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宗本笃十六世二零零七年公布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迄今为止已经五年了。记得教宗信函发表之前半年，笔者在欧洲学习行将结束，期间已经得到消息，教宗会对中国教会写一封信，于是极为期待，中国教会经过这么多年无法与普世教会接轨的生活之后，期望这封信能够为中国教会带来钜大变化。终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这封教宗信函公布了，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该函之后，感慨良多。
两个月之后，笔者返回国内，开始投入牧灵和福传工作，迄今也刚好五年。在这五年的历练之中，也逐步的发现，教会团体的生活还是具体而真实的生活，中国教会所需要的，可能并非一朝一夕之改变，而是需要在每天的具体生命中，不断去回应有生命的天主，所谓“路在脚下”。每一个地方教会团体的真实生命，都需要在时间中来实现，“青山依旧，几度夕阳”，只有天主是时间和历史的主人。
毫无疑问，教宗信函对中国的教会团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可是，历史中的基督徒需要在每一天的生命中，不断实践并生活他自己的信仰，中国教会并不可能因着教宗的一封信而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中国教会也不会因着某些人对教宗信函的曲解，而不去生活真实的基督徒生命。所以，笔者的这篇反思，更愿意以地方教会具体而真实的生命为出发点和入手点，撇开较为复杂的政治和教律层面，即使涉及到这些层面，我们也愿意从地方教会团体具体生活的角度来理解。
一，培育与福传
地方教会的生活是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是在这片土壤当中，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在如今的社会和教会环境当中，努力以生命去回应天主的召叫。对于中国具体的地方教会生活，教宗信函提出了一些指引。我们观察到，在中国的基督徒愿意回应教宗的邀请，尤其是在培育和福传方面，很多牧者和平信徒在这五年之中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１．针对中国教会团体内司铎司、度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的培育，笔者观察到，因着教宗信函的邀请，许多的地方教会团体都开始清楚的意识到，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乃是针对教会不同群体的培育工作，提高基督徒的素质实在是当下的重中之重。我们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以及平信徒，都需要知道，在如今的教会和社会环境中，如何生活自己的信仰。我们欣喜的发现，因着教宗的邀请很多牧者意识到培育的重要性，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事实上，这五年来，笔者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不同群体的培育工作之中。在实际的工作经验中我们发现，教宗信函指出了培育的重要性；教宗信函发布之后，几次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会议也涉及到了培育的话题，给中国教会团体的培育工作提出了指引和方向。但涉及到具体的工作，尚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虽然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各样培育工作，但普遍来看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有系统的安排，相当一部分培育工作只是在单纯的模仿，并非根据本地教会团体的需要以及可支配资源，提出具体的培育方案，而只是单纯的组织学习班、学习课程等等。这样没有规划的随兴而起，实在无法全面提高受培育者素质。
其次，在师资方面，尚需协调和统一。近年来，相当数量在中国之外教会培育中心学习教会不同学科的司铎和修女都已经肆业返国，绝大部分都具有足够的资质从事培育工作，以及其他国内多年从事培育工作的一些司铎和修女，这些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教会培育工作的主力。由于培育者所处地区间分配不平衡，有的教区或修会团体有多位培育者，相当一部分教区或修会团体却没有，这样出现了师资不平衡的现象；此外，培育工作本身亦非一两个人能够完成，需要团体合作；而中国教会没有主教团负责协调地方教会的牧灵与福传工作，所以需要尽快组成几支有力的培育团队，来进行系统而有规划的培育工作。
２．对于福传工作，教宗信函邀请中国教会向今天中国的社会传扬死而复活的基督，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欣喜的发现，中国许多地方教会的牧者意识到，天主子民应该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并且积极推动基督徒进行福传工作。从各地成人领洗的数目来看，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圣神常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需要基督的福音，当下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信仰真空和道德严重滑坡实在为中国的天主教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诚如教宗在信函中所提到的，全球化、现代化和无神论的中国需要基督的福音。今年上半年所召开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会议也涉及到了福传的话题，其中有两点指引值得中国教会在所进行的福传工作中反思并更为具体的运用：福传工作不能全部以领受洗礼的数量来衡量，一个系统而有规划的慕道期能够使即将接受洗礼的慕道者更为深刻的接受信仰。福传需要时刻把持教会信仰原则，放弃或忽略信仰原则福传将无从谈起。
二，面对信仰原则的抉择与取舍
最近六十多年来，为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既是恩宠，亦是问题的核心点，便是面对信仰原则的抉择与取舍。那么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以及平信徒，以他们的生命所作出的见证，面对牢狱甚至死亡的危险，都坚定的以信仰作为生命的抉择，这实在是天主在这个时期赐给中国教会非常丰富的恩宠；历史性的中国基督徒应该、也有能力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教会之所以在两千年的风雨飘摇中能够继续实现基督的救恩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她对于信仰原则的执着。当然，面对信仰的抉择，如同在教会历史中任何一个时代所发生的样，教会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选择向世界妥协和低头，这便成了问题的碰触点。