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规模恐怖袭击，造成这一世界名都“一片死寂”。法国《世界报》称此为“二战后法国遭受的最惨重伤亡”，《费加罗报》则说“他们想要摧毁的是我们的文明”。伊斯兰逊尼派极端主义与现代文明世界无法调和的尖锐冲突，由此充分体现。
这里特地点出“逊尼派”。法国总统奥朗德强调策划这场血案的是“伊斯兰国”组织，正是逊尼派极端主义最突出表现。在巴黎血案之后，不得不质问这里面的根本性原因。
以我的看法，今天仍然主导全球大局的欧美世界，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这一极端主义的意识动因，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而其祸害蔓延，却得益于充沛的财力。两者的主要根源，按照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卿任上的内部讲话，都可以归结到沙特阿拉伯。而后者正是美国大半个世纪来的最主要区域盟友。
几乎所有阿拉伯知识分子都会强调：这大半个世纪中，只有沙特才能真正触动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可是除了在1973年短暂实行石油禁运而很快被留美侄子刺杀的费萨尔国王，沙特政府从未违背山姆大叔的意愿。这使得坚持极端保守的瓦哈比教义，并用巨额金钱向外传播比这一原教旨主义，成为沙特王室维护内外“合法性”的法宝。以巴基斯坦-阿富汗区域为例，逊尼派极端主义泛滥，尤其塔利班组织的兴起，都可以归咎到沙特出钱主办的数万所回教经学校。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以及伊斯兰宗教力量通过和平参与社会政治的途径受到阻塞。在这一方面，欧美的历史责任比纵容沙特更大。
因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打压。时至如今，除了仍然受到欧美反对而风雨飘摇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以及阿拉法特去世后沦为仰赖以色列鼻息的巴解组织，整个大中东已经没有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为逊尼派极端主义敞开了大门。
另外，在“阿拉伯之春”高潮之中，“基地”组织几乎销声匿迹，逊尼派极端主义明显进入低潮。但是穆斯林社会底层民意的释放，危及西方长期支持的既得利益，更造成以色列安全局势的严重恶化（尤其是穆尔西总统对“穆兄会支部”哈马斯的支持）。因此才有华盛顿不顾巨额军援筹码，放任埃及军人政变，以及此后对这一军人政权的继续援助。
我当时就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埃及政变因果谈》指出，“埃及民主实验失败的最大赢家，是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君主专制国家，加上以色列和美国”，同时预言杜绝“政治伊斯兰”和平从政道路，只会造成极端主义卷土重来。
巴黎恐怖凶犯之一的身份，以及奥朗德指责后面“伊斯兰国”，更彰显逊尼派极端主义高涨的另一直接原因——叙利亚内战。对此欧美也负有极大的责任，尤其是与沙特和北约成员土耳其联手，支持内战中的逊尼派宗教力量。
这一错误并不是缺乏远见和对有关力量的本质没有认识，而反映了山姆大叔对大英帝国传统的继承一利用宗教势力作为地缘战略工具。我早就指出：在内亚和中亚地区，逊尼派极端主义是一石三鸟，同时打击俄罗斯、伊朗、中国的利益。华盛顿因此长期支持车臣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欧美帮助促成叙利亚内战，一大目标便是打击伊朗的战略利益。从美国角度，还能帮助强化以色列与沙特的反伊朗同盟，减轻巴勒斯坦局势恶化的压力。
还有便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欧美常常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和俄国的车臣政策，促成当地的极端主义。中俄的有关政策确实颇有失误，但是比起美国全力支持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和“种族隔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形容），不啻小巫见大巫。后者才是大半个世纪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大促进剂。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之后，谁真正在全力打击“伊斯兰国”，谁在敷衍了事，日益明显。尤其是时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东道主、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连《纽约时报》都公开指出安卡拉实在无意打击“伊斯兰国”，反而全力进攻“伊斯兰国”的死敌库尔德人。如果我们相信奥朗德总统的誓言，这次巴黎血案的一个正面效果，便是迫使法国不再三心两意，而加入“毫不留情”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