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不难想象，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以青年为主体的集体狂欢又将上演。多年来，不少人对传统节日被冷落、西洋节日受热捧的现象忧心忡忡，甚至贴上西方文化渗透或是中国人数典忘祖的标签，对其口诛笔伐。但确是如此吗？
在《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看来，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虽在中国愈来愈受欢迎，但也越来越有中国特色，与西方着重家庭团聚和宗教氛围的圣诞主旨相去甚远。中国式圣诞往往被视为狂欢节，主要形式是广场喧嚣、情人约会、逛街购物、纵情声色和赠礼问候，概而言之，就是“玩”。
若从人群需求和动机分析，圣诞中国化的实质，与其说是崇洋媚外，不如说是年轻人为摆脱现有社会文化结构对其的压抑，自主改造外来节日，以实现暂时解放的一场运动。
当代中国的青年，普遍倍感压力。他们的生活如同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在接受不进则退的奔波宿命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自我的压抑与迷惘，以至于2013年5月《人民日报》以“莫让青春染暮气”为题，直指“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这一现象。这与现代社会结构的科层化不无关系。
社会的科层化，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现代组织，都要依规则进行管理和组织、按程序进行交往与行动、以职能职位进行技能分工和等级分层。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只能从科层金字塔的底层开始奋斗，欲在社会流动中向上升，多数时刻都得向科层社会妥协。因此，他们的骚动不羁、喜玩爱闹、求新立异，以及试图冲破成人世界控制的自我意志，被科层社会压抑于心底。
而节庆具有“减压阀”的社会功能。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看来，节日的功能，是通过这种对日常等级秩序和行为规则的暂时性取消，消除日常社会结构累积的张力，从而在维系结构的同时，为其注入活力。
但是，在中华传统节日中，年轻人亦无法从束缚感中抽离。传统节日更强调以祭祖敬长、家族团聚、礼尚往来、祈求福祉来促进家族人伦的凝聚，严肃的仪式对青年的要求是崇敬和服膺，而非玩乐与嬉戏。观灯、庙会、社火等能调动节日气氛的公共活动，则不是日渐淡漠，就是很难唤起年轻人的参与和关注。可见，传统节日虽能在家庭温情上给予年轻人的心灵以抚慰，却难以满足他们更广泛的释压需要。
在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看来，当前辈已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模式时，他们只能以在新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作为自己仿效的楷模，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创造新的文化。
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洋节日的引入，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作为舶来品，外来节日没有传统节日那么多的文化包袱，可以在保留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任我改造，融入更多颠覆日常秩序和跨越家庭藩篱的玩乐内容。
青年不见得要彻底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与规范，但却不时地寻找能在特定时空突破规矩、放纵玩心的机会；加之在现代都市，较血缘、地缘等先赋性人际关系，更个人化的后天关系，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少同等重要，恋人、朋友、同学、同事等关系，需要一个更为公共化的节日平台。年轻人的诸多需求和商家的牟利营销一拍即合，加上游戏与玩乐本就容易在年轻人之间交互传染，以西方节日为外壳的公众狂欢能星火燎原，便不足为奇了。
其实，年轻人对节庆文化的重塑，早已不仅限于西方节日，吐槽《春节联欢晚会》这一集参与、互动、娱乐、反叛于一身的互联网游戏，近年来备受热捧，就是年轻人冀图将“玩”植入传统节日的一种改造。
全球化和互联网给了今天的年轻人改变文化的机遇与能力。面对时代所加载的困顿和捆缚，他们可以依恃同辈的力量去消解和挣脱，因为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轻一辈一样，身处风口浪尖地了解、经历和吸收社会如此迅猛的变革。因此，对年轻人异于传统的行为，不应不加思索的贴上标签，而应以同情理解的姿态，去了解与沟通。
但同时，不少风险和魅惑也随之趁虚而入。若自我解放沦为毫无反思和节制的纵欲，追求快乐、挣脱束缚只是滑向千人一面的疯狂购物、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放浪形骸，这一解放运动的积极意义将会大大削弱，对青年也毋宁是自我毒害。因此，舆论对新兴文化的尊重，不代表彻底无为，作为一种制衡性的力量，合理的引导仍不容缺位。
