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写了一封特别的信件，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反观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可能会比较看重她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而忘记了她正面的发展。若我们再仔细地看看自二零零七年五旬节以来，在中国教会发生的变化，我们将更明白这封由罗马教宗写的文件，为中国教会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今天中国的天主教会团体似乎成为了国家机关的一个特殊目标，但这事实也反映出在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中，过往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局面，已开始清楚地浮现出来，并需要从根本处作一番检视。教宗本笃十六世主要关注，是教会能够“用爱的语言来说明真理”，这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天主教团体需要一个真正的皈依：“净化记忆，宽恕作恶者，忘掉所受的委屈，……这些都是急切需要完成的。”教宗亦以温和但明确的方式，强调目前的“宗教宽容”程度与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宗教自由”，仍然相距甚远。
说到这里，教宗希望中国的天主教会能够与政府达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好让属于少数中国天主教友以和平的方式，为国家的公益作出贡献。梵蒂冈过往的指今清楚地界分“地下”团体与支持爱国会的群体。教宗信函则是开宗明义地要求与政府当局展开“相互尊重和坦率的对话”。他深信若这些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将有助于中国迈向她所期盼的“和谐社会”。
教宗信函受到中国天主教友的欢迎
众所周知，虽然一些非官方团体对教宗信函尚有一些保留，但中国大陆的教友群体普通对教宗信函感到鼓舞，并视之为一缕光明和希望。政府机关最初发出的文件较为审慎，虽然当局没有对信件发出明确的谴责，不过它很快就限制教友们研读或分发该信件。
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报告，反映出各省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非官方主教魏景仪（四十八岁），在收到这个“在中国教会发展中的里程碑”后不久，就发出了一份特殊的牧函，评论信件的内容，并要求他的团体中的三十位司铎，跟他们的信友研究如何将教宗的指令付诸实行。魏主教还报告说，在数个月后，他向齐齐哈尔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提交了一份教宗信件的副本，他们也表示赞赏。但他也承认，一些神父私下并不同意他与当局的合作。
在西北部的陕西省凤翔教区李镜峰主教（八十七岁）向司铎们派发教宗信件的中文译本，亦提交了一份予当地的政府办公室。在过去的历史中，他的教区没有遭受过爱国会的严厉管制，而他自己亦在没有政府的批准下，于一九八零年被祝圣为主教。二零零四年，当局在他坚拒加入爱国会的情况下仍确认其主教身份。不过他认为如果政府不接受教宗所表达的立场，事情可能会恶化：“我们知道要达成共识是多么困难。”此外，在几乎没有任何地下教会团体的西安，党明彦主教对教宗信函的积极成果感到满意，认为这信件使政府与教会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更容易。
在敏感的河北省，同时获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承认的封新卯助理主教（四十四岁）说，罗马教宗的信可以在他的衡水教区内自由传阅。在河北省的宣化教区，有一千名天主教友出席了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日）的隆重弥撒，并在圣祭礼中奉献了教宗的信，强调教宗呼吁信徒们团结一致。在同一省份，为公安部队所熟知的非官方主教贾治国（七十五岁）在教宗信函发布后指出，教会内的团结合一十分重要，认为真正的困难来自国家对教会施加的压力。他补充说：“现时只有政府才能限制爱国会的权力，但我很担心我们不能对政教关系的发展期望过高，因为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根本没有改变过。”
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地下”团体、现正在海外留学的年轻神父说，教宗信函“对中国教会将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亦同意“修和是中国教会最迫切的任务”，但教宗作为普世教会的牧者，却没有在信中提及仍在监狱中受苦的主教和神父，他对此感到难过。至于官方教会的神父，虽然表示欣赏，但对内容仍有所保留。人们普遍认为，大部分中国神父、修女和平信徒都有读过教宗的信，而且每人都得到一份复印本。
公众反应不一
北京政府并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收到教宗的信，因为罗马教廷早已在公布信件前十天，已经把信件复印了一份，并送到北京政府。在信件公布前不久，统战部主动召开“官方主教”的会议，警告他们对教宗的信保持“冷淡”。就在这几天，天主教爱国会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举办了一个专题研讨会，接着在六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举行大型聚会，有五百人参加，其中包括三十七名主教。这次聚会由叶小文、刘柏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主持。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的即时反应不甚一致。教宗信函很快就从天主教的网站被删除，一些网页管理员获政府官员的“探访”，“说服”他们将教宗信函从他们的网站移除。