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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桦/惹恼教宗却备受尊敬的批判者──悼德国枢机主教雷曼

时间:2018-03-15  来源:时代  作者:蔡庆桦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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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可能很难想像,一个主教之死,在德国宛如国丧。
德国枢机主教卡尔・雷曼(Karl Lehmann),在3月11日早晨过世,享年81岁。德国政坛多人表达哀悼,包括联邦总统史泰恩麦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及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梅克尔视雷曼为如父亲般的朋友,对于雷曼辞世发表悼念:“雷曼的智性及神学力量,吸引着我。”
“对于上个世代的德国教会来说,最幸运的事也许就是雷曼的出现。”曾经担任神职人员的记者第尔曼(Wolfgang Thielmann)在动人的悼文〈他爱着教会及人类〉中如此写道。
他的名字,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十分陌生,却在一次次和历任教宗的争论中,赢得德国天主教徒与非教徒的深厚尊重。他的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熟悉,不过并非以天主教神职人员、而是哲学家的意义——或许对他而言,哲学与神学从来就不是两种殊异的思考方式。

从神学生时期就很“另类”
2016年,雷曼80岁,德国西南电视台制作了专题报导〈我们的主教卡尔〉,记者去他家里拍摄,看到所有房间都有书墙,不只有圣经,而是横跨各种领域、各种语言,俨然是一座藏书超出12万册的巨大图书馆。除了有大量的黑格尔(G.W.F. Hege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经典作品,也有恩斯特・云格(Ernst Jünger)、保罗・策兰(Paul Celan)、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沃尔夫(Christa Wolf)、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贝恩(Gottfried Benn)、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等不同思想者的著作,另外更包括他自己写成与编辑的、超出4,000份神学和哲学的文章与专书。这是一位从不停止阅读、思考与写作的哲学家主教,或者,主教哲学家。
雷曼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也非神学,而是哲学。高中毕业后,雷曼去了弗莱堡读神学,但没有待太久,就因其优异的资质被教会发掘,获得奖学金,得以去义大利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读书,那是天主教的菁英学府。
1962年,他在宗座额我略大学写了一本惊人的博士论文钜作《论马丁海德格思想中存有问题的起源及意义—— 一种定位的尝试》,以打字机打成,厚近1,500页,多年后其助理将其数位化,我因而在博士班时期撰写论文时得以阅读。那本论文我当然不曾读完,但是他把海德格放在整个思想史脉络下(例如形上学、本体论、现象学、诠释学等)定位其哲学发展与突破,其中许多详尽阐述海德格思想的章节,是引领我进入海德格思想的钥匙。
雷曼自己也曾经获得一把思想的钥匙。专门书写天主教议题的记者瑞辛(Volker Resing),在《世界报》(Die Welt)上写了一篇报导,记录雷曼的生平。年轻的雷曼对于海德格的思想有高度兴趣,在弗莱堡读神学的他,当然想去听海德格的讲课,可是当时海德格的课程都在晚上,按照神学院的规定,住宿生雷曼晚上必须留在神学院里。然而雷曼竟成功说服了老师,把宿舍钥匙交给他。于是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便可以去拜会他的哲学导师,除了上课以外也与哲学家有无数深入的会谈。在某种意义上,最后诞生的那本哲学博士论文,海德格也亲自参与了指导。后来雷曼说:“要是当时我没有获得那把钥匙的话,我不能想像后来我的生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发展。”
在结合了哲学与神学的知识基础上,雷曼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德国神职人员的道路。而他夜奔哲学课堂、逃离神学院的行为,似乎也暗示了之后他另类的神学生涯。