圣诞节，不难想象，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以青年为主体的集体狂欢又将上演。多年来，不少人对传统节日被冷落、西洋节日受热捧的现象忧心忡忡，甚至贴上西方文化渗透或是中国人数典忘祖的标签，对其口诛笔伐。但确是如此吗？
在《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看来，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虽在中国愈来愈受欢迎，但也越来越有中国特色，与西方着重家庭团聚和宗教氛围的圣诞主旨相去甚远。中国式圣诞往往被视为狂欢节，主要形式是广场喧嚣、情人约会、逛街购物、纵情声色和赠礼问候，概而言之，就是“玩”。
若从人群需求和动机分析，圣诞中国化的实质，与其说是崇洋媚外，不如说是年轻人为摆脱现有社会文化结构对其的压抑，自主改造外来节日，以实现暂时解放的一场运动。
当代中国的青年，普遍倍感压力。他们的生活如同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在接受不进则退的奔波宿命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自我的压抑与迷惘，以至于2013年5月《人民日报》以“莫让青春染暮气”为题，直指“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这一现象。这与现代社会结构的科层化不无关系。
社会的科层化，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现代组织，都要依规则进行管理和组织、按程序进行交往与行动、以职能职位进行技能分工和等级分层。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只能从科层金字塔的底层开始奋斗，欲在社会流动中向上升，多数时刻都得向科层社会妥协。因此，他们的骚动不羁、喜玩爱闹、求新立异，以及试图冲破成人世界控制的自我意志，被科层社会压抑于心底。
而节庆具有“减压阀”的社会功能。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看来，节日的功能，是通过这种对日常等级秩序和行为规则的暂时性取消，消除日常社会结构累积的张力，从而在维系结构的同时，为其注入活力。
但是，在中华传统节日中，年轻人亦无法从束缚感中抽离。传统节日更强调以祭祖敬长、家族团聚、礼尚往来、祈求福祉来促进家族人伦的凝聚，严肃的仪式对青年的要求是崇敬和服膺，而非玩乐与嬉戏。观灯、庙会、社火等能调动节日气氛的公共活动，则不是日渐淡漠，就是很难唤起年轻人的参与和关注。可见，传统节日虽能在家庭温情上给予年轻人的心灵以抚慰，却难以满足他们更广泛的释压需要。
在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看来，当前辈已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模式时，他们只能以在新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作为自己仿效的楷模，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创造新的文化。
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洋节日的引入，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作为舶来品，外来节日没有传统节日那么多的文化包袱，可以在保留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任我改造，融入更多颠覆日常秩序和跨越家庭藩篱的玩乐内容。
青年不见得要彻底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与规范，但却不时地寻找能在特定时空突破规矩、放纵玩心的机会；加之在现代都市，较血缘、地缘等先赋性人际关系，更个人化的后天关系，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少同等重要，恋人、朋友、同学、同事等关系，需要一个更为公共化的节日平台。年轻人的诸多需求和商家的牟利营销一拍即合，加上游戏与玩乐本就容易在年轻人之间交互传染，以西方节日为外壳的公众狂欢能星火燎原，便不足为奇了。
其实，年轻人对节庆文化的重塑，早已不仅限于西方节日，吐槽《春节联欢晚会》这一集参与、互动、娱乐、反叛于一身的互联网游戏，近年来备受热捧，就是年轻人冀图将“玩”植入传统节日的一种改造。
全球化和互联网给了今天的年轻人改变文化的机遇与能力。面对时代所加载的困顿和捆缚，他们可以依恃同辈的力量去消解和挣脱，因为没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轻一辈一样，身处风口浪尖地了解、经历和吸收社会如此迅猛的变革。因此，对年轻人异于传统的行为，不应不加思索的贴上标签，而应以同情理解的姿态，去了解与沟通。
但同时，不少风险和魅惑也随之趁虚而入。若自我解放沦为毫无反思和节制的纵欲，追求快乐、挣脱束缚只是滑向千人一面的疯狂购物、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放浪形骸，这一解放运动的积极意义将会大大削弱，对青年也毋宁是自我毒害。因此，舆论对新兴文化的尊重，不代表彻底无为，作为一种制衡性的力量，合理的引导仍不容缺位。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