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人宋彬彬向母校老师的道歉，引来中国社会的争议，有人叫好有人斥之虚伪。我认为，不论宋之行为出于何种目的，道歉本身还是值得肯定，尤其是考虑到许多人对自己当年的疯狂举动“犹抱琵琶半遮面”，想道歉却未有勇气，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聚光灯下，面对当年的老师和被迫害致死的校长子女，说一声道歉，反思文革，已经难能可贵。
文革是牵涉中国人的一块伤疤。最近几年，陆续有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及伤害过的人而道歉，其中，陈毅之子陈小鲁等人的道歉亦曾引起社会关注。作为曾经身为革命接班人的“红二代”出来道歉，虽然还只是个别人的选择，但这已昭示了一个方向。
当然，对于文革的受害者及中国社会来说，等这一声道歉太长了，足足等了三四十年，更多人则还在观望。而且，道歉尽管是忏悔的前提，但毕竟不等于忏悔，而中国更需要的是对文革的忏悔。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
35年前的历史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可无论在官府还是民间，并未有过很彻底的反思。那个决议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决议，虽然它对否定文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并未从思想上清算文革的因子。至于民间，虽然这些年来有关对文革的描述和回忆的文章很多，但在时间的流逝和冲淡下，后人见到的，要么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尽管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控诉太多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文革的灾难，只是发动者和加害者的错，自己则很清白；要么是把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宣扬，似乎那是个值得记忆的美好年代，所谓青春无悔，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写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文革的私人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不过，从文化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是需要一提的。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这也就不可能给忏悔以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中国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中国人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除此外，用学者王晓华的话说，中国文化在主流上还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宗教中的上帝/天主一样。所以，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于是，中国文化便采取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中华民族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在这样一种文化下，为文革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它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再造问题。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目前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