再婚、女权、同性恋、堕胎议题...对教廷据理力争
雷曼完成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德国,担任德国重要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另一位海德格的学生)的学术助理,1967年再取得神学博士,至美茵兹、弗莱堡担任神学教授。他接下美茵兹大学教席时才32岁,是当时德国最年轻的教授。1983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雷曼担任美茵兹教区主教,他便离开了学术界——他说这是极其艰难的决定,因为学术工作是其梦想,当最后一次关上研究室的门,告别大学时,他止不住眼泪。
不过,从教授到主教身分的转换,还是非常顺利。美茵兹信众非常喜爱雷曼,称他为“打动人心的主教”(Bischof der Herzen)。1987年,他被选为德国主教会议主席,担任主教4年后就被选为全国最重要的天主教徒,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此后直到2008年,雷曼一直被选为主席。或许对教廷来说,这任期太长了,之后规定被修改,主教会议主席只得连选连任一次,因而被教友们以拉丁文昵称为“雷曼法”(Lex Lehmann)。
如此长的任期,加上乐于走向人群与媒体,使雷曼成为德国天主教的最佳代言人。他时常上电视节目,接受媒体访问,甚至到美茵兹职业足球队主场上开球,带领德国教会走向大众。2001年,雷曼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媒体均认为这个肯定来的过迟了。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选举教宗,也因此披上红衣、参与了两次梵蒂冈放出白烟的“我们已有教宗”(Habemus Papem)仪式,选出本笃十六世及现任的方济各。
他常常被与拉钦格(Joseph Ratzinger)相提并论,也就是后来的本笃十六世,是德国最重要神职人员,两人被称为德国教会的“双面”(Doppelgesicht)。他们的背景确实非常像:都有博士学位,都先担任多年大学神学教授后才成为主教,而且在年轻时都深受海德格影响;甚至雷曼要在德国大学担任教授时,审查者之一就是已在杜宾根大学担任神学教授的拉钦格。可是,两人之间对于教会的路线并不相同。雷曼始终是个改革者。
在那个天主教会还非常保守的年代,雷曼的开放、自由态度,以及积极与其他宗教对话的行为,使得他被认为是天主教会的非主流。1994年,他与另外两位德国主教赛尔(Oskar Saier)、卡斯博(Walter Kasper)联名致信教宗,要求对于再婚天主教徒更自由宽容,只是此改革之声最后未被接纳。此外,他对于女权、对于神职人员是否得以结婚、对于同性恋等议题的态度(他并不支持同婚,但认为教会对同志应该更宽容),都与罗马教廷有差异。他也明确批判过天主教会太过轻视教会内的性骚扰事件。
另外,对于堕胎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雷曼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距离。雷曼与德国政坛许多重要人物均有深入往来,他与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甚至是互称“你”的朋友。在许多重大伦理争议的议题上,雷曼并不缺席,并与政界有深入对话;当1990年代德国政府想改革关于刑法218条关于堕胎的规定,雷曼也希望教会能扮演参与决定的角色。
德国刑法第218条原本规定,中止怀孕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罚金。这个从俾斯麦时代就存在的条款,到了纳粹德国时代更是严格执行,在战后的西德面对越来越多批评;后来两德统一后,终于推动改革,循东德模式规定,如果在怀孕12周内寻求了被认可的专业建议(例如医师),则免罚。
当时,雷曼已经与政府深入讨论,认为这是可行的立场:堕胎原则上仍违法,但在某些条件下并不受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寻求教会的谘询。雷曼与他的德国教会主教同僚们相信,与其在堕胎事件中完全退出,从而使得天主教的声音与伦理信念丧失影响力,不如在有条件允许下参与堕胎谘询。但是,这与当时的若望・保禄二世立场不同。
2000年,罗马教廷动员立场保守的主教们,强迫德国教会更改了立场,放弃担任法定谘询机构之一,不愿德国教会成为堕胎的背书者。后来雷曼公开表达了其失望立场,他说:“我们奋斗了,而我们失败了(Wir haben gekämpft, und wir haben verloren)。”
另一则他与教廷立场相左的事件,是教廷剥夺批评教宗的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教学资格。昆是雷曼在宗座额我略大学的学长,常年任教杜宾根大学,是德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也是一位神父;事实上,拉钦格还是在他推荐下出任杜宾根大学教授。昆被授予培训神职人员的教授资格(Missio canonica),但多年来批评教会的“教宗无误”(Infallibilitas/Unfehlbarkeit)原则,向来是神学界的尖锐批评声音。1978年他出版《上帝存在吗?》(Existiert Gott?),从哲学角度与无神论思想交锋,并试图回答上帝存在问题,若望・保禄二世对该书内容非常不快,遂于1979年剥夺其教学资格。雷曼批评教廷,称此为神學界的完全挫敗。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他简明到位地论断昆对于天主教的功过:“他确有贡献(Er hat etwas geleistet)。”

“智性的天主教”赢得跨越宗教的支持
他与罗马教廷之争,即使到了本笃十六世时期也持续着。不过,在现今教宗方济各的带领下,天主教会有多项改革,雷曼的非主流立场,在今日已成主流。雷曼过世后,媒体定调他为一个不同信仰间的搭桥者(Brückenbauer),一个始终为了更开放的教会而奋斗的神职人员,甚至冒着被梵蒂冈惩罚的风险。
即使他与本笃十六世立场不同(他所经历的8位教宗里,也许只有现任教宗与他的立场相近),但是都对于天主教神学的思想深度做出极大贡献,瑞辛称为一种“智性的天主教”(einen Katholizismus der Intellektualität)。也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深度足够的批评者,为德国天主教赢得了支持,在他80岁退休庆典上,甚至来了许多新教教徒;而也只有这样的批判者,才能是一个能够捍卫教廷以及神学的辩护者。在面对其他强大的神学批判者如昆、德瑞魏曼等人时,天主教会应该依赖的就是雷曼这样的“智性的天主教”。
被许多神学教授赞为“主教席上最后一位知识人”的雷曼,确实是在神学界与教会之间搭桥的最佳人选。可惜的是,他的坚持大部份都未能被罗马接受。我总认为,一个像天主教这样庞大的组织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动力,是必须能够允许强悍的改革派声音,因为正是这些声音的力量,能够协助组织改革蜕变,并回应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更激烈的声音。
雷曼担任美茵兹主教时,印在其主教牧徽的格言为“State in fide”,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在信仰中堅定不移”。也许综论此人一生,也可以说他在知识中坚定不移,或者,正因为在知识中坚定,其信仰才有那么深厚的力道,才在智性的力量中吸引无数信徒以及非信徒。
《莱茵邮报》(Rheinische Post Online)的文化版编辑施罗德(Lothar Schröder)在〈与一位伟大神学者道别〉文中,以一个拉丁文“Adsum”说明了雷曼对于天主教、对于人类之爱与忠诚。天主教会中,有这样的从罗马时代传下的仪式:在礼拜开始后,主教会呼唤信众之名,而信众将答以“Adsum”,意思是“我在此”。这个仪式来自《撒母耳记》,当耶和华呼唤先知撒母耳之名时,撒母耳如此应答:“我在此,因你呼唤了我。”
我想,除了“在信仰中坚定不移”外,这个字“我在此”也确实贴切形容雷曼的一生——他读了哲学、神学,成为神学教授,却又放弃教职成为主教,但一生追求一个更开明自由的天主教,甚至不惜与梵蒂冈交恶,岂不都因为他必须回应一种更高的召唤?撒母耳最后把上帝话语传遍了以色列,雷曼的工作也正是以其批判思想回应并传播上帝。他始终在接下每一个使命、投入每一次争执、发出每一次批判时,准备好说出:“Ad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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