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的学生，依旧聚集在香港街头最繁华的几个地段，金钟、旺角、铜锣湾。这已经是“占领中环”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九天了。自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派驻在香港的“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在香港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个最核心的目标，用一位前中联办主任的说法，就是争取“人心回归”。现在看来，“人心回归”的目标不止没有完成，反而还要向相反方向运动。
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市民早已在各种等级与法律规训之下，变得极为温顺；而且，这里也是一个将商业逻辑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城市。所以，香港回归以来的历次政治抗争，即便人数庞大，也都是平和与可预期的；香港所有的反对派组织与领袖，即便言辞激烈，也都是可以通过谈判桌上的“交易”而达成让步的。香港的抗争，缺少暴烈与决绝，缺少为理想而绝对牺牲的精神。
因为香港的城市性格，“占领中环”运动是个异数，是背逆日常逻辑的事件。即便是发起人，对于这项运动是否真能实施，最初恐怕也并不自信。但当“占领”真正发生之后，其形势的剧烈，却出人意料。更让人惊讶的，在于学生，一向被认为比较现实主义的香港学生，现在已经变成了坚持这场不惜违法的“公民抗命”的主体。年轻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他们的选择，不止影响当下，也在影响未来。如果以此来检视争取“人心回归”的目标，那无疑，这可谓是并不成功的象征。
最近几年以来，香港社会经历着多重震荡，民粹主义勃兴、特区政府权威没落、部分富豪撤资、民意抗拒与中国大陆融合等等。“占领中环”运动只是其中最激烈的一项，但绝不会是最后一项。不论“占领中环”运动最后如何收场，如果以最近几年香港的震荡来检视中央治理香港的成绩，那么只能说，十七年以来，无论是表面的管治系统，还是中联办研究部主任曹二宝曾提及的“第二管治力量”，都可谓是越来越失败。
在“占领中环”运动爆发前的几个月，因参与起草《一国两制白皮书》，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在香港暴得大名。强世功曾于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七年，在香港中联办从事研究工作，应该是中央政府目前所仰仗、处理香港问题的新一代精英人物。他对于香港的观察、理解、判断，集中表达在了他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由于他的官方色彩，此书与中央治港理念，显然一致（抑或偶有超前？）。此书处处流露对香港中产阶层的不信任，认为殖民统治时代，港英政府所采取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所以导致他们不能认同“承担起了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但这不是此书的关键。
强世功此书的关键，在于将香港问题放置在了更大的愿景下思考。强世功说：“处理香港问题并不是处理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而是处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一国”之谜：中国vs.帝国》）。他的这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指中国如何重建一个伟大的帝国。当然，他用的并不是“帝国”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词汇，他说的是“天下”。但在鄙人看来，他笔下的二者，有的只是修辞上的差别而已。所以，在强世功，以及其背后众多中央层面的政治精英那里，治理香港，只是为了恢复中国昔日“天下中心”之荣光的试验。
至此，我们可以说，香港的人心“回归”与否，也不仅仅是一件发生在香港的事情，而是一件要影响中华文明复兴的大事。按照强世功以及众多中共智囊的想法，中国的复兴是要重建“四方来朝”的权力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格局中，香港最靠近核心，在外围，应该还有广大的亚非拉世界。但现在，“占领中环”运动让我们发现，同文同种并且被资本主义规驯到极为温顺的香港人，也开始不屑这一套了。并且采用激烈的街头抗争手段反击全国人大的决定。这无疑等于是在说，中国的“天下（帝国）”愿景，在香港并不具有吸引力。所以，复兴之路，如何谈起呢？
参与占领“中环运动”的学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只是小孩乃至还未曾出生，要讲他们也被港英政府“洗脑赢心”，有一定难度。所以只能讲“境外势力”鼓动。但是，主权回归十七年以来，中央在香港层层渗透，尚且不能鼓动，其他“势力”轻轻一“鼓”，香港学生就“动”，不惜违法进行公民抗命，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无论“占领中环”运动最后如何终结，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运动，都改变了这个城市的性格，也影响着中国复兴的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