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太近，甚至直到现在这段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继续有人为了信仰作出英豪的见证（苏哲民主教、师恩祥主教等等）。那么在当下，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信仰作出抉择，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教会共融。教宗说： “把现今在中国各处地方教会连系起来，并使她们也和所有其他分布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密切共融的深切合一的基础，除了同一个信仰和同一个圣洗外，尤以感恩（圣体）圣事和主教的品位为基础，而众主教的合一，则是以‘罗马教宗，伯多禄的继承人，为其永恒和有形可见的本原和基础。”(第5节)而教宗信函在这方面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团体提出了指引和方向。在具体的地方教会生活中，信函对中国教会团体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第一方面便是这几年谈论较多的话题，有关主教祝圣的问题。首先，要肯定的是，罗马方面近三十年来的努力是颇有成效的，通过不同渠道的接触和沟通，特别是信函清楚而明确的重申天主教的道理，使得中国教会绝大多数的主教都意识到，在圣统制方面与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乃是地方教会生命的根本；所以，无论历史和现实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大部分主教都尽力寻求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也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地方教会的牧者如果不与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这个地方教会的教会性便出现瑕疵。可是，同时出现的事实是，最近五年之内，中国境内出现了近二十年来频率最高的没有宗座任命而非法祝圣主教的情形（郭金才，雷世银，黄炳章，岳福生），导致了一些地方教会的生活在教会共融方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其中的原因很难三言两语阐释清楚，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当下中国社会和教会的情形所导致的原因，有中国政府内部面对宗教政策的态度飘摇不定的原因，亦有个别教会内的圣职人员被俗化精神所影响的问题，同时也有罗马圣部在抉择主教候选人过程当中的面对信仰原则不够清晰，等等诸多方面所导致。
(二)有关信仰原则第二方面的内容，则涉及到从一九五七年成立至今的爱国会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导致当下中国教会团体内，具有有两种不同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所在。(注一)虽然教宗信函中没有明言提到这个组织，但却非常清晰的指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的。信函非常清楚的指出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在中国的基督徒清楚的辨明教会的信仰原则，进而做出符合教会共融的抉择。比如，二零零八年献县教区李连贵主教拒绝参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八次全体代表大会，以及刚过去的上海马达钦主教在自己祝圣礼的机会上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的任何职务，都非常清楚的显示出了，因着教宗信函的清楚指示和邀请，中国教会官方团体面对有碍教会共融的爱国会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觉醒并意识到，一名有真正天主教信仰的基督徒就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接受这个“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与民主办教”原则。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信函在这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帮助在中国的地方教会团体更深刻的生活教会共融。
但同时，我们也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既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与民主办教”原则和天主教的道理不符合，那么，公开以不同的方式接受这个原则的基督徒，客观来看，究竟在教会共融方面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个问题，信函本身并没有作出直接而显明的答覆。也许，这需要罗马圣部（例如万民福音传播部或信理部）或者之后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来做出更具体的指引。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指引，可能会为中国的基督徒带来困惑和不解。在教宗信函公布之后第二天，笔者曾经谘询了一位教会内资深法学家的意见，他认为，虽然教宗信函没有显明的要求那些已经以不同方式公开接受上述原则的教会牧者，公开向所托付给他的天主子民以及普世教会表示舍弃这些相反教会的原则，但根据信函的精神以及上下文的理解，已经隐含的表达了这一点。
事实上所发生的是，在过去近十五年的时间之内，罗马在接纳或任命中国教会官方团体的一位主教之前，面对他所处的、客观来看公开接受相反教会原则，而没有要求他面对天主子民和普世教会公开表达舍弃这个原则，就接纳或任命他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为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尤其是非官方团体的基督徒带来了困惑、甚至良心上的不安；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中国当下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以为，马达钦主教的做法为中国教会的很多牧者、也为罗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问的契机：面对信仰原则问题需要抉择和取舍。在这方面，对那些相关的主教，罗马方面可能需要具体的措施来邀请他们面对本地天主子民和普世教会，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表示舍弃“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及民主办教”原则，来作为承认他们拥有圆满教会共融的条件。那些公开接受相反教会原则的候选人，无论他的个人私德或牧放天主子民的能力有多么突出，都没有资格成为宗徒继承人，因为他的这种公开行为已经否认了天主教其中一端信条，而天主教会自古的信条就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
