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访问韩国时，会见近四百名亚洲主教，表示与各种文化对话是教会在亚洲之使命。其间，教宗也暗示愿意与中国对话，“不仅是政治对话，也是友爱的对话”，并强调教会并非“侵略者”。另一边厢，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发表牧函讨论政改，表示支持教区早前发表的紧急呼吁，望“各有关方面继续诚意地交谈对话，心平气静地彼此沟通”，并要推广“有建设性的交谈”文化。同时指出“公义不能凭人与人互相对抗或动武来达至”。真诚之交谈实在重要，但所谓对话、交谈之大原则，必须放在实际因果脉络（context）中讨论。不论是错误理解脉络，或根本抽离脉络，均无助解决问题或应付目前难关。
先谈教宗论及的中梵关系。本人深信教宗实在有诚意与中方展开对话，改善中梵关系。但教宗以及教廷高层必须理解中梵僵局之本质，究竟为何。教宗似乎认为僵局之主要成因，是文化冲突，或中方认为教会是文化帝国主义者。因此他选择在讨论教会与各文化、民族对话时，暗暗提到中梵关系。而在从韩返梵的机上，教宗回答记者有关中国的提问，表示欣赏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智慧，也提到明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教宗或许也想到清朝时的礼仪之争：教廷不容信徒祭祖，雍正下令禁教；以及清末，某些传教士主动或被动与帝国主义合流，或不理解中华文化，成了文化侵略者，以致教案频生。教宗谓教会当以开放、接纳之态度与各族对话，实属可喜。但教宗似乎忽略了（或是故意避谈），今日之共产中国，并非大明、大清或民国。本人敢妄断：今日造成中梵僵局之主因，乃政治而非文化。
中梵僵局政治是主因
中梵僵局，究其原因，是中共政府的独裁本质使其不能容忍非政府力量自由自主活动。这绝非文化冲突或礼仪之争。独裁体制乃靠控制与笼络（control and coopt）个体及团体以维持其统治。教宗谓希望中国政府能明白，教会只是“要求自由地做自己的工作，没有其他条件”。然只要教会要求自主，且以自己整全之身分（full identity）行动（例如坚持只有教宗能祝圣主教），则必然与中共对干。简单而言：独裁统治与宗教自由有本质上之冲突，不可能和平共存。浙江省各市政府大肆拆毁教堂之十字架，是独裁政府打压宗教自由；而清末时之教案，乃文化误解加上帝国主义产生仇恨所致（当然难免也混合了政治煽动），两者本质有别。
文化交谈捉错用神
跨宗教、文化交谈之目的，是使各宗教、文化、民族都能互相理解，和谐共存，因此尝试用此方法去调和本质上不能相容之独裁统治及宗教自由，就是错误理解脉络。教宗强调尊重中华文化，但这在中梵关系上实在是捉错用神，因为历史上践踏中华文化最剧烈者，是中共政府。本人同意教会本地化是教会之重要任务，但这绝非解决中梵僵局之关键。只有两出路：（一）教会放弃自主、部分身分以及部分真理，用残缺之信仰去换取独裁政权之认可；或（二）中国出现政治改革（或革命），建立民主宪政，教会获得宪法保障而得以自由自主活动。由（一）引伸出的问题是：假若要放弃宣讲部分信仰与真理（如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之人权），则所传播的还可称得上是“天主教”吗？由（二）则引伸出另一问题：教会会否协助推动中国之政治改革，犹如当年之波兰、巴西及韩国等？（在共产波兰，教会的确与共产政权共存。但此乃因为教会在波兰之势力庞大，信仰深植社会与文化中，使波共不敢取缔之。而政权杀害神职人员之事亦有发生，因此并非和平。）
有时必要关上大门
再谈香港政改。汤枢机及教区呼吁各方交谈，实属正常，皆因现代教会（注意“现代”）多宣扬以温和对话之方式化解冲突。但假若只是抽离现实地呼吁交谈，其实意义不大。
举例：假若你是校长，得知一班恶徒正持刀向学校走来，你会怎样做？会邀请恶徒坐下诚意交谈，大家有商有量？一般都会立即报警，然后疏散全体师生。若时间不够，则会关上大闸，防止恶徒闯入。这例子要说明，交谈不是绝对真理，有时候有必要关上大门，以策安全。