事实上，河北公安局早已在二零零八年八月，精心设计了一份文件，该文件以学习材料的模式出版，内容除了指责教宗“不顾中国的反对，单方面发出他的牧函”，接着重复过往的指控，指称罗马教廷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教宗的信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然后，统战部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十月发出了严格的指引，形容教宗信函是梵蒂冈尝试渗透和挑战中国主权的行动。政府将不会容许人们公开派发信件，亦不容许在互联网上发放，任何私人的副本将被没收。神职人员应出席洗脑的会议，以达到恐吓的效果。各级控制的机关应开始运作，在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及宣传局共同参与下，加强信息的收集，了解更多地方和国内外的情况。但是、高级官员应该保持沉默，不让中央机关感到难堪。在同一个月，广西自治省的新闻证实，南宁发起了对抗梵蒂冈“渗透”的活动。在附近的青秀区，一个堂区在其壁报板上发放了教宗信函的部分内容，这些壁报板遭到没收和破坏。宗教事务办公室甚至成立紧急小组，成员包括超过十二个政府机构，为阻止信件的传播，在上面标示“（梵蒂冈）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工具”。在中国各地举办了许多为天主教神父而召开的强制性政治会议，暂时知道被逮捕的约有十多人。
另一方面，由于奥运会在二零零八年夏季开始，国家当局显然有意在国际层面上避免任何争议。这可能使中央政府采取批判的态度之余，仍然保持克制。另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第十七次大会即将召开，当它在十月十五至二十日举行时，第一次达成了一项决议，把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准则纳入党的章程内，好使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而，对教宗信函的禁制显然是由北京当局发出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甚为不满。他在接受《南方周末报》的访问时（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出版），对天主教会和教宗信函作出了强烈的批评。
两年的平静之后，一次突如其来的冲突
到二零一零年底为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发生。几个教区重整和增加他们的福传和牧民培育的计划。另外，在新主教人选这个具争议性的议题上，天主教会团体证明了他们的决心和团结，甚至觉得罗马和北京能够透过“民主选举”在人选的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在教宗信函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五个年轻的主教，当中包括在北京和广州等重要城市的主教，同时获得罗马教廷和政府的批准而被祝圣。然后在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都没有新的主教被祝圣，也许高层官员仍在讨论这个困难的问题。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旬，十位新主教被祝圣，他们同时获得政府和罗马教廷的承认。
事情突然转变过来，郭金才神父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强行祝圣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主教。罗马教廷对此消息感到十分不安，并在一份公报中指出圣父对这事“深表遗憾”，但他重申愿意“与中国当局展开相互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不幸的是，在北京警方的大力支持下，第八次天主教代表大会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至九日在北京召开，这显示北京已经决定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
情况于二零一一年进一步恶化。虽然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都承认四个新的主教，但另外有两个主教未经教宗批准就被祝圣，他们分别是六月二十九日被祝圣的四川省乐山市的主教，以及七月十四日被祝圣的广东省汕头市的主教。这两次非法祝圣主教的仪式，都有公安部队的支持，他们向信誉良好的主教施加压力，逼使他们出席和进行非法祝圣。罗马教廷分别就这两次非法祝圣发表声明，宣布按照《圣教法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二条，将两位非法祝圣的主教施以绝罚。北京官方对教廷的声明反应强烈。
后来，国家宗教事务局于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检讨会议，并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出以下决定：指引“一会一团”的天主教会落实第八届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的精神，加强教育方面的工作以保障教会行政的自主和独立，实施民主管理的教育，并组织六次培训课程，来加强一千多名神职人员的培育。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中的一篇主要文章，解释“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信教群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叶小文，自二零零九年以来，他已经离开了国家宗教事务局，成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显然他对官方的宗教政策仍然有影响力。他的继任者王作安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中国愿意在两个原则的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真诚的对话”。几个星期前（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宣布了新的“中国天主教会堂区神父任命的规范”，并即时实施。很明显，这是一个国家对传统中由《圣教法典》规定、世界普遍认为是属于教会内部事务的事情作出干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报告，指某些“地下”神父遭到迫害，尤其是在河北省北部。当局将他们带走，并试图强迫他们加入爱国会。另一方面，当局除了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能获得大量的个人利益外，还提供特权和金钱资助，促使神父和主教接受官方的“更有利于教会发展的”宗教政策。当局透过多次的研讨会、研究会，向神职人员施加双重压力，并在中国天主教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书面意见，试图以神学维护“自选自圣”的政策。