三，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教宗在信函中向中国的执政者表达出了对话的愿望，并且指出，真正的天主教徒，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和绊脚石，反而会为社会建设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在中国的基督徒能够而且也愿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自己的服务和努力，基督信仰向信友提出的社会承诺必然包含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在这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却并不令人乐观。最近五年之内，中梵双方之间所表达出来的和解与善意不甚多见，所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误解和彼此的指责。造成这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大概可以从两方面去看：首先，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论调是，中国政府愿意和梵蒂冈改善关系，但须遵守两个条件，第一，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第二，不以宗教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对于第一方面，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来源以及梵蒂冈的言论来看，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似乎已经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不干涉中国内政，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解，宗教事务所涉及到的是信仰和精神性层面，根本无所谓内政不内政的问题。但似乎中国政府暂时还不愿意澄清中国内政和宗教事务之间的关系，而将一些纯粹属于宗教事务领域内的情形视为内政。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能否真正理解宗教的本质，尊重并且保障国民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这样才能与梵蒂冈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进而改善双方的关系。其次，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真正担心的可能是一旦给予国民真正的宗教自由，会导致国民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政治理念提出质疑，进而对政权造成威胁。在这方面，教宗信函指出，基督徒不会对任何社会造成威胁，反而会“训导教友在其国内要做好公民、尊重且积极于公益的合作者”，我们热切希望中国的社会和政府尽快理解天主教会在社会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冀尽早达致双方的合作与谅解。
四，特权之撤销
鉴于中国的地方教会团体过去近六十年来的无法与普世教会正常沟通，以及地方教会的特殊困难，为了人灵更大的益处，罗马相关圣部曾经赋予在中国的教会团体一系列在礼仪和其他教会生活方面的一些特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教会团体在困难的情形中继续维持基本的信仰生活。而如今，“因考虑到在中国的教会目前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发展；其次，因联络来往已更为方便；最后，有不少主教和司铎所提出的要求，我乃决定以本函撤销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予的‘所有特权’。”(第18节)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在很多地方教会的牧者，需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形，在某些尚无法完全根据天主教法典的内容实现教会生活的方面，为了本地天主子民的灵魂益处，重新向宗座请求特权。
五，不同地方教会团体之间的合作
针对具体的地方教会生活，笔者以为，共融乃是教会生命的根本所在，这一份共融需要具体的生命和表达。与伯多禄继承人的共融实在是中国教会在今天能够做出的最美好的信仰见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同的教区或修会团体之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逐步走向相互合作，进而更具体的生活这份教会共融。所谓“独行走的快，结伴而行却走的更远”；教宗在牧函中提及，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无法认可中国的主教团。而主教团的具体运作则是在牧灵与福传工作方面为同一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教会提供服务并进行协调。如果不同的教区和团体之间，能够在一些具体的牧灵工作方面相互合作，互通有无，相信为将来主教团的运作能够准备具体而切实的道路，也会增进并具体生活这一份真实的教会共融。
六，总结
圣神常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在信德内深刻的发现，是天主自己在引领着中国的教会。五年来，我们发现，教宗信函虽无立竿见影的改变中国教会的整体面貌，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与预期结果背道而驰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欣喜的发现，教宗信函好像一粒种子，在很多中国基督徒的心中慢慢扎根、发芽、生长，直至结出爱的果实。天主知道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所生活的基督徒需要来自普世教会什么样的训导和指引。教宗信函给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和地方教会团体所带来的是希望与喜乐的讯息。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教会团体，中国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在圣神的引导之下，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教宗信函的指引和训导“完整的生活他们的信仰”。
注释：
一：对于这两种面对教会共融的抉择，普遍来讲称之为“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笔者以为，目前的情形还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两个教会团体，所以笔者愿意称之为中国教会“官方团体”和“非官方团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