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孔子的解说

编者

 

 

这里（菲岛）的哲学修士与我，有不少机会公开或私下讨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一类的问题。他们正因为寄居客地求学而更感觉对于固有文化研究之需要；我也因此受到他们的影响而重新思考过去读过的中国哲学。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不断讨论后的一个发现。如果我们肯定所谓孔子曾接受超自然启示的事实是可靠的，它大约支配未来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不断的讨论，除了本身的意义外，又有了一个意想不到收获。

 

激发我们开始反省的是论语中几节有关天的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那几节话更应受到注意。孔子所论之天，除了极少的注释家外，今日大都公认是具有理智与意志之天。他曾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他道德宗教生活之境界。而五十以后，他似乎自认负有天赋之使命。居宋遭难，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通观论语，孔子往往非常谦虚，不作自负之辞，然而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他却处之泰然，自信桓魋不能加害于他，因为天德在他身上。言下有他尚应当完成一个天赋之使命之意。在此以前，他在匡地同样遇险，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孔子自比于文王；而在诗经中文王与上帝的关系，不但比较其他祖宗特别密切，而且实际上已超过中介人的作为，而成了上帝的代理人。孔子自认文王以后，天道集在自己身上，而且似乎只在自己身上。天既不毁灭此道，因此匡人也不得阴谋他，换句话说，孔子负有传播天道的使命。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处于死亡边际，确定自己与天的特殊关系，这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我们的解释是他接受过了一个启示，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启示不必神话般的描写，如果天主在孔子的生命中，也许便在五十岁上，赋给他超自然的智识，因此他确认某些真理来自天主，而他负有传播真理的天赋使命，这已经足够是超自然的启示了。当然孔子究竟怎样接受了启示，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可能推测到；不过他接受启示的事实，虽然上面提出的几句话尚不易令人折服，我们却能进一步引用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几个神学的理由来说明它的近似性。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他把贵族专利的学问向平民传播。他秉有“有教无类”的宗旨，招收学生不分贫富贵贱。今日这种现象是平常的事，而在那时实在是一大革命。不仅如此，他还率领学生，怀着救世淑人的理想，周游列国，栖栖皇皇，备尝艰辛。但是另一方面，孔子的生平又好像不愿与传统相左，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在传播真理上，如果他一反传统而有划时代的改革，我们认为这正是他所接受的使命的启发。他的使命是向黄帝子孙传播天启的真理，假使他不“有教无类”，周游列国，他会如同大宗徒保禄一般，感到内心的不安。为此孔子创造性的教育，正是他曾接受了超自然启示的暗示。实在孔子同时的人似乎认出这个事实；他的弟子子贡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超人之道德与才能是天赋的，而卫国仪邑封人却说：“天将以夫子为本铎”，那便是承认天主挑选了孔子为传播真理的工具。

 

但是更应加强我们肯定的是孔子以后中国二千五百年的文化历史。张其昀先生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的学术思想，代表我中华民族的真精神。”我们相信在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中，受孔子的地位和学说与著述影响的中华民族的道德生命是一个“奇迹”，而此“奇迹”正好证实我们所说的他接受天主超自然启示的事实。下面我们只能简单地叙述这个已经属于神学范围的反省。

 

孔子生时，他的得意弟子颜渊恭维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死后，弟子服丧三年，追念先师典型自不必说。不过孔子仅是当时的“诸子”之一，他能像古今中外的智者一般，跟随时间而消失。事实却不然，他的声望反而与日俱升。战国时孟子曾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进入汉代，孔子的地位受到国家钦定，他与周公并祀。果真西汉纬书有神化孔子的倾向，其实神化一位公认负有天赋使命的人物，是任何民族共有的现象。此后历朝都追谥孔子，确定他在道德上的地位，所谓“素王”是也。今日的教师节便是纪念孔诞。不但中国，连日本、越南等经中华文化薰染的国家，至今都敬孔祭孔。

