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五月一日刊登甘伟霖（William Grimm）神父的评论。标题十分醒目：“改革教廷犹如把果冻钉在墙上”。他说得对，果冻无法黏在墙上。但是，它会留下痕迹。
这要紧吗？我认为是的。正当全球纷纷批评天主教会长期缅怀过去及眷恋落伍过时的教会训导，而呼吁教会作出改革之时，甘神父的文章可谓切中时弊，一针见血。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五十年，随着罗马出现首位拉丁美洲裔的教宗，普世教友及基层神职人员终于见到一丝曙光。
回顾教会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变革才是教会演进的常态。改革固然会产生分歧，甚至造成分裂，并且总要面对既有体制的强烈抗拒；但耶稣基督的《福音》比圣统制更强大有力。二千年来，历史一再显示，信众的共同意识往往领先教会的权威体系，发出针对教会的训导教条或行事方式的改革呼声。
长期批评梵蒂冈的著名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神父二零一一年接受教会媒体录像访问时，倡议对罗马教廷的专制体制发起“和平革命”。他特别不满梵二会议后在“波兰籍及德国籍教宗”当权之下所出现的那些复辟杂音和行为。孔氏预言，尽管面对来自教廷的阻力，教会改革已迫在眉睫。他并说：“不论有没有教会，人类与世界仍会不断前进。”
真福若望．纽曼（John Henry Newman）枢机于一八五九年就教育问题与英国主教们争论时指出，信众的共同意识，是“不能错的”教会的声音。他又表示，教会的牧羊人有时会因世俗诱惑或外界压力而丧失道德操守，这时全赖教友群体不移的信仰坚守住对基督天主性的忠诚。因此，“在天主的眷顾下，教会的精神和力量，乃蕴藏于全体信众”。纽曼枢机一百五十年前的隽言浚智，尤其适用于当今教会的现况。
已故耶稣会士阿伟里．杜莱斯（Avery Dulles）枢机在吁请教廷全球化时，强调当代世界需要一位能教导和引领全体天主子民的伯多禄继承人。他引用梵二会议文件，呼吁恢复地区教会有限度，但具有实质的自治权，并确认主教们是普世教会最高管理层的成员。
杜莱斯枢机把梵蒂冈架构改革的建议总结为五个具体方面：
- 以更“开放和民主的”方式提名和任命主教。
- 把主教会议制度化，并授予实质性的决策权力。
- 明确梵二会议所界定地区主教团的咨询功能。
- 罗马教廷国际化。
- 重新审视教宗身为全球首席主教的训导权，以期与全球主教的共识一致。
上述五点并不新颖，也不乏争议性，全都是梵二后天主教会内支持中央集权及主张权力下放两派的长期争论。两派内的死忠分子争相抨击对方，互不妥协，危害教会的团结。
但当憎恶和激情消退后，教会却常能审时度势，为过时的教条重新定义，有时甚至与先前的规定大相迳庭。
例如：早期的教会并不接纳外邦人；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裁判所也曾指控意大利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为“信奉异端的疑犯”。然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二零零零年为天主教会过去所犯的这类错误正式道歉。到了后现代化时期，从前没法想像的举世基督徒合一运动于梵二会议后竟成了教会训导；教友领导的共融礼仪在上世纪初仍被禁止，现在却受到鼓励和推广。
时下突飞猛进的电子科技，使资讯与意见在网络上能以光速传播，无远弗届。人们对教会问题的广泛参与和讨论，已无法避免，因而对传统、有时神秘莫测的梵蒂冈决策过程造成挑战。罗马少数精英的排他性和权威式行事作风，已不再为世人接受，很快将成为过去，就犹如曾经辉煌的欧洲君主制度逐渐式微、没落。
可是，改革不必是零和游戏，也不应单独按照罗马教宗的意愿或权力决定。教会是由教长和信众共同组成的。信德的诠译不应交由少数人垄断，而是托付予所有天主子民。“教宗是普世信众既成的合一团体的标志。”伯多禄圣座“主持整个爱德团体，维护合法的分歧，同时监督这些分歧不损害统一，反而有利于统一”（梵二文献《教会宪章》第十三段）。
我们都知道，“美洲大陆是由一位航海员在寻找通往其他地方航线时无意中发现的”。被发现之初，根本就没人想要它。往后多年的航海努力，其实都是在设法绕过它。教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航行在陌生的海上，虽然有愿景，却无法保证能如愿抵达预期的目的地。
教宗方济各以及他选聘的八名枢机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所驾驶的教会之船，能否凭借构思填密的计划航行，最终停靠在信德和荣耀的新大陆？还是像哥伦布一样，意外发现另一片天地？
亚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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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耿庆文博士，居于加拿大的社会及教会问题观察者。本文由天亚社翻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