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特别是“宗教对话”作为人们开口必谈的话题在当今的重要性和频繁性再怎么强调似乎都不为过，此点也是目前海内外“宗教哲学”方面的书籍必备的章节。可以说，宗教对话理论中的“排他论”、“兼并论”、“多元论”和“兼容论”，一时不绝于耳；宗教对话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龚汉斯、斯威德勒、希克、普兰丁格等，也几近耳熟能详。但遗憾的是，汉语学界在谈论宗教对话的语境中，许多人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了当代天主教对话与实践的开创者和先行者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
就此，麦茨（Metz）在“论卡尔拉纳”中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引用：“不应掩饰今天与拉纳的名字相连的那种天主教神学令人惊讶的浮现。……这种浮现，出自神学和宣道学之间的裂隙，已经在拉纳的那段纲领性的话语中被给定了其目标……就是离开隔都（ghetto）进入与社会多元和知识多元的世界的对话之中——而且恐怕应该说这种特定的浮现早在‘对话’成为当今大谈特谈的时髦行话之前就发生了。”[1]
事实上就天主教系统而言，“对话”与“教会向世界开放”在“梵二会议”时代就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天主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不仅得到了像卡尔·拉纳这样的思想家的大力倡导，也得到了像《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这样的梵二会议文献的确认，特别是得到了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垂范。在这个视角下，本文试就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加以评述。
一、拉纳的“匿名基督徒”与《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
拉纳的“匿名基督徒”之说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拉纳的《圣言的倾听者》之中。这个学说在《圣言的倾听者》中就已经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他的“基础神学的人类学”的信念，深信“上帝之言对他真正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即决定着和支撑着他的此在”，那么这个人便“在他通往天主教基督信仰的道路上……已经走完了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段路”。[2]
尽管拉纳的“匿名基督徒”之说在其思想中由来已久，但是对于该学说的最为明晰的展开则是在《基督教信仰之基础——基督教观念导论》的第六章“耶稣基督”中。这部巨著的价值不仅在于本身是拉纳的唯一系统神学著作，而且在于继续贯彻了他的人学主线，强调基督论是一种人学 [3]，“所有神学永恒地是人学” [4]，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比以往更加地明确阐述了其著名的“匿名基督徒”之说。[5]
在拉纳看来，一个人也许并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只要他有倾听上帝之言的能力，即便他不在基督教会这个圣事之中，也是一个“匿名基督徒”，他也是可以得救的。在匿名的基督徒只要有信仰，而不在乎名称这同一含义上，拉纳说：“的确基督徒深信，即便是没有圣事，拯救也是可能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则没有什么拯救是可能的。”[6]实际上，“匿名基督徒”不仅是拉纳主张“拯救的普遍性” [7] 、赞成普世教会运动 [8] 、反对核武器、倡导和平主义 [9] 和投身“对话”的一种理论基础，而且与先前在港台地区和中国大陆热烈进行的有关“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10]
拉纳的“匿名基督徒”的观念是他的先验人学的必然延伸，是我们上文论及的他有关“超自然的实存”以及相关的上帝普救恩典观的一种继续。拉纳指出，“根据天主教对信仰的理解，就像在‘梵二会议’上所清晰表达的那样，毫无疑问，对基督教的外显的布道没有什么具体的、历史的接触的某个人仍然可以是生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中的一个称义的人。他然后在恩典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奉献、不仅仅是作为他自己生存的一种实存来占有上帝的超自然的自我传达，而且他还接受了这种奉献，而且从而真正接受了基督教想要传递给他的本质性的东西：他在那种恩典中的拯救，这客观上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鉴于上帝先验的自我传达作为向人的自由的奉献是每个人的一种实存，而且鉴于它是上帝向世界的自我传达——这在耶稣基督那里达到其目的和顶点——中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匿名基督徒’。”[13]