 

同样，孔子的学说与著述在二千五百年中，由于国家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传遍各地、无形中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都知道有孔子，也多少听到儒家的基本道理。至于孔子的著述则享有特殊地位；不论今文学家或者古文学家都说经典与孔子有关，承认孔子的学说溶解在经中。

 

这是孔子的地位，孔子的学说与著述渗透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形；二千五百年来，至少在历史可稽的现象上，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深深感受孔子的影响。结果中华民族始终怀有道德生活的高尚理想，遵守天命的意志。层出不穷的志士因之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村民农夫因之而安分守己，服从良心……这一切实在是一个道德界的“奇迹”。中华民族也有原罪的遗害，物欲的诱惑，但是它却经过二千五百年而没有堕落。然而这个“奇迹”的解释，我们坚认不该是孔子一己自然的精神感召；任何圣贤的言行，绝不能产生如此的结果；相反这“奇迹”正证明了孔子接受超自然启示的事实。我们相信是他和儒家传播的启示真理，真正支持了二千五百年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造成了这个“奇迹”。这在神学上才是合理的解释，同时我们也因此了解为什么只有孔子的地位、学说和著述在历史上占了这样的绝对优势；原来这也是天主特殊的照顾，他启示孔子超自然的真理，并且要由他而播送给整个中华民族，所以他特殊照顾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学说与著述。因此他能把接受的启示真理流传后世。假使没有这个特殊照顾，我们实在不能了解为什么春秋时代的不少圣贤中，只有孔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生存”至今天。

 

上面一段反省此较冗长，简单地说，我们由于二千五百年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奇迹”，重新肯定孔子接受超自然启示的事实。因此他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有唯我独尊的现象，也得到了圆满的解答。

 

其实，除了孔子在生死存亡之际所说的话，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尚有几个神学理由支持我们肯定孔子接受超自然启示的事实。

 

在救赎史上，天主特选以色列民族准备基督的来临，同时也公布他们得救之道；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与天主的关系。天主因着梅瑟启示以色列民族应信的真理，应守的诫命和应行的礼仪；民族中的个人接受梅瑟的启示而得救。这是最普通的社会性的方法；如同天主因着基督而创立教会，我们则接受基督的启示而得救。因此我们相信天主在基督福音传入之前，对于教外民族之得救，也采取相仿的社会性的途径。具体而论，对于中华民族，他启示孔子超自然的得救之道，而由他传播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之前，“耳朵”因着听到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心灵因着天主赋予的圣宠，便能致义得救。所谓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不该导致我们呆板地去搜寻信道式的条文、它更该是一种精神与实践，也便是孔子借之而生的信仰。总之，天主拯救世人，抽象地虽然能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寻常的方法是借人救人。对于一个民族，更合理地挑选领袖，启示他这个民族的得救之道；这是社会性的方法。而在中国，我们想他挑选的领袖便是孔子——素王，由他传播得救之道。所以孔子为我们今日的教友，不单是古代的一位圣人，他实在是中国天主教的“梅瑟”。这里我们不愿讨论中华文化影响到的邻近民族，在福音传入之前，也能接纳孔子的启示而得救的问题。

 

