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曼谷一名记者致电梵蒂冈大使馆查询梵蒂冈与某国有否邦交，所得的答案是“无可奉告”。记者于是致电该国大使馆并即时获得答复。
差不多同一时间，马尼拉一名记者致电菲律宾主教团查询国内修生人数。他获告知那是“机密资料”后，就致电各所修院询问修生人数，然后计算出答案。
在天主教会内，许多甚或大部分掌权的人士或机构都对新闻界有过敏反应，尤其是当新闻报道的功能已非教会机构、教会领导层或司铎的布告板时。他们对保密及控制的执迷已达可笑程度，比如上述曼谷和马尼拉的事件中，根本无需保密或以任何方式保护该些资料。
但无论神职人员如何努力拒绝记者，真相必然会大白；箝制真相的做法反而成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甚或是主要部分。
讽刺的是，当美国的保险公司指主教团因对性侵犯事件讳莫如深、诸多回避而导致承保失效时，主教团反击说，由独立的《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全国天主教记者）周报所发表的性侵犯事件报道证明他们并没有掩饰事件。该些报道曾受到主教团反对和指责。
揭穿谎言及掩饰一向是全球记者的工作，神职人员性侵犯事件渐渐被视为神职人员掩饰过犯的危机，而媒体亦如此报道。
上周，亚洲主教团协会神职办事处主办“娈童癖危机对亚洲教会的影响”研讨会。
枢机、总主教、主教和培育导师获邀到曼谷出席研讨会。记者要求采访却遭到拒绝，当然这不表示没有媒体作出报道。
当有机构或个人尝试阻止媒体报道某些事情，通常暗示事有蹊跷。召开研讨会的首要原因是应对性侵犯儿童问题，“不能像其他国家般让情况失控”。
亚洲的性侵犯儿童问题其实已像世界其他地方般被广泛报道。日本教会有别于其他亚洲地区的教会，处理手法值得赞扬。
在研讨会主办者的眼中，“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是事件遭公开揭发后“情况失控”。换言之，研讨会首要关心的是阻止媒体报道。
研讨会主办者没有忽视性侵犯事件为受害人带来的痛苦。事实上，这是举办研讨会的“另一原因”。研讨会的通告说：“此次研讨会之所以迫切重要，另一原因是很多神父、修女，包括主教／培育导师，并不理解到底娈童癖实际上是什么一回事，以及对儿童受害人的影响。”
可是，儿童受害人不该是主因，反而是“另一”原因？就像一句歌词：“他们何时才会学乖？”
媒体并非布告板，任由领导人张贴他们喜欢的信息。媒体亦非敌人。尽责的记者竭力发掘真相，认真工作，好使人们知道影响他们的真相。正如一所著名新闻学学校的训言：“人民终必知道。”
当权者如果了解记者将聚焦报道讨论及决议内容，便会在说出受害人是探讨问题的“另一”原因等废话之前三思。对媒体抱持开放态度，能保障教会领袖不会做出愚蠢行为。
教会领袖如果拒绝与媒体合作，往往失去表达立场的机会。执迷于保密及控制，祇会制造敌对局面，记者视之为游戏中的挑战，而教会人士却无法取胜。记者是擅长查找真相的专业人士。
顺带一提，梵蒂冈的确与那个国家有邦交。
__________________
撰文：玛利诺会甘伟霖神父（William Grimm）。甘神父现为天亚社主笔，长驻于日本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