拉纳之所以被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的“匿名基督徒”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梵二会议”前后天主教的走向。作为“梵二会议”上的官方神学顾问，拉纳1963年2月被任命为主持起草与教会相关的教义方略《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的神学家之一。随之，他便很快被“当作大会上‘最强有力的人物’”来看待。[14]事实上，在“梵二会议”文献中拉纳的影响痕迹除了四个文件之外无所不在。[15]尤其是在关于基督教会之外的其他宗教徒人士的声明上，更是深深地留下了拉纳“匿名基督徒”之说的烙印。
拉纳的“匿名基督徒”之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在于它能够维持两个最基本的教义，就是上帝的普遍拯救意志与基督论上肯定耶稣作为那种拯救的中保地位。这两个教义也是梵二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A）的理论基石：
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因为天主曾使全人类居住在世界各地（一），他们也同有一个最后归宿，就是天主，他的照顾、慈善的实证，以及救援的计划，普及于所有的人（二）……世界各地的其他宗教，也提供教理、生活规诫，以及敬神礼仪，作为方法，从各个方面努力弥补人心之不平。天主公教绝不摒弃这些宗教里的真的圣的因素，并且怀着诚恳的敬意，考虑他们的作事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规诫与教理。这一切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天主教所坚持、所教导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天主教在传扬，而且必须不断地传扬基督，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14:6），在祂内人类获得宗教生活的圆满，借着祂天主使一切与自己和好了（四）。[16]
相对于自公元5世纪到16世纪处于统治地位的“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一传统观点而言，“梵二会议”的有关文件中《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A）是最为开放的。就像拉纳的观点一样，这个宣言认定人类是那一个上帝的创造性的作品，而且视所有宗教为诸共同体，它们正面塑造各种各样的民族。这个宣言表达了天主教对于那些非基督宗教的理解，强调天主教徒应当尊重这些宗教，谴责对于这些宗教的信徒们的任何歧视和迫害，尤其是给予分享着共同宗教遗产的犹太教以特别关注。[17]
宣言首次具体描述了每一个主要的历史宗教是如何试图响应“那深深激动人心的人生之谜”的。它不仅概述了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信念和实践，而且肯定性地提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宗教”。这个宣言还特别承认和称赞了鼓舞着所有这些宗教传统的那种“最深的宗教情感”，肯定了它们的教导和实践代表了“真的圣的因素”，“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为了直面和纠正基督徒已经培养起来的反犹主义态度和向包括犹太教之内的所有宗教开放，宣言前所未有地“劝告”一切天主教徒：“应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与合作，为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作见证，同时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价值。”[18]
拉纳“匿名基督徒”之说对“梵二会议”文件的影响痕迹还远不止上述文件，事实上《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G）在承认在各个宗教中发现“真理与恩宠”（AG9）的同时，直接从拉纳于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取用了一个术语——“圣道的种子”，认为一个在诸宗教中可以发现的“圣道的种子”体现在耶稣里的同一圣道之中（AG6，11）。这些圣道的种子产生了真正的“默观的传统幼苗”（AG18），“就好像天主亲临的迹象”（AG9）。在此基础上，“梵二会议”进而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S）中提出，在诸宗教之中实际上“保留着宝贵的宗教及人文因素”（GS92）。[19]
尽管因为“匿名基督徒”在基督徒当中太富有争议、也让非基督徒感到太不舒服，“梵二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愿望，没有采用拉纳关于其他信徒作为“匿名基督徒”的说法，但显然“梵二会议关于其他宗教必须说的内容与拉纳的新神学发生了共鸣”。[20] 会议没有采用“匿名基督徒”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的实质却渗透在它的上述相关文献中。正如保罗尼特指出的，“事实上，‘梵二会议’甚至走得更远，并明确教导说，即使是公认的无神论者，只要跟从他们的良知，就是跟从上帝的声音（尽管是不知不觉的），所以都能‘得救’（《教会宪章》LG16）。”[21]
