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天主教会怎样看公民抗命呢？其实天主教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很有架构，亦有一套所谓的社会训导，由社会训导去引导我们看社会事物，所以今日我们会用回天主教的教理，去谈怎样看公民抗命。而且，有很清楚的步骤去告诉我们是否完全不可以对政权有所批判。
其实占中运动都是一种公民抗命，究竟公民抗命是什么呢？我们看公民抗命就是挑战不公义法律的行动，这样公民抗命和一般所说的示威和革命，是有分别的。我们说进行公民抗命，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譬如我们不交税，这是一种公民抗命，因为交税本身是公民责任，如果不交税，就是犯法。但我们尝试不合作的运动，不交税，这是一种公民抗命，由此透过不合作运动去反对施政背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公民抗命是一种挑战不公义法律的行动，我们说用和平、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的运动，突显社会不公义和唤起大众对该法律和政权的关注和反思。即是说，我们起来挑战不公义的法律。有人坐在中环，究竟是挑战什么呢？是挑战交通不合理？还是挑战不能坐在街上的法律？
有人说这不是直接的公民抗命，而是间接的公民抗命。我要说公民抗命是挑战不公义的法律，是透过占领中环，或是坐在中环的时候，好像很间接，其实不像是直接谈及民主政制，似是谈到占领街道的法律多于政治制度。可以说这是间接的公民抗命，不是直接挑战一条法律。占领中环可说是间接的公民抗命。
不公义的法律就是暴力
重要的是，这样挑战法律，并不是为了私利。我不依红绿灯过马路，是否公民抗命呢？这即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又或者违例泊车。但是违例泊车和不遵守交通规则，一般不是为了公共福利，而是为了私人的理由。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COMMON GOOD，所谓公共的公益的话，而去挑战法律。这不是要追求私利，而是追求公义，所以公民抗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本身的动机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大众公益，以及愿意去承担刑责，是在法律框架底下。所以我挑战法律，是愿意承担刑责，这就是公民抗命。
为何这样做呢？目的是要唤起一些人的道德感召，即让人去问，为何这群人要牺牲自己，负上一些刑责，去做一些所谓违反法律的事，背后的理据、道德感召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引起大家的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不公义的制度和法律，这个就是公民抗命。
听过很多人说，连政府宣传也说，占中是违法，你不可以违法，法律就似是至高无上，甚至吴克俭都出来恐吓老师，说他们搞到学生都违法，需要承担法律刑责。但我们会问：是否所有法律都是公义的？有没有不公义的法律呢？其实有很多例子。什么叫公义的法律？是不是每条法律都是公义的呢？其实不是，香港有很多看来是恶法，譬如说公安条例，或是之前在九七回归时临时立法会放弃了保护劳工的一些法例，都是不公义的表现。
《天主教教理》本身有一套系统去看社会伦理的问题。《天主教教理》说得很清楚的，我们会认为在天主教信仰当中，所有的大地都是天主所创造的，大家去管理。所以政体的确定和行政人员的遴选，可由国民自由选择。因为天主交了大地给我们管理，人类需要有些代表去管理国家，但是国民是有自由去遴选代表他们的人。而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要政权去为大众服务。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她特别“劲”、特别“叻”，而是本身政权的出现，是为了大众公益的。若然她不能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在我们眼中，这个政权已经没有正当性、合法性，所以《天主教教理》1901条已经说明，如果政权是合符大众公益或基本人权，政权就是有合法性的。所以道德力量是建基于她能否为大众服务的。如果她不能把持这个条件的话，这其实是一种暴力。如果失去正当性的话，这是一个暴力。因为她偏离了本身我们所说的自然律，那个理性。若政权违反正当性，或违反道德秩序的话，这个权威自动消失，没有正当性的，而变成迫害。
抵抗不义政权的条件
但更加激进的是，天主教会并不是排除以武力推翻政权，这有五大条件。抗拒政权的欺压不能合法地诉诸武力，但如果有以下五个条件的话，我们便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推翻政权。第一个，基本权利侵犯已经是确实的、严重的和长期的；政权违反人权，这是确实的、长期的，严重的侵害。另一个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用这个方法，不会更加引起更恶劣的纷乱。另外，是有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最后是，除了用这个方法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之下，在这五个条件之下，我们便可以推翻政权，这不是公民抗命，而是诉诸武力去抵抗政权的欺压。
公民抗命
我们刚才已说公民抗命是什么，这里可再说多一些，公民抗命不同于示威，示威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公民行动，示威时我们也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都是在公安条例下的示威行动。但公民抗命是直接挑战法律。公民抗命不等同革命，革命是不依照法律去做，但公民抗命是违反和挑战法律，并愿意受法律的框架制裁，两者是有分别的。所以公民抗命是更加需要背后道德的感召。
教会公民抗命的例子