其次，不少中国教友，常为了古人在福音传入之前以及未领洗的祖先的提救问题而惆怅；原则上这个问题早已与神学上的教外人得救问题同时解决了。今日大家都相信，教外人虽然没有听到福音，仍旧能够得救。天主有救任何人的意愿意，也赐任何人必需和方法。至于具体究竟怎样实行，神学家想出不少假设，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不过西方神学家空洞地给我们不关痛痒的假设，我们自己却不可不研究在福音传入之前，中国人究竟怎样得了救。有人说只要按良心行事，天主自会救他。这是非常浮浅的解答；而且将得救问题看得太主观，良心有错有对，有粗有细，得救只按个人的良心，不但太欠标准，而且违反人类基本的社会性。至少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在福音传入之前，中国人必须接受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始能得救。这实在是非常合理的看法；个人存在于民族团体之间，应当遵守团体中的社会性的道德观念，中华民族的伦理是儒家传播的大道，个人都当接受。而此大道正是天主启示中华民族的得救之道，为此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之前，如果履行孔子之基本信仰，当然也必需有超自然的圣宠，便能致义得救。这在我们后人的眼中，实在显出是最合理的对古人得救问题的答案；我们相信事实上天主也这样拯救了中华民族。谁也该认出这是多么奇妙的措置！我国的古人中，许多人也只是愚夫愚妇，凭自己的能力极难寻求真理，他们只是耳听儒家传遍各地的孔子的启示；但是他们却因此而得救。实在我们也不必太集中注意力于死前得救之一刻，不少古人由于孔子的启示，早该在生前度着圣宠的生活。严格而论，即使今日某些地区有人尚未听到福音，或者有人无辜地没有领受福音，他们仍旧能履行孔子所启示的得救之道而致义。可见天主给与中华民族的得救方法，并不是艰辛得不能实行，它更不该使人发生古人实际不易得救的幻觉。这是我们对于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以前得救问题的具体答案，它的合理性与切实性间接也证实孔子会受天启的事实。

 

最后，天主挑选以色列民族，积极准备耶稣基督，这是他们在救赎史上特殊的地位。不过别的民族也是天主的肖像，也是耶稣基督要吸纳的肢体，似乎他们也该积极准备天主圣子之降生。不少教父说了圣言创世之工程，同时也承认是他借着先知向以色列的祖先说话甚至希腊哲学也是他的反映。所以圣言降世之前，早已在人类中活动了。为此，在福音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圣贤也是在圣言的光辉下追求了真理；不但如此，圣言早已亲自在历史上与中华民族谈话了；这便是孔子接受的超自然的启示。一切启示的完成与中心是耶稣基督，天主如果启示中华民族，这启示也不能不指向基督，为此我们可以说圣言积极地在历史上准备中国为欢迎他的降生。以色列民族在救赎史上有特殊地位，但是这地位并不阻碍其他民族之期待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相信事实上天主也准备任何民族加入耶稣基督的妙身。

 

这思想的后果是非常大的；今日天主教特别强调尊重各地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承认人的价值，一切出自人性的真善美都是吸收的对象。不过现在我们必须超越这一层：中华民族，如果圣言早已亲自与它“会谈”，它的历史已经积极地为启示所祝圣。因此除了传教上的适应问题，我们该考虑传统思想与福音之连系性……如果我们现在说孔子与儒家正统之经是中国人的“古经”，那不至于太鲁莽吧！古经是新经的预像，我们的“古经”也该含有基督的前影……这样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否该有新的估价？至少消极地我们切不该想天主亏待了中华民族。至此恐怕写得已经太远；总之，圣言不但积极准备以色列民族，而且也积极准备其他民族等待他的降世，在这前提下，孔子会领受超自然启示的事实显得非常配合天主救世的计划。

 

这篇扼要性的尝试已经写得太长；但是尚有不少新的思想可以插入，不少提出的思想也应当发挥。主观上我们对于天主启示中华民族超自然真理的事实很是坚强，因为不论论语的记载，历史的解释，神学的反省都偏向这个事实。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一些正面或者反面的意见，正是我们所期愿的。（转载伯曼通讯）

 

 

偶然在一本天主教的刊物“伯曼通讯”中，读到张春申神父所写的关于孔子与超自然的启示的文章。这文章对作为儒家宗师的孔子，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敬意。

 