拉纳在宗教对话方面的思想属于“兼容论”，并且是这个方面的主要代表。“尽管许多人并不把非基督徒看作‘匿名的基督徒’，但是对于其他宗教所持的兼容论观点，不仅对新教教徒而且对许多天主教教徒也非常具有吸引力。”[22] 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共同体——教友、神学家和教牧人员——继续探索，并且进一步扩展了“梵二会议”关于其他宗教的观点。就言行的实质而言，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梵二会议”之后最强烈而持久地“自上而下”要求基督徒向其他信仰更大开放的人。例如，针对只有真正的宗教（天主教）才有毫无限制的宗教自由权利的观点，约翰·保罗二世支持并实践“梵二会议”的《宗教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所阐明的宗教自由原则。这份文件中的一个要点是，即便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要不违反基本的人权，也不瓦解国家“公共秩序之公正要求”，个人和群体主张和实践自己的宗教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23]
一般咸认，梵蒂冈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领导下，在有关其他宗教的公开声明方面向前迈出了三步：首先确立了诸种宗教都可视作拯救道路的原则；其次端正了教会必须对话的态度；最后明确了教会服务于上帝统治的宗旨。这三步“代表了真正的朝‘梵二会议’开启的道路迈出的步伐”。[24]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三步而言，它们的精神都率先在拉纳的“匿名基督徒”思想中得到表达或蕴含于其中，只是拉纳的思想和主张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时期才得到罗马天主教官方的认可和实践、得到后继神学家的发扬光大而已。[25]
二、拉纳与伊斯兰教的对话
事实上就天主教系统而言，“对话”与“教会向世界开放”在“梵二会议”时代就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但在这些口号之后通常并没有什么考虑周密的目的，往往只是流于宣传。拉纳则不仅在“梵二会议”前后倡导对话精神，而且身体力行。可以说，作为神学家的拉纳不是“单单听道”，不仅是“圣言的倾听者”，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成为“行道”者，“乃是实在行出来”，成为“圣言的执行者”。[26]
在世界进入现代之后，拉纳特别强调天主教不能再自我囚禁在隔都之中，要与现代世界对话；天主教徒也不应该在信仰方面像幼儿园或小学里受保护的孩童那样，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做“宅男宅女”，而是要勇敢地经风雨见世面，在各种挑战面前坚定自己的信仰。“我们必须带着信赖和理性，从哲学上和神学上以一种对我们时代的人有意义的方式来接触现代心态。我们也属于这代人，所以应该避免任何天主教的智识隔都。与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非基督徒哲学家、存在主义者以及英美那些可能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人们对话，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忽视这个领域太久了。我认为，即便是在德国，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与他者建立一种真诚和开放的对话方面必须做比已做的更多的事情。我们面前的工作领域广阔无边；我们安居家中太久了，而我们这么做是错误的。只是力保我们的天主教徒单纯和虔诚，仿佛他们是在幼儿园和小学校一样，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投入战斗，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得与非基督徒开放而诚实地对话。”[27]
拉纳一再呼吁，“显然神学家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以便现在确保这个‘象牙塔’——以便得到及时更新，具有更为宽广的‘大门’，经此现代人能够进入其间，并且从而能够把上帝的家视作他们自己的家园。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克服隔都心态。”[28] 拉纳身体力行“对话”精神，投身这项伟大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拉纳不仅就几乎每个重要的神学话题写下了东西，而且还加入与全世界各地的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科学思想家的对话。他的那些未有答案的问题为后学提供了崭新的起点。”[29]
