奋斗的神职人员，甚至冒着被梵蒂冈惩罚的风险。
即使他与本笃十六世立场不同（他所经历的8位教宗里，也许只有现任教宗与他的立场相近），但是都对于天主教神学的思想深度做出极大贡献，瑞辛称为一种“智性的天主教”（einen Katholizismus der Intellektualität）。也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深度足够的批评者，为德国天主教赢得了支持，在他80岁退休庆典上，甚至来了许多新教教徒；而也只有这样的批判者，才能是一个能够捍卫教廷以及神学的辩护者。在面对其他强大的神学批判者如昆、德瑞魏曼等人时，天主教会应该依赖的就是雷曼这样的“智性的天主教”。
被许多神学教授赞为“主教席上最后一位知识人”的雷曼，确实是在神学界与教会之间搭桥的最佳人选。可惜的是，他的坚持大部份都未能被罗马接受。我总认为，一个像天主教这样庞大的组织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动力，是必须能够允许强悍的改革派声音，因为正是这些声音的力量，能够协助组织改革蜕变，并回应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更激烈的声音。
雷曼担任美茵兹主教时，印在其主教牧徽的格言为“State in fide”，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在信仰中堅定不移”。也许综论此人一生，也可以说他在知识中坚定不移，或者，正因为在知识中坚定，其信仰才有那么深厚的力道，才在智性的力量中吸引无数信徒以及非信徒。
《莱茵邮报》（Rheinische Post Online）的文化版编辑施罗德（Lothar Schröder）在〈与一位伟大神学者道别〉文中，以一个拉丁文“Adsum”说明了雷曼对于天主教、对于人类之爱与忠诚。天主教会中，有这样的从罗马时代传下的仪式：在礼拜开始后，主教会呼唤信众之名，而信众将答以“Adsum”，意思是“我在此”。这个仪式来自《撒母耳记》，当耶和华呼唤先知撒母耳之名时，撒母耳如此应答：“我在此，因你呼唤了我。”
我想，除了“在信仰中坚定不移”外，这个字“我在此”也确实贴切形容雷曼的一生——他读了哲学、神学，成为神学教授，却又放弃教职成为主教，但一生追求一个更开明自由的天主教，甚至不惜与梵蒂冈交恶，岂不都因为他必须回应一种更高的召唤？撒母耳最后把上帝话语传遍了以色列，雷曼的工作也正是以其批判思想回应并传播上帝。他始终在接下每一个使命、投入每一次争执、发出每一次批判时，准备好说出：“Ads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