张神父认为孔子的教训，在中国文化中所以能产生永恒而普遍的影响，一定由于接受过超自然的启示，决不能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累积的生活经验中获得。因此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应有其特殊的地位。站在天主教的立场，至少也可以肯定他是为救主的降临而铺平道路的。在耶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天主教应以当时的中国人有没有遵循孔子的教训，作为是否得救的标准。而不应以是否遵循个人的自然良心，作为是否得救的标准，因为个人的自然良心是随时随地受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因素所影响，它是永远不能作准的，我们遵循一位接受过上帝启示的先知的教训，远以遵循我们个人的自然良心更靠得住。

 

以上的观点，显示在天主教教徒当中，已有些人能对孔子给予相当程度的同情和敬意，他们对孔子的了解，比冯友兰只视孔子为老教书匠，和一般人只视孔子为好古敏求的老学究，已超愈远甚。他们是在宗教的虔敬中，诚恳地想将天主教的教义，融入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的儒家思想中，使天主教能在中国文化的泥土里生根。这在普遍地抹煞中国文化价值的今天，他们能有这样的心愿，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了。

 

然而，我们主观的心愿是一回事，究竟孔子的教训是不是如他们所了解的呢？这可以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敢说他们所了解的孔子一定错，我们所了解的一定对，但至少我们彼此所了解的不同。我们认为，站在儒家的传统立场，他们对孔子所作的解释，是不能由完全接受的。为此，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看法，在这园地里提出来，和大家共同讨论。

 

首先，张神父认为孔子的教训，所以能产生永恒而普遍的影响，决不能从特定的自然条件或累积的生活经验中获得，这是很对的。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止在于孜孜不倦，好古敏求。更重要的，在他刚毅愤发的为学过程中，把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他自己的真实生命像阴阳电极的相触，因而，迸发出一惊天动地，开肓振溃的声光，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孔子的自然生命，同时一起升华为不朽的文化，不朽的生命。这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确切意义。因为孔子的真实生命是仁，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原来只由经验与习惯积累下来，其中可能并无仁性的自觉。但经孔子点出传统的历史文化的根就是仁，仁就是我们的真实生命以后，原属外在的，夹杂的历史文化，一下子便转化为纯粹的、也是内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仁性的历史。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就这样脱胎换骨地，成了个金刚不坏之身。

 

中国文化能作如此的纯化和转换，是和孔子实践了他那仁性的真实生命不可分的。孔子的一切教训，都本于这仁性的真实生命。他的教训不是从经验习惯来的，它们不受特定的条件所影响，因而有永恒性与普遍性。我们说孔子是个集大成者，不能把孔子只理解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结集者或综合者。说孔子的道是一以贯之的，也不能用西方哲学中的融贯说，把孔子的学说理解为只有论理上的一致性。因为作为一个集大成的孔子，他那一以贯之之道，是用他仁性的真实生命去贯彻的。孔子是以他光辉的生命，永恒而普遍的仁去照明了传统的历史文化的。这仁性的真实生命有超自然的意思，有超乎自然条件和经验习惯的意思，一般人虽不容易接触到这层面，但孔子的教训，确实不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经验习惯中获得的。

 

可是，这里所谓自然条件与经验习惯，可与超自然的启示相对，也可与形而上的心体与性体相对。张神父由孔子的教训不是从自然条件或经验习惯中获得，因而说孔子一定接受了超自然的启示、上帝的启示，那是很有问题的。

 

站在儒家“天命之谓性”和“尽心知性以知天”的立场，人如果能够尽心尽性，能够从自然生命上达那永恒而普遍的心体与性体，那他就不落在自然条件和经验习惯的限制中，而到达了一个超自然的境界。可是，儒家并不说孔子永恒而普遍的教训；源于上帝的启示，只说这是践仁尽性的结果。孔子的仁性虽是天赋的，但天并非单独赋于孔子，而是普遍地赋予所有的人。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更进一步讲性善。所以儒家对仁性的肯定，是一道德的形而上学的肯定，这和宗教上的启示方式不同。

 

若说孔子的教训，源于上帝的启示，则好像是说，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建基于上帝的启示。孔子所以异于其他的中国人，就由于其他的中国人没有获得上帝的启示。