尽管拉纳在自己所理解的基督教的那些对的方面或者良心上感到真实的那些主张方面不会做哪怕一星半点的让步，但是秉持“匿名基督徒”思想所表达的一贯精神，他也深信教会和基督教之外也有真理和道德，而且教会和基督教两者都可以从这些外部有所得益。他还进而深信，基督教和教会离发现一种它们借此能够真正交流它们的信息的语言还相距甚远。他随时注意不是被信仰定型了的，而是借此能够使信仰得到理解的语言。“拉纳神父清楚：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一切都在更近地聚拢在一起。我们不能自我孤立，我们必须彼此交谈。……拉纳神父感到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彼此交谈；我们不应当害怕或过度小心和防范。”[30]
西方学界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因它们都把自己的始祖追溯到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所以称为“亚伯拉罕宗教”。除了积极参与并推动普世教会对话之外，拉纳还加入与犹太教徒的对话。他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与埃里利希（E. L. Ehrilich）和弗雷德曼（F. G. Friedmann）等人的对话，而且1982年还发表了与拉匹德（Pinchas Lapide）就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所进行的对话。[3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据他的学生和同事沃格利姆勒研究指出，拉纳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年份中，就像他的《神学研究》最后几卷所表明的那样，对伊斯兰教的注意力不断增加。拉纳神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他的“三一观”，在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中就像他的“自下而上的基督论”一样具有开拓性。[32]
人们知道，伊斯兰教与作为“有经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最重要分歧在于对上帝或神的看法，而这个主题也构成《古兰经》的一个首要主题，就是“与有经人的争论”。伊斯兰教认为“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穆德主的使者”，而基督教的上帝三个位格说，实际上是一种三神论，丧失了原有的一神论的本质。《古兰经》指控基督徒把耶稣（尔撒）变成第二个神，而且让耶稣本人来驳斥这个观念：
当时，真主将说：“麦尔彦之子尔撒啊！你曾对众人说过这句话吗？‘你们当舍真主而以我和我的母亲为主宰。’”他说：“我赞颂你超绝万物，我不会说出我不该说的话。如果我说了，那你一定知道。你知道我心里的事，我却不知道你心里的事。你确是深知一切幽玄的。”[33]
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印象是，《古兰经》把“三一论”理解为与上帝、耶稣和玛丽亚有关。无论这种理解与基督教的“三一论”是否是同一回事，但是在伊斯兰教方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否定耶稣作为神的一个位格：
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麦西哈·尔撒——麦尔彦之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你们应当停止谬说，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真主是独一的主宰，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决无子嗣，天地万物只是他的。真主足为见证。[34]
《古兰经》之所以否定耶稣是上帝之子，是因为倘若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就等于蕴含说，上帝有子嗣，与某位妇女行过“周公之礼”。因为这个原因，《古兰经》也从未把真主称为“父”，而是认为“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35]
正是对伊斯兰教相关思想的关注，激发了拉纳对于“三位一体”有可能引起人们误解的那些方面的意识。在拉纳看来，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和爱，所以他能够在向非神性事物自我传达中与它们分享这种真理和爱。此外，因为“三位一体”是在一个上帝之内的真理和爱之真实和有别的关系构成的，所以拉纳在“与伊斯兰教讨论上帝的唯一性和三重性”一文中说，“三位一体能够而且必须被理解为，不是对于基督教一神论的一种补充或淡化，而是它的彻底化……”。[36]
正是基于此点，拉纳在谈论“三位一体”的时候，避免使用复数的“位格”（persons）来表达上帝之内的那些关系。他指出，当今“位格”这个术语的含义已经不是当初应用于“三位一体”时的含义。人们今天使用“位格”这个术语的复数形式的话，几乎不可避免地想到不同而有别的主体性，即数个有意识的和自由的活动之中心。把上帝思考为在这个意义上的“三个位格”，就是在思考一种有关三个上帝的三神论，而不是“三位一体”。另外，复数的“位格”这个术语也不能涵盖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在拉纳看来，这个术语不是从《新约》就开始的，也不是早期教父用来表达他们有关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信仰知识的，所以它不能被认为对于这种知识而言是绝对地构造性的。[37]
