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教宗于二零零七年应教廷刚成立的“中国教会问题委员会”之邀，针对中国天主教会内林林总总的大小问题，而给予一个方向性的指示，全称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本文就教宗信函中的主要问题加以讨论，冀望返映出中梵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中国天主教会与社会的关系。
天主教会的信友常见作为天主教会之首，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教宗－－对全球教会，在某机缘下，或为某问题而发通谕（公开信），但针对一个国家而发的公开信并不常见，但这公开信的内涵，针对对这国家内特有的问题发出指示，为有关地方教会至为重要。
这种从上而下发出的“指示”“方针”，原来就是要全国遵守的“国策”，在公共行政中常常出现。通常国家领导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国家级机构的名义发出，之后，召集省级和市级的领导人到京，向他们解释这国策的要义，使他们领会这国策的精神，继而共同商讨如何将国策在各地方政府中实施，使基层民众能照“国策”的指导而行事。这种解释、领悟、和指导的工夫是国策渗透到基层，予以实施的必要的第一步。缺乏这一层的实施工夫，国策只留于文件之中，而不能流入民心之内，不能作全国行事生活之标准。
二零零七年教宗信函在中国
教宗信函牧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天主教会所独有的问题，给予指示。它所包括的问题是：教会内部的紧张和分裂，社会与教会的紧张关系，国家宗教机构的功能，主教之任命和他们牧职之行使，圣事之举行，教省和教区之承认和划分等问题。当然教宗忘不了赞许中国内为信仰受逼害教友的忠精，以及表示与政府当局对话的心愿。在实施步骤上，理所当然就是将它翻译成中文后，经国内主教团各人商讨、解释、和研讨得其神髓后，以及如何实施后，将它带回各教区中实施。但是基于在北京的政治领袖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对国人才有资格拥有“教导权”，其他意识型态不能染指的心态下，当时中国的政教关系加倍紧张，恐怕梵蒂冈外来势力的渗透，所以牧函未推出前一阵子，已经派人四出查访，并严阵以待，到教宗信函面世后，得悉其中内容只是牵涉宗教内部纪律及神学问题为主后，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一些。当然北京主理政务的机关和宗教机构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是中层的宗教机构发出一些有趣的负面小动作，反映其不满。
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接受香港电子媒体采访时表示，教宗信函和过往有很大分别。刘柏年说：“那时的牧函是反对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制度，要‘绝罚’中国的爱国人士”，刘柏年强调，“现在的情形已不同”，教宗是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教会”，而教宗亦透过这信函表达对中国教徒的爱心和关怀。至于未来爱国会是否还会自行祝圣主教，刘柏年表示需要再研究。（注一）凑巧，在教宗信函发出不久，中国的政治控制因社会的动荡而加强，中国在强调持和平稳定的政策下，对异己控制的力量大大加强的氛围下，（注二）北京的天主教会并未向教徒提及教宗信函，不少教徒都说未看过这文件，希望教会能在教堂内公开宣读出来，同时很期待中梵早日建交及教宗访问中国。在上海，教宗信函面世后第一天早上举行弥撒时，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提及教宗信函的部分内容，但现场比平日多了政府人员在场。（注三）
这边厢，原文为意大利文的“教宗信函”译成中文后，精通中意文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发现有很多词汇需要以更清晰的词句表达原意，而且在中译本的重要词汇中有严重的误译。结果，在国内除了载有牧函的网站被删除外，有人对地上（官方干预）的教会散播谣言说：“不必读这无价值的牧函，因为这是由陈枢机写的。”（注四）而散居各地的主教没有渠道聚首一堂，先研读文件以汲取其中的真精神，以供各教区依其原意付诸实行，中国主教团开会时，议程中当然不会包括讨论教宗信函，那么如何去解读这重要文件？尤其是地上（官方干预）的教会和地下（非官方干预）的教会之间的共融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地上和地下的教会各自挑选自己认为是“正确”和方便的方法执行。
过了一年（二零零八年）教宗信函对中国教会的正面影响未及理想，魂牵梦萦中国教会的陈日君枢机，催促教廷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纲要”目的是协助读者更能明白教宗这封信函的精神，重点回答一些天主教徒经常提出的问题。中译本由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出版。而陈枢机自己于稍后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出版亲自撰写“解读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这本“解读”小册子精采之处，是将整个教宗信函，在逐段原文之上，将原意解释，使读者不用猜测而得牧函的神髓，以作指引之用。
教宗信函在国外引起的辩论
拥有国际读者群的意大利文《三十天》（30 Giorni）杂志，对地上地下教会因依教宗信函的精神而共融时所产生的混乱，使某些主教吃了苦头的现象予以报导，继而对陈日君枢机作批评。