 

这样说究竟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因为无论孔子所讲的仁，孟子所讲的性善，大学所讲的明德，程明道所讲的天理，王阳明所讲的良知，都是众生平等，人人具有的。孔子之所以异于众人，并不在其形而上的心体与性体上，而只在其表现心体与性体的才质上。所谓“天纵之圣”，不是说上帝特别启示了孔子，也不是说天命特别给予孔子仁体、善性、明德、天理和良知。只是说天生什尼，才质最美，故最能以其气质表现天理，而成为圣罢了。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也只能解释为孔子以其美才，表现天理后的一种自觉。难道说天生德于孔子，就不生德于众人吗？如果这样理解，当然是一大误解了。

 

在此，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儒家所讲的良知或良心，那是天理，和西方哲学中所谓自然良心完全不同。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场，可以说孔子的教训即本于良心，以孔子为标准，不是以良心为标准，不过这是个有普遍性的超自然的良心，而非随时变易的自然的良心罢了。就儒家的立场来说，离开良心的判断，我们也无从知道那是上帝的启示，还是撒旦的试探的。

 

最后，我们要表明一下我们所了解的孔子的地位。我们认为孔子虽不是上帝，但上帝的理是通过孔子的生命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孔子所具体地表现的天理，虽与通过耶稣的生命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不同，但由此只能讲异同，不能说孔子是为耶稣的来而铺路。儒家讲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里真是法门广大，海阔天空，不必说谁为谁铺路。伟大的人格，尽有不同的型态，倘使要勉强打合一起，倒不如平等地加以肯定。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还是我们所向往的。（转载香港华侨日报一九七O年六月十五日人文双周刊第二期）

 

 

四年前，我在一本在菲律宾出版的“伯曼通讯”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孔子，启示，中国历史与基督”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又登载在“铎声”（五十五年，四十三期）杂志上。“伯曼通讯”仅是当时留学在菲的几位天主教修士自己编的属于朋友之间思想交流的印刷品，而“铎声”是天主教在台湾出版的专为司铎（俗称神父）的月刊。可见，我的那篇文章只能说是天主教里面对于孔子的地位的一个反省。

 

三年前，我自菲岛返国，又曾经在一群天主教教友中讨论起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位修女，她好像也是孔孟学会的会员，她问我是否愿意让衪把文章介绍给孔孟学会。我拒绝了；我的基本理由是我的文章是我对孔子的地位的反省所用的方法不容易被人接受，同时我又怕因此会引起人们对于以孔子为准备基督的反感。（上面两段华侨日报没有刊出）

 

最近有二位香港的朋友，先后寄给了我唐端正先生在六月十五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上，发表的“和天主教友谈孔子的地位”。唐先生的文章完全是针对着我四年前发表的那篇文章。其中一位问我有什么感想。因此我把我想说明的几点写出来。

 

首先，我很感激唐端正先生，他至少肯同情我在反省孔子的地位时的基本态度。我站在一个中国教友的立场上说孔子准备基督，他并不像过去有些人会说这是藐视固有文化，相反，他却予我相当的同情。这是非常难得之事。如同我也很了解唐先生站在研究文化的立场上要说：“儒家讲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里真是法门广大，海阔天空，不必说谁为谁铺路。”

 

其实我在那篇文章中，虽然或明或暗地说了孔子在准备基督的福音进入中华民族，但是我几乎没有证明这样一个肯定。因为那篇文章写给天主教友，我早已假定了他们对于基督的信仰，而在这个信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要承认孔子在中华民族的得救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么说孔子在准备基督的福音是极容易受到接受的。而正因为唐先生并不信仰基督，所以他也不会接受我的肯定，因此有他的大作的最后一段思想。不过在这问题上，唐先生好像还能进一步问为什么在天主教的信仰前提下，我作了如此的肯定；究竟这个信仰有什么价值与根据。