政治上要交谈，或现实一点而言叫谈判，首先要看各方之权力或实力是否对等。（当然真诚对话与谈判其实不能等同，但在政治上，要交谈大多只能是谈判。）大家实力相当，谈判始有效果。又举一例：某政府与大财团联手开发雨林，危害一批原住民之生存空间。假若原住民选择单枪匹马走去与政商集团谈判，会有好结果吗？原住民可以与保育团体连成一线，告知媒体把事件公之于众，造成舆论压力。此时的谈判，方有意义。
坐牢后的南非民主斗士曼德拉也主张交谈与谈判，但怎样交谈呢？白人政府因武力镇压黑人之抗争而备受沉重国际压力，要求释放曼德拉之呼声也日益高涨。一九八五年，总统波塔（P. W. Botha）决定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曼德拉要公开宣布放弃武力抗争。曼德拉的回应是：“只有自由者方能谈判。囚徒不能与他人立约。”（“Only free men can negotiate. Prisoners cannot enter into contracts.”）他拒绝有条件获释，但与政府之谈判其实并无终止。一九九零年，曼德拉获无条件释放。曼德拉谈判之基础，包括个人道德感召、人民抗争所造成之政治力量、国际舆论压力及经济制裁，以及新总统戴克拉克（F. W. de Klerk）较开明之作风。曼德拉并无妥协，并无“袋住先”（编按：先接受的意思）。其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而人民之抗争运动亦无因交谈、谈判而停止。事实上，汤枢机所谓无法带来公义之“对抗”，建立了曼德拉温和谈判之基础。
教宗方济各在从韩返梵的机上，谓希望萨尔瓦多前总主教罗梅洛（Oscar Romero）之宣福程序能够加快。这位总主教在一名神父好友被杀害后，惊觉当时军政府之暴虐，因而开始抨击政权，成为“无声者之声”。总主教并无呼吁社会各界多点诚意交谈，而是直接谴责政府之暴行。在一场弥撒讲道中，总主教吁请军警奉行天主“毋杀人”之诫律，停止杀害同胞。总主教谓：“人不应遵守不道德之法律。现在是时候了，你们当寻回自己的良知并服从之，而非服从罪恶之命令。教会……不会在此等恶行前保持沉默。……因主之名，我命令你们（军政府）：停止迫害。”（No one has to obey an immoral law. It is high time you recovered your consciences and obeyed your consciences rather than a sinful order. The Church … cannot remain silent before such an abomination … I order you in the name of God: stop the repression.）翌日，当总主教主持另一场弥撒时，一颗子弹贯穿了其胸膛，夺去了其性命。
认清谁强谁弱
交谈从来不是绝对原则。现在香港之所谓的对抗（confrontation），或更准确而言是抗争（struggle，contention），确有其道德基础及实际需要。呼吁交谈前，应该认清社会之权力结构，认清谁是处于弱势、谁是欺压者。中共及特区政府之权力，与香港公民社会之权力，明显不对等。只是不断呼吁各方交谈，其实间接助长了强势之一方，并不能达至公义。当政府欺压人民太甚，教会有责任站在人民一方，如罗梅洛总主教般挺身抗争，而非做中间人呼吁交谈。还望汤枢机以及教区当局，能认清事实，放弃虚假之“稳定”、“和平”与“中立”，再为信徒提供适切之指引，好能推动香港之民主进程。
假若在中梵关系上，教会选择放弃部分用以束腰之真理，在香港之政改难关中又丢下用以护胸之正义，则教会还剩下什么呢？教会还凭什么去“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弗6:12）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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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莫哲暐，香港一位年轻天主教徒。
【完】来源：《明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