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天主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社会与教会的诸多层面，形成“地上”与“地下”两个不同形式的教会团体。地上教会诸多非法主教借着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实施的“非法可以合法”的策略，使得天主教可以在社会上公开展示信仰，并能得以合法传播，延续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另方面，若望保禄二世赋予地下教会主教特权，让其“先祝圣，后呈报”，借此保存天主教信仰的正统，因为，非法祝圣主教必定不是教会推崇的常态规范，当然，地下教会实施的“先祝圣，后呈报”也非教会常态现象。
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职后，努力恢复教会法典在中国教会的实施，图将中国教会的信仰生活带回正常化的轨道，继而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廿七日，发表针对中国教会的《牧函》，宣布废除特权。然而，特权的废除对地下教会毕竟是一大伤害，因为地下教会几十年艰难地与分裂教会的势力抗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宗给予的特权。即使非法主教控制了教区，仍旧会有特权祝圣的合法主教在教区内得以发展和运作。一时间，地下教会成为中国大陆不可小觑的力量。范学淹、刘冠东、贾治国等主教，凭着他们对圣座及教会忠贞的信仰，按照他们的良知来建树天主教会。
教宗零七年收回特权后，地下教会主教没有权力祝圣新的主教。地下合法主教逝世后，祇有选举署理或由圣座委任署理来维持教区现状。诸如，顺德教区、安国教区、西湾子教区、赵县教区、烟台教区、曹州教区。这些教区正权主教去世后，教廷一直不委任新的主教来继承其司牧圣秩。
或许，地下教会在教廷的人脉不够分量，谁会替遭受打击的一群散兵游勇去游说教宗？反观，教廷以至普世教会，不乏为妥协者辩护和传报喜讯的人。自教宗方济各和国务卿帕罗林上任后，更经常看到中梵关系前途一片光明之类的文字。上周，又有境外媒体说教宗准备向中国“伸出友善之手，中梵握手是迟早的事”。
笔者愿意相信这不过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教宗不动声色，中梵双方就握手言欢，那么是不是代表地下教会存在的价值祇能成为教廷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筹码？教廷似乎根本没有人将他们所代表的信仰意义看重？
实际上，轰轰烈烈的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景观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一些地下主教祇有想法与地方官员达成某种共识，有时候甚至是以在教会内有争议的方式，才能得以公开主教身分，进而得到合法的社会地位，方可公开传播天主教信仰。诸如：安阳主教张怀信，保定助理主教安树新，南阳主教朱宝玉。
所谓的地下教会不再有往日的辉煌，他们创立的“中国大陆主教团”也形同虚设。主教团主席、上海教区范忠良主教也逾九十六岁高龄，根本没有能力再领导所谓的地下教会。罗马教廷对待中国地下教会大有自生自灭之态势。老一代主教的纷纷离世，这种态势愈加明显。尽管方济各教宗自当选以来，频频出手显示关注弱势群体，可是对中国教会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试问中国大陆地下教会是不是属于弱势群体的行列？
教宗方济各于一月十七日，在玛尔大之家主持弥撒时讲：“不要为了扭曲的正常感，而出卖身为天主子女的这份礼物。这扭曲的正常感，引诱人忘记天主圣言，过着天主仿佛不存在的生活。”也许地下教会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弱点，但是，它捍卫纯正天主教信仰的立场，正是维护天主子女这份礼物，普世教会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教廷对这些忠臣弟子，应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行动上的声援。否则，作为宣讲真理和见证信仰的忠诚卫士，将失去灵魂的避难所，甚至感受不到普世大公教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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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伯铎，中国大陆一位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