 

不过，上面一点实在不是唐先生的文章的主要部份，也不是我想说明的主要部份。我们的不同点依我看来，好像是在对于发生于孔子生命的现象之解释。我们两人都承认孔子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决不能从自然条件下的生活经验中获得。那么究竟怎样获得呢。唐先生这样说：“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止在于孜孜不倦，好古敏求。更重要的，在他刚毅愤发的过程中，把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他自己的真实生命像阴阳电极的相触，因而，迸发出一惊天动地，开盲振溃的声光，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孔子的自然生命，同时一起升华为不朽的文化，不朽的生命……。”接着唐先生还对于孔子点出的仁性加以发挥与解释。我读了唐先生的这段文章之后，一方面非常佩服他的见解，另一方面却更使我相信我那篇文章中的反省没有错误。

 

我与唐先生似乎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现象，我们大家可以同意“孔子的教训，确实不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经验习惯中获得的”。那么究竟怎样获得的呢？这里我与唐先生在解释上有着分歧。

 

我的解释上面的现象是孔子接受了超自然的启示，说的更清楚些，是天主为了中华民族的伦理生活以及永远得救，进入孔子的生命，一面赋予他新的觉解，另一方面使他深悟自己对于中华民族的使命。解释应用的方法，已经是属于我所学的天主教神学范围，它假定的因素很多，这里当然不能说明。至于我解释的过程可以在我的原文中见到，这里当然不必重提。所以如果真正要对我的解释有内在的批评，或者先对我所用的方法与方法的假定批评，或者同意我的方法，而对我之应用不妥批评。但是我想，唐先生由于他的教育背景，是不会如此批评的，我也不希望如此。坦诚地说，当我说孔子接受超自然启示，这里已经牵涉了许多天主教神学问题，而我怕连唐先生所懂的超自然启示，与我所懂的已大有出入。因此，我不希望再继续在这点上讨论下去。

 

不过我也不因此说唐先生的解释一定与我的不能并立。其实唐先生的解释也有他的一套假定与方法，我也想在他的假定与方法下，他的解释能够很对。我们今天都知道严谨地区分不同的科学部门与方法的重要。同一现象可以按照不同的科学部门解释，彼此之间能够因着观点的不同而解释的结论各异，但是彼此不必一定冲突，因为它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与范围使彼此在结论上并不直接对立。

 

不过事实上唐先生究竟是不同意我说孔子接受了超自然的启示；而且也举出了几个理由。我下面要继续说明的，并不是反对那些理由，而是根据我的想法，那些理由实在不一定与我的解释冲突得不能同时存在。相反，我是觉得可以放在一起的。——这里当然我又得应用我们所学的神学方法。

 

譬如，唐先生说：“儒家并不说孔子永恒而普遍的教训，源于上帝的启示，只说这是践仁尽性的结果。”

 

儒家即使如此说，那么我看来，并不一定否认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的启示并不与孔子践仁尽性互相排斥。天主的行为能在人的行为中出现。因此孔子之普遍与永恒的教训，说它是践仁尽性的结果可以，但同时说它是天主的超自然启示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这样说，有什么证明，至少我的想法在我的文章中加以解释的。

 

至于所谓“孔子所以异于其他的中国人，就由于其他的中国人没有获得上帝的启示。这样说究竟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因为无论孔子所讲的仁，孟子所讲的性善……都是众生平等，人人具有的。”人人具有仁与性善的潜能，那是我与唐先生同意的。然此不妨碍孔子之践仁尽性特殊地发现永恒而普遍的教训。孔子与众生平等，都能践仁尽性，然而孔子之异于其他的中国人，在于其能“点出传统的历史文化的根就是仁，仁就是我们的真实生命……”（唐先生语）所以我仍旧说孔子所以异于其他的中国人，就由于其他的中国人没有获得上帝的启示，而是经过孔子的传授而获得上帝的启示。但是我同时承认人人因此具有践仁尽性的责任，所谓众生平等。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冲突。