这不是说拉纳轻视“三位一体”，恰恰相反，他是用这种特殊方式来强调“三位一体”。在拉纳看来，在我们生存的实际秩序中，“三位一体”不仅是最全面的上帝论，而且是最全面的有关世界和上帝的教条。因此，拉纳不无遗憾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他看来，“三位一体”在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中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真理”。“三位一体”塑造着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想象，所以他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出现偏废。
它有三个要素：作为完全超越世界的圣父、在历史中成肉身和临在的圣子、作为世界最内在的动力机制而在世界中固有的圣灵。倘如只把上帝聚焦为纯粹的超越的一面，而忘记圣子的派遣和圣灵——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一种“纯粹的一神论”，但是结果会是一种自然神论（deism），这种上帝观念把上帝理解为创造世界和自然规律后退居天堂、不理世事，与居住在尘世的人们是分离的。倘如只聚焦于上帝的内在性而遗忘他的超越性，会导致自然神论的反面，即泛神论（pantheism），径直把上帝等同于世界、世界等同于上帝。倘如只聚焦于圣子和历史，会导致“纯粹的人文主义”（pure humanism），这种“对福音的世俗解释”自以为是穷尽性的。
一种单有“圣灵”的宗教，则是一种纯粹内心性的宗教，一种与历史漠不相干的虔敬主义、寂静主义或脱离肉体的宗教性。每个因素都是部分真理，当被当作全部真理的时候则变成谬误。“三一论”意在把这三个因素都包括在它们的辩证关系之中，从不等同地谈论上帝和世界，也从不分离地谈论上帝和世界。按照拉纳的亲传弟子威廉·戴克（William Dych）的说法，“卡尔·拉纳在其神学中总是意识到那些个体因素在其中获得实在和意义的更大格局，总是在关系中看待一切事物，这恐怕是他的特殊天才之处”。换言之，“他的天分是综合与整合的能力。”[38]
三、垂范宗教对话的约翰·保罗二世
1978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当选，直到2005年逝世，在位长达27年。他是16世纪以来当选的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在教宗任期内的很多主张和作为备受世人瞩目。他不仅努力落实“梵二会议”精神，而且以其人格主义作为思想基础来分析当代国际大势，最终以独特方式发挥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一直处于教会中的寒潮和逆流所造成的旋涡的中央，尽管因为种种原因“约翰·保罗二世对于“梵二会议”的取向是复杂的而且有时是矛盾的” [39]，但是在“梵二会议”之后他还是在落实“梵二会议”的对话精神和保守改革成果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研究者指出：“约翰·保罗二世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之一是在跨宗教对话领域。约翰·保罗二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一贯和大胆地开启与那些历史上有过紧张和/或神学上被罗马天主教所忽视的宗教（诸如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对话关系。此外，他还引人瞩目地强化教会——特别是自‘梵二会议’以来——与那些已经开启对话的宗教（诸如犹太教）之间的对话。”[40]约翰·保罗二世深信，跨宗教对话是促进不同宗教的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道路，并且有助于给一个被冲突和战争、贫穷和环境破坏所撕裂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和谐。因为，“教宗充分意识到当今的暴力和毁灭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而且全神贯注于我们这个星球上所进行的战争的宗教因素”。[41]
约翰·保罗二世在大公精神引领下的第一个巨大举措是1986年在意大利的亚西西（Assisi）召集的“世界和平祈祷日”活动。在那里的圣方济各大教堂里，犹太教徒、佛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神道教徒、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非洲和北美土著传统宗教的信徒们济济一堂，就大家都认同的主题共同发声。而16年之后，恐怖分子以伊斯兰教和安拉的名义实施“9·11”恐怖袭击之后没有几个月，教宗在亚西西再次召集了这样的一次活动。来自世界各主要宗教的代表在活动中联合祈祷并且合作拟定了一个大公文件，谴责以任何宗教名义进行的所有形式的暴力。
“及至1986年的亚西西会议，约翰·保罗二世已经有很长一段向伊斯兰世界主动示好的历史。……1985年应国王哈桑二世邀请访问摩洛哥期间，约翰·保罗二世在卡萨布兰卡的体育馆里会见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青年。……他提醒他们：‘我们信仰同一个神，那个唯一的神、活着的神。’”[42] 16年之后，约翰·保罗二世在穆斯林和梵蒂冈关系方面又迈出重要的一步：他迈入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成为第一个进入清真寺的教宗。