天主教会都有很多公民抗命的例子，韩国教会在二零零七年开始，反对济州兴建海军基地。当时韩国的一位神长到海军基地进行阻挡工程，被判刑半年。其实他对被判刑半年很失望，他希望判超过八个月的监禁，因为他被判监令人更加醒觉，见到海军基地不单对环境的侵害，甚至对局势的紧张化进一步加剧。最后整个韩国教会，应该有十五个教区的神父和修会在街上反对，表示建筑工程不停止，他们会进行公民抗命。韩国还有公民抗命的例子。有些国家要服兵役，韩国是一个例子。如果你不去服兵役，会面临一到三年的监禁。在二零零五年，有一个天主教学生，公开表示要跟随耶稣，而不肯去服役，因为政府规定要学懂掷手榴弹，学刺杀，以及不同形式的战斗训练，他觉得这违反他的信仰，他情愿面临监禁都不愿意去服兵役。根据韩国教会及人权组织的统计，全国已有一千人，基于良心的原因而不肯去服兵役。其实不单止是韩国，早期在香港教区徐诚斌主教的时候，当时有个法例，要求所有婚姻要在政府登记，而不可在圣堂行礼。如果在圣堂行礼，即不是正式的婚姻。当时他表示，如果执行的话，他表明会进行公民抗命，会照样帮新人举行婚礼。
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看法律是否真的符合公义，法律如果是不义的话，我们有权根据我们的良心可以去违反法律，以致唤醒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在《天主教教理》2242条很清晰说明，当权者发出的指令，如果是违反道德的要求，或者福音的教导，公民依照良心有责任不予顺从。这个在《天主教教理》是很清晰的。如果那个指令是违反道德，违反基本人权和信仰教导，人有责任不予顺从，这是很清晰说到的。去年，教区正式谈及普选和占中，发出了一份文件。我记得之后杨鸣章副主教接受访问时说，犯法不等于犯罪，要分开，犯法和犯罪是不同层次的。所以教区去年七月廿四日发表的《紧急呼吁》已说明，天主教香港教区认为，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丧失机会，不能实质地参与选举政府首长及市民参政的代表，肯定地造成对基本公民权利严重而持续的不公义和侵犯。由于刚才谈及那个对长期、严重的不合理的伤害，而矫正这种情况是刻不容缓的。这份紧急呼吁说得很清晰，公民抗命要成为合理的行动，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第一，就是所有有关人士应尽所能，持续理性地对话交谈。第二，用尽所有和平地改善不良现况的方法，到无法再交谈时的方法。而公民抗命行动必须符合正义，而行动必须试图避免或消除不公义是合乎比例的。这三个条件，有个含义就是当用尽所有理性、和平、合理的方法对话和试图表达意见都不行的话，便根据良心去决定进行占中行动。
现在的政治局势
而现在的政治局势不用多说，在昨天的事件都看到吴亮星那个剪布，冯牧师都在那里，那个场合里面。其实现在在选委会里面，都是有大家都很了解。宗教界是有席位的，天主教是被动地配合，是被动的选举，天主教的选举从来不是代表天主教。被动地配合的意义，即任何教友想参选，参加选委会怎做呢？教区是不会推荐他的，而是叫他自己把名字交给政府。教区的责任只是核实他是否教友，如果是教友便证明是教友。如果多于席位的数目，政府便自己抽签自己“搞定”。所以我们说不认同的小圈子的选举，所以是用被动配合的方式去做。
民主选举的政治要求
在这里，整个政治咨询的时候，不断提出“爱国爱港”，候选提名这些事。但我们看到整个民主选举的政治要求，是要自由、公平，所以我们开始会有公民提名的选项。真正的选举是不同政见的党派可以去参选，我们不会排拒任何团体或是社群，不会秘密投票、威吓等等。基于整个民主选举的条件，回看政府现在说的一人一票是否符合呢？这里有很大的质疑。
和平占中
和平占中，很多人都说占，但占了很久都未占，都不知什么时候会占。其实整个和平占中不是强调占，而是强调之前商讨的文化，因为公民抗命不是说刹那的行为，而更加重要的是带起大众的关注、社会的关注：为何有一群人愿意去挑战法律，甚至愿意承担刑责呢？其实是想引起人去关注这件事。所以和平占中不只是说占那刹那的行动，而是之前的商讨。
和平占中是经过三次坦诚、理性商讨部分，最后得出这次三个方案。六月廿二日投票是公民授权的方式，因为之前所说是由公民理性讨论，到六月廿二日公民授权，到最后不行才公民抗命，是有几部分的。但是坊间只是说违反法律那部分，其实公民抗命最重要不是谈违反法律那部分，而是之前商讨的文化，而是为何这群人愿意用公开，事先张扬的和平、非暴力，和愿意承担刑法，而去引起道德感召，去唤醒人去留意整个政制的不公义的情况。
所以时至今日，如果根据政改几步曲，五月三日已咨询完毕，政府到七月已经递交咨询结果，八月在人大讨论，我们相信人大会有原则性的框架落实下来，可能会说明特首就要“爱国爱港”，或不能与中央对抗的，可能八月人大开会原则性的会定下来。到年尾左右，下半年政府会咨询一些方案，而方案最后出来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话，就应该会占中。但如果政府的方案出来，是符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提名那部分。如果是符合的话，应该会有第四次的商讨，而第四次的商讨，参加者会决定会否对六月廿二日选出来的方案，和政府的方案再对决。那对决是谁胜了呢？如果市民都接受政府的方案，就等投票意愿会根据第二次公投的结果做选票决定，所以如果第二次公投是政府方案输了的话，立法会议员起码泛民主派会根据个结果会投反对票。所以整个过程是一连串，让市民可以参与讨论的，所以便成我们所说的，是回应公民抗命背后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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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陈丽娜，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执行秘书在香港人文学会、寻道会合办“从各大宗教哲学看‘占领中环’与公民抗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完】来源：《独立媒体》，天亚社编辑。
从天主教观点看占领中环与公民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