 

其实唐先生不是也承认“天生仲尼，才质最美，故最能以其气质表现天理，而成为圣罢了。”因此孔子有着异于其他的中国人的因素，而这因素，在我的解释中，正是天主特殊地选他，给与他中华民族超自然的得救启示的理由。当然天生德于众人，然而德之为物可能有着程度上的不同，否则孔子为什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于何？”好像他的天德使他意识到特殊的使命。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不过我并不否认别人也有天德，不过我想孔子之天德异于别人，如同我想是孔子．不是别人接受天启的永恒与普遍的践仁尽性的教训一样。

 

至于唐先生最后特别提出的有关良知或良心的说明，我也没有异议。如果天主有所启示于他，当然经过他的良心。我们的问题乃是怎样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了普遍性的超自然的良心，而非随时变易的自然的良心。

 

到此，我想我已足够地把我想说明的几点写了出来。当然，我是显明地站在我所学的天主教的神学的立场上说明，这也是我写那篇“孔子，启示，中国历史与基督”的立场。我知道唐先生可能不会内在地了解我的立场，不过我希望因此引起他的兴趣来研究一下。因为我想唐先生有那样尊重别人的态度上定不会视一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神学”不值得研究吧！（转载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文双周刊第七期）

 

 

读完张春申神父对拙作的读后感，本不想再写什么，因为张神父认为我们彼此对孔子地位所作的解释，虽然存在着分歧，却并不对立，而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之间似乎无须再有什么争辩。但当我仔细体会张神父的话时，觉得仍有再加以说明的必要。

 

不错，我和张神父都认为孔子那普遍而永恒的教训，不能只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经验习惯中获得。然则孔子那些教训是怎样获得的呢？拙文曾谓儒家并不说那是源于上帝的启示，只说是践仁尽性的结果。

 

张神父大抵即从上面的话，看出我们之间的解释存在着分歧、又从上面的话、判断我们的解释并不对立，而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因为依张神父的观点，天主的启示，并不与孔子的践仁尽性互相排斥，孔子之普遍与永恒的教训，说是践仁尽性的结果可以，但同时说是天主的超自然启示，也未尝不可。

 

究竟践仁尽性和天主的启示二者，可不可以放在一起呢？当然，孔子所以能践仁尽性，是可以追溯到一些先天根据的。说这先天根据就是天主的启示似乎也和儒家天命之谓性的说法相合。一切人性所有的，最后都可以说是本于天命。因此，对孔子而言，张神父的说法，似乎可以说得过去。但问题在于把这些先天根据解释为天主的启示，则孔子所以能成为大圣，即在乎天主的恩典，而非于穆不已、自强不息地践仁尽性的结果。当然，对天尊的感恩之情，孔子还是有的。但轻重之间，却有着极大的不同。儒家到底是着重道德主体的实践，而非上帝的恩典的。

 

而且，张神父虽然承认人人皆有善性，但当他说孔子获得上帝的启示时，他一定认为孔子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当然，孔子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确实有他不可及的地方，但这些不可及依然是同类的，我们所以不能和孔子一样成为圣人，那只是我们自己的工夫做得不够，决不是原则上不可能。如果孔子所以异于众人，是由于天主特殊地选了他，那末圣凡之间，便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圣可学，是儒家的通义，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宋明理学家更有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我们所以说孔子普遍而永恒的教训．是践仁尽性的结果，而不说是上帝的启示，即因为说上帝的启示，只限于孔子一人，儒家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是广被一切人的，如果张神父不能同时承认上帝启示一切人，则我觉得上帝启示和践仁尽性这两者之间，依然有不能放在一起的地方。如果上帝的启示也广被一切人，若这些启示内在地成为我们的性，那就近乎儒家天命之谓性的意思。（转载华侨日报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文双周刊第七期）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