还在他担任教宗的早期，约翰·保罗二世就为中世纪教会授权的、梵蒂冈资助的十字军东征向穆斯林做了正式的道歉。不过，有鉴于那种类似中世纪的不宽容在那么多的穆斯林占主导的国家仍然迁延不去，他也坚持认为穆斯林也应当抛弃那种不宽容心态。例如，沙特阿拉伯禁止国民信封基督教和犹太教，国民单单拥有《圣经》就会入狱，对于这样的事实他不无哀叹。同样，在访问苏丹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对于在临近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不久的谋杀主教和天主教传教士的行为大加挞伐。
2000年约翰·保罗二世应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邀请访问以色列，踏上向世界犹太人公开示好之旅。在这次访问中，他在政治上不断重申自己的长期信念，就是以色列人有生存权，而巴勒斯坦人有自治权；在宗教上，则以行动和言辞拉近与犹太教的关系。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在那所建在传统上所认为的耶稣出生地点的教堂里祷告，敦促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和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成为首位访问犹太教圣殿遗址西墙（哭墙）的教宗，并且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把手写的祷文塞入石缝，上面写着：“我们祖先的神，你选择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把你的名带给万族。历史进程中那些人的行为造成你的这些子孙经受苦难，对此我们深感悲痛，并且请求你的宽恕；我们希望自己致力于与圣约之民的真正兄弟关系。”[43] 这实际上公开否定了天主教会中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替犹太人洗清了所谓的“弑神之罪”。
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众多著作和通谕中，人们认为1990年12月7日的通谕《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和1994年的著作《跨越盼望的门槛》是理解他有关宗教间对话、教会的世界使命和对待其他信仰的态度的重要资料。有人甚至认为《救主的使命》是“约翰·保罗二世教导的核心”。[44]
可以说，约翰·保罗二世的第八个通谕《救主的使命》是他为第三个千年纪的教会所制定的宪章，其颁布日1990年12月7日恰逢“梵二会议”有关传教命令的文件颁发25周年。“梵二会议”之后的教会在教会具有什么类型的使命方面出现分歧。约翰·保罗二世坚持认为，教会不单单拥有使命，教会本身就是使命。尽管世界上有20多亿基督徒（天主教徒10多亿），但基督徒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从34.4%下降到33.2%，同时世界上很多地区还没有福音化，再加上“梵二会议”之后很多天主教神学家认为向“万族”的传教使命已经结束，所有这些都促使教宗在这个方面要表明立场。
“《救主的使命》有两个目的，一是廓清有关基督教使命方面的神学混乱，二是处理有关基督和教会与上帝拯救所有人的旨意之间关系的争议......每个天主教徒都有传教使命，因为就像教宗所说，‘教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传教性的’。”为圣的普遍呼召包括传福音的普遍呼召。基督教是需要分享的福音，与他人分享基督是个体天主教徒和教会为世界所能做的可能最为美好的事情。
教宗并不是一个排他论者，而是一个像拉纳一样的兼容论者。他经常说他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深为敬重。他说，当他观察到其他宗教信徒心中的信仰的时候，让他想起《马太福音》8章10节中耶稣的话：“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48] 在《救主的使命》和《跨越盼望的门槛》中，约翰·保罗二世表明，其他信仰的信徒事实上也可能到达拯救。他在《救主的使命》中说：“拯救的普遍性意味着，它不仅被授予那些外显地相信基督而且进入教会之中的人们。既然拯救是提供给所有人的，那么它必定是具体地为所有的人所得到的。”教宗还继续说道：“通过恩典基督中的拯救是可及的；恩典尽管与教会有一种神秘的关系，但是并不使［其他宗教信仰的成员］在形式上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而是以一种与他们的属灵的和物质的境况相应的方式启化他们。这种恩典来自基督，是他的牺牲的结果，是通过圣灵所交通的。”[49]
我们知道，拉纳在宗教对话方面的思想属于“兼容论”，并且是这个方面的主要代表。“尽管许多人并不把非基督徒看作‘匿名的基督徒’，但是对于其他宗教所持的兼容论观点，不仅对新教教徒而且对许多天主教教徒也非常具有吸引力。”[50] 同样，就我们所知，尽管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从未把“匿名基督徒”这个术语用于其他宗教的信徒，但是“教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看来与卡尔·拉纳的相似。”[51]