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主教可能会开始觉得，若果他站在中国政府的一方，为他可能更有利，因为中国政府确保中国天主教即使没有罗马的支持，仍会继续扩大。事实上，这些主教往往发现自己被他们的司铎、修女和信众孤立，因而不能有效地进行他们的牧民工作。
二零一二年：依然阴霾密布
二零一二年刚开始，在一月九日即有国家宗教事务局宣布整理神职人员的纪录，以及落实宗教场所财务管理的措施。二零一二年四月有两位新的主教被祝圣，他们分别是四川省南充市主教陈功鳌（四十七岁）及湖南省长沙主教屈蔼林（五十一岁），他们都得到罗马教廷和中国官方机构的批准。但在他们的擢升典礼的出席者中，也有一些在非正常情况下被祝圣的主教。六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爱国会在北京全国修院主办神学研讨会，爱国会的其中一位副秘书长周永智声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精神是中国教会独立自办原则的思想基础。另一位副秘书长王怀茂在这次会议上宣称，中国天主教在圣神的默启下，在教会建设和牧灵福传实践中，提前十余年（即一九五零年代）对教会进行了改革。这就是说，爱国会于一九五七年成立，第一个未经教宗批准的主教于一九五八年被祝圣，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的这些举措为梵二会议“跟上时代”的精神，起了实践的示范和垫脚石的作用。
另一次严重冲突发生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岳福生神父在没有教宗的任命下，被非法祝圣为哈尔滨（黑龙江）的主教。在事件前数天，宗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曾发表一份声明，警告这单方面的行动“将会使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衍生纷争、撕裂、紧张”。该声明引述教宗信函（第九节）指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政府当局关注那些将发挥地方天主教会团体领导和牧人重要作用、并在社会中发挥影响的人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应该紧记，“圣座也特别关注主教的任命，因为教宗任命主教，是教会合一和圣统制共融的保障。所以，这事有关教会生命的核心”。万民福音传播部的声明坚持主教的任命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公约也阐明为某一宗教团体任命牧者，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权的一个构成因素。”
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于七月四日发表强硬声明，声称梵蒂冈的警告“态度极其蛮横无理，令人震惊”。岳福生的擢升典礼按原定的计划进行，罗马教廷也无可奈何，但宣称他已自动受到《圣教法典》第1382条所订定的制裁，并不具有管理黑龙江省的司铎和天主教社区的职权。然而，官方的说法得出结论：宗座相信中国当局希望与圣座对话的意愿，同时不鼓励任何危害对话的行动。
不久之后，马达钦神父（四十五岁）于七月七日在上海教区徐家汇大教堂被祝圣为该教区的辅理主教。虽然他的任命获双方认可，但这个仪式所带来的紧张局面证明其潜在的严重后果。在擢升典礼后，马达钦主教被当局带走，并软禁在畲山修院，不能执行他的主教职责，亦无法接见任何人。
现在我们可以有什么期望？
在过去的五年内，教宗信函对中国天主教团体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可以由众多在牧民和福传方面响应教宗的指引的措施得到证实。在“信德年”，我们预计这些工作将成为教友、神父、修生、修女培育的重要环节。
然而，明显如果政府坚持擢升更多非法的主教，中国天主教会有可能成为由政府领导的“国家教会”，从而改变她的本质。此外，在上海教区发生的危机暴露了中国官方长期在宗教政策上含糊其辞。
马达钦主教在上海公开宣布辞去爱国会的职务（他从来不主动参加）以专注于他的牧灵职责，引发了政府的震怒。多年来的情况已经显示，一个主教或一个合格的教会成员必须是爱国会的成员，才会得到官方的接纳。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上海官方认可的主教金鲁贤已经九十七岁，他在五年前曾公开赞赏教宗的牧函，但他补充说这二十多年来在上海的经验中，“爱国会从来没有干涉我的事务。”而现在马主教被软禁的事件，证实爱国会确实“干涉”上海主教的职务。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助长了许多一心维护信仰完整的“秘密”的社区。圣父除了指出“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还补充说：“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当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第7.8节）