教宗信函自发出后，在中国境内外陆续引发大小涟漪，依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看，这是意料中事。这些涟漪而造成所谓的“混乱”，可以归纳成四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天主教徒在小农社会内保守的思想下，他们需要教会领袖（他们心目中天主的代表）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们如何去做便可以，有教会权威性的嘱咐，他们就听命行事，什么理由都是次要。原因之二是：有些人士选择性地诠释教宗信函内容，以符合自己的既得利益。原因之三，是压迫中国天主教会的人在背后煽动。他们乐于看见中国教会出现分裂，而符合“分化而治”的政治原则。最后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教会缺乏领导班子，例如没有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团，为教宗信函提出正式而全面的解读，现存梵蒂冈不承认的“中国主教团”未有政府的肯首，怎么可能去聚首研读牧函？更谈不上可以自由讨论如何在各教区内实施教宗的训导。陈枢机出版的《解读》和他主催印行的《纲要》，可以说不过是代替了中国主教团原本应担当的工作。
基层天主教徒没有讨论教宗信函
大陆基层天主教徒不能在堂区讨论牧函，他们的主教亦不能聚集一起研读教宗信函的细节汲取其精神，以及为落实牧函中的建议而定下策略和指引。在这背景下，陈枢机在教宗信函发表后，随即为牧函内某特定意义提供指引，是适当而必需的。显然若没有陈枢机的介入，教宗信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由宗教官员按中共的利益而非教会的立场作出诠释。自邓小平上台，中共的宗教政策，就是削弱或限制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影响力。所以，《三十天》批评陈枢机“自我授意”，是误解了中国的政教关系的实况和陈枢机的用意。（注五）
教会被人为地分化
“分化而治”是常用的政治策略，是要减低对手的实力，使自己得益的做法。现时，中国教会的“地下”和“公开”团体在这种批评中，可能被人为地一分为二，与教宗在教宗信函中的呼吁共融合一的精神背道而驰。对陈枢机如此高调的批评，会为整个中国教会带来持续而负面影响，可能会破坏“地上”和“地下”两个团体修和的努力，以及延续教会内部的分歧。中共可能会暗自高兴这样的结果，并乐见中梵谈判的对手因内部分裂而处于下风。（注六）这份意大利文的杂志《三十天》在海外高调的批评中国教会事务，尤其是在中国教会内，站在一方抨击另一方，是缺乏建设性的。这些事情的辩论最好交由教廷中国教会问题研究委员会作内部讨论和处理。这次事件在海外的讨论，正中中共的下怀，使之成为事件中的唯一得益者。
主教的任命
指派中国各地主教是宗教问题，是教宗信函中一个重要的议题。从权力的冲突的脉络去看，主教的委任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北京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在中梵谈判上未解决的问题上，加上一个棘手的难题。它提议将沿用的委任办法－－由国家委任而梵蒂冈方面确认，北京的做法触动到梵蒂冈最敏感的部份，从圣教法典 333条、377条1项及377条5项看，中方这些做法是暗中削弱破坏教宗在天主教会内的权力。换句话说，北京的建议，不符合中梵共同选派主教的精神，只是中方主动委派主教，而梵蒂冈消极的接受中方的人选而已。自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中方挑选了甘俊邱为广州主教候选人后，双方有了谅解。实际做法是：中方选择了主教候选人后，待得到教廷的确认后，才举行祝圣礼。于是在二零一零年开始直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非法祝圣郭金才为承德主教为止，依教宗信函精神而行事的，计有内蒙巴盟的杜江主教、呼和浩特的孟清禄主教、海门的沉斌主教、厦门的蔡炳瑞主教、延安的杨晓亭主教、江苏台州徐吉伟主教,、全部由北京方面通过非正式渠道，得梵蒂冈肯首后，才祝圣这些主教。（注七）
北京仓卒而突然地单方宣布祝圣郭金才为承德主教，显出中国方面有“分裂性”的取向，这个非法祝圣，是逆教宗之意，不但祝圣是非法，其代价是接受祝圣的主教和主礼者都招致“自科绝罚”。还有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亦不理梵蒂冈和教宗的反对，与教宗信函中提及与教会道理无法调和的机构－－“第八届天主教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这种会议的性质与天主教教义相悖逆，与牧函内第七节不符，很多主教被公安或政府官员押送往会场赴会。非法祝圣自此接踵而来，计有四川乐山的雷世银、广东汕头的黄炳章、和哈尔滨的岳福生等。
自此以后，中国公开教会的主教祝圣几乎可以用“闹剧”来形容，严格地说，没有一桩祝圣是完全合法的。合法候选人的祝圣班子，全被处心积虑地强行安插进非法主教。在那边厢，诸如黄炳章、雷世银、岳福生之类完全非法的祝圣礼上，出现的却是清一色的合法主教，真可谓是政府的“精心安排”。这种做法分明是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到了低谷，中国政府有步骤的在每个主教的祝圣礼中，无论是合法祝圣和非法祝圣，在襄礼和覆手的主教群，必穿插非法和合法主教，以图在教友群众中，将合法与非法主教的形象模糊产生混乱，而使他们对教宗所指的“自科绝罚”的份量减轻，严重性大减，这个“温水煮蛙”式的处理主教问题，有意搞乱中国天主教会，使它原气大伤，是非不分，后果堪虞。（注八）
人们期盼山东出身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能够力挽狂澜，竖起忠贞的旗杆，最终他却莫名其妙的失踪，让忠于圣座的人们不知应该怎么表达内心的惆怅。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沈阳教区裴军民主教身上时，他在哈尔滨非法祝圣的襄礼席上出现，让全国天主教信徒大失所望。
上海的马达钦神父经教宗批准后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晋升为辅理主教，其祝圣礼由教宗承认的金鲁贤主教主礼，襄礼也由合法的主教，但有非法的主教混在主教群中准备给新主教覆手。马主教在祝圣礼中，勇敢而巧妙地以出奇不意的行动，避开非法主教詹思禄的覆手。之后，在祝圣礼后的致词中，他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用冷静但坚定的语调公布：表示为了专心致力于牧职，将辞去所有爱国会和政协的职务。他的辞职是以公开行动实践教宗牧函对中国教会的教导，指爱国会与教义有不调协之处。他的语音未落就赢得全场千多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背后有其独特的意义，来自观礼者的无声但衷心支持。不幸，翌日马主教就被带走，软禁在畲山修院内，不能履行他应履行的主教牧职。（注九）