约翰·保罗二世在《跨越盼望的门槛》中的一段话集中澄清了他自己在其他宗教信仰的信徒得救方面的立场：“教会被这样的信仰所引导，就是，造物主上帝要在耶稣基督中拯救所有的人。在他是全人类的救世主的意义上，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复活的奥秘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可得的，而且通过它，永恒拯救的道路也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52] 可见，在教宗看来，人们不仅在教会中得到拯救，而且通过教会得到拯救；尽管存在着与教会的不同联系形式，但人们最终总是由基督的恩典所拯救。
四、教宗方济各的“新政”
尽管拉纳（1984）和约翰·保罗二世（2005）都已先后作古，他们的对话理论和实践也有许多令人反思之处，但是他们所开启和实践的宗教对话，特别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在他们去世之后的世界巨变面前则变得比以往更加紧迫。就单独的宗教而言，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是当今两个信众最多的宗教，各自都超过10亿教徒。不能想象，这两个宗教之间如果不能展开相互尊重的对话，世界和平会有多大隐忧。
就天主教方面而言，在经过教宗本笃十六远比约翰·保罗二世更为保守的宗教对话立场之后，新教宗方济各在宗教对话方面的“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拉纳“匿名基督徒”这个术语，但是他的相关思想和实践表明他们之间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按照方济各的说法，“上帝让他自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感觉得到。他还尊重所有人的文化。每个民族都获得那个上帝异像，并且根据他们的文化予以移译，并且加以阐释、纯化和给予它一个体系。尽管一些文化在它们的解释系统方面原始，但是上帝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他呼召每一个人。他促发每一个人寻找他，通过创造发现他。”[53]
是故，他号召人们警惕各自宗教里面的原教旨主义：“一般说来，在诸宗教当中，原教旨主义派都被人们怀疑地看待。所以，宗教领袖对于他的共同体中的原教旨主义派的观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天真，没有看清，落入陷阱。”[54] 他还强烈谴责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任何杀戮，倡导信徒与信徒之间、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互爱互助。在他看来，“上帝并不杀人。是人想要以上帝的名义这么做。以上帝的名义杀戮是渎神”。[55]
他进一步警告世人说：“以神的名义杀戮就是把宗教经验意识形态化。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操弄，就会出现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权力偶像化。那些如此做的人是些把自己塑造成神的人们。在20世纪他们毁灭了诸多国家，因为他们自视为神。……第二诫命要求人们爱人如己。没有任何信徒可以把信仰局限在他自己、他的氏族、他的家庭和他的城市的范围内。信徒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人，他接触其他信徒，或者非信徒，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56]
教宗方济各倡导并力行大公合一运动，不仅推动与既有的东正教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而且在梵蒂冈接见了教会合一运动组织“世界宗教议会”访问团。他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方面也有很多交流工作。例如，他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大伊玛目进行了交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和其他地区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其中不乏像法国一座教堂的哈梅尔神父那样的天主教徒丧生，但是当他谈论恐怖主义的时候从来不提伊斯兰教。他不喜欢说伊斯兰教暴力，因为他自己从报纸和其他媒体知道意大利受洗的天主教徒当中几乎每天都发生手足相残的暴力事件。他说：“如果我谈伊斯兰暴力，那么也该谈天主教徒的暴力。不是所有伊斯兰教徒都是暴力分子，也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施暴；但有一件事乃千真万确：在所有的宗教内几乎总是有一小撮原教旨分子。” [57] 2016年9月20日，在“渴望和平：处在对话中的宗教与文化”的“为世界和平祈祷日”的闭幕礼上，教宗方济各做了精彩发言，其他重要的参会人士还有阿兹哈尔伊斯兰大学大伊玛目塔伊布（Ahmad al-Tayyeb）、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olomeo I）和圣公会首席主教坎特伯里总主教韦尔比（Justin Welby）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