另一方面，由于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教宗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而是容许主教按各地的情况自由判断。河北省保定教区的事件，反映出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困难：地下教区助理主教安树新遭警方拘押十年后“回到地上”，他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强大压力加入爱国会，随后接受任命成为正式的教区主教，此举在当地社区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
正如教宗信函中所谴责的，“时至今日，上述机构的认可，仍然是衡量一个团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场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标准。由此，导致了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第7.1节）这是严重的问题，因为爱国会章程“所宣称的宗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这教义自古代的信经，就已宣认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第7.6节）
斐洛尼枢机主教去年成为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在最近的一次接受《三十天》杂志访问(二零一二年五月）时表明，中国共产党或政府官员在主教任命的事情上，应当开放地接受教会所定的正确标准。他解释说“这不是出于教宗的命令”，因为主教既为宗徒的承继者，教会就期望他们忠于教会的教义。当然，作为公民，他们也需要忠于自己的祖国，“凯撒的归凯撒，但不应从天主那里拿走属于天主的东西。”
基于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共产主义的无神思想，中国可能不会轻易接受政教分离的原则。此外，从生活的经验中可以得知，民族自豪和捍卫主权等思想，是多么容易因各种政治原因或个人利益而被利用作为藉口。
据一些观察家认为，在过去数年，某些声称是对抗外国势力入侵的极左思想，为教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近中国和国外的媒体都给予充分的证据，显示毛泽东的革命方法正在复兴，使一些人认为中国永远无法克服这意识形态。经验极富学者马雷凯曾说过：我们不能改变共产主义制度，但制度将会改变。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将于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召开，当地的气氛似乎希望远离左倾思想。人们衷心期望在未来数十年治理这个伟大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实施社会正义，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政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艰苦道路上的明灯
斐洛尼枢机主教为《鼎》季刊撰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在教宗信函发布的五年后，检讨目前的情况，为教会生活和福传事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出中国教会迫切需要实现团体内的合一。枢机主教也以他过往作为梵蒂冈“中国教会研究任务”主任的丰富经验，指出目前与中国当局交涉的困难。他在到访北京的过程中，亲眼见到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他丝毫不掩饰他的佩服。但他更重视他所认识的天主教徒的优秀质素，“本人多次与中国的朋友交谈，他们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乡里却因着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却受到尊重和欣赏！”他解释说：“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
斐洛尼枢机相信，中国当局不能继续对众多中国公民的呼声充耳不闻，并指出罗马和北京之间的和解，对中国和教廷都有利：“展开新方式的对话的时机到了吗？这对话方或甚至可以更为开放，更为对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为私益所破坏。”事实上，教宗在他的信中公开宣称，教廷“始终准备着协商，这为克服目前的困境是必需的。”这已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权威、明确的声明，“冀愿中国知晓，天主教会热切希望可以再度按她的专能，为中国天主教友、以及所有中国人民的利益奉献谦卑无私的服务。”（第4节）。
斐洛尼枢机建议，为恢复一度中断的对话，应当设立一个“高层”的双边委员会，以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当各方都在寻求大众的利益时，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是一个绝对的障碍。枢机以两个例子说明： “例如圣座和越南找到了双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模式。北京和台北之间不是也设立高层次的特定委员会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吗？难道不能盼望圣座和中国也可进行适当和坦诚的对话吗？”
斐洛尼枢机在其结论中表达这样的希望： “教宗致中国圣职人员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这信既可成为在中国教会内的对话的起点，又可促进圣座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
我们作为信友，应当为这件事祈祷。让我们以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建议的话，呼求在上海畲山附近备受恭敬的耶稣的母亲：“希望之母，在圣周六黑暗中的，你以始终如一的信心，迎接复活节的来临。请赐你的孩子能在任何时候，即使是最黑暗的时候，仍能辨别天主爱的临在的痕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