与七月六日在哈尔滨非法祝圣岳福生主教相比，马达钦主教的不向强权屈服，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内心欣慰地见到一个漂亮的景象，就是：这位教会领袖好比浴火后振翅高飞的再生凤凰，在庞大的压力下，以大无畏精神，敢胆挺身而出，让软弱恐惧的人们明白：他们依然有对强权说“不”的权利和能力。无论教内外的人都高度称赞马主教的勇敢和忠贞，他的贞刚简洁的形象，使他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上海的老教友尤感欣慰，因为在马主教身上他们看到五十年代带领他们抗争十年的龚品梅主教的身影。
教宗信函中的关注点之一，是在第十一节表达出中国天主教会的各教区强界应重新划规。中国境内各教区的成立，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依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地区分法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行政和省份地区的划分，与南京政府有很大的分别。现阶段应重新审视国内过时的教区的规划，依现况重新规划各教区。这种做法非有中央政府的配合不可。这个是行政上的措施，非与北京政府在友善气氛中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商讨不可，现在消息传来自从马达钦主教事件后，中方向上海大小修院开刀，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应该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开始的课程，将会无限期推延。（注十）在这个缺乏心平气和的气氛下，相信近期不是商讨这问题的时机。
至于牧函第十四节中提及“圣召和渡奉献生活者的培育”，这是中国教会的“硬件”建设得七七八八后，急不容缓的“软件”建设的培育。培育教会内服务的人士即神职渡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是普世教会内急不容缓的工作，然而在中国内有其特别意义。因为中国教会面对社会经济迅速起飞的带来的俗化问题，来势汹汹，不容易应付，这因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内，教会自然受的物质主义和俗化主义的挑战和侵蚀，泛滥于社会上的“向钱看”的社会文化，酿成的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教会在内到受到污染，将道德置诸脑后而让位予金钱收益。教会要逆流而上成为中国社会“地上之盐世上之光”，才能在浊流的旁边起清流的作用。如何教导他们成为中国社会上的“盐和光”这正确的方向，才是桥梁教会在援助中国教会上的主要项目。
总结
教宗信函不单是教廷对华政策，并且对中国的天主教现存的问题俱备指引和实施方针，基于国内的政治环境由无神论作主导，所以解释教宗信函的工作落在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头上。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上，实施教宗信函时生出的大小涟漪，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现象。但是五年的实施，教宗信函没有改善中梵关系，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并没有转向开放。更多的非法祝圣主教络绎不绝接踵而来。五年来中国教会的情况未见好转，反觉因政治社会气候的逆转。政府藉种种部署在主教的“合法”问题上制造混乱，使地方教会人士对教会教导是非不分黑白混乱，演变至某些地方教会疮痍满目、对教会的教导因此模糊不清、遍地混沌的局面。在这政教关系的低谷，但是仍有不少忠刚简洁的神职信友，例如马达钦主教的表现，手握教宗信函在漆黑中坚毅不屈，在黑夜中静候宗教自由曙光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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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 “回应教宗牧函 爱国会赞善意”《明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
注二. 在二零一零年的人大报告中，维稳费用略高于军费开支。
注三. 同注一。
注四. 一名国内司铎告诉笔者。2012年4月20日。
注五. Only Beijing benefits from Zen attack http: //www.ucanews.com/2010/02/09/only-beijing-benefits-from-zen-attack
注六. 用注五。
注七. It was revealed by an anonymous person who is closed to the Religious Affair Bureau on 2 September 2010.
注八. “支持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澳门观察报》2012年7月22日第一页观察者言
注九. 同注八。
注十. “Shanghai seminaries are told they cannot re-open until further notice” Vatican Insider. www.vatican.com 08/22/2012. (retrieved on 23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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