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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天主教在北京纪念爱国会成立六十周年。会议开得很低调，没用庆祝，只用纪念，除许多位主教应邀参加外。对外基本没有任何造势宣传。四川天主教爱国会纪念王良佐发表独立革新宣言67周年并举行迁坟活动，总体而观也是相对低调。会议后地方官网只有简讯有图片而已。
如此会议，今年相对低调应该与中梵正在进行谈判有关，虽然，梵蒂冈在温州邵祝敏主教被控事件上终于没有沉默无声到底。方济各教宗表示忧心，中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强硬回应梵蒂冈的出声。
虽然在中国天主教内有一位主教无缘无故失踪，绝不能再简单地把这视为个体事件，因为即使是个体事件也没有任何明白说法，中国天主教的主教被失踪，并没有任何部门公开宣称此个体事件由他们负责，邵主教是他们带走的。目前为止，中国天主教内的失踪事件全是不清不楚，既没有人承认，却又否认有宗教迫害，真的，很矛盾。在这一点上，真的还没有那些恐怖分子做事敞亮。
六十年爱国，虽然低调，但还是不能没有这纪念会。“独立自办”这口号其实只是就中国天主教相对于梵蒂冈而言的，因为，天主教在新中国从来没有“独立过”，更没有“自办过”，原因很简单。宗教局长王作安最近在《求是》写文说：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得讲政治。
因此，天主教在中国摆脱不了政治，政治总是不厌其烦地纠缠着宗教。中国天主教向来“独而不立，自却不主”。王局长在他的文章引用了列宁语之后便强调：“如果天真地认为宗教只是个人的私事，就会在政治上出大问题。”
“宗教无小事”是很早就提出来的口号。在习惯性认为周围满布着敌人的心态中，今天虽看似愿意和梵蒂冈谈判了，实际上，这谈判是以能把中国天主教紧紧控制在党手中为基本前题的。
中国无人民，只有人民代表；同样中国教会无信众，亦只有信众代表。因此不管你真实同意与否，在世界面前你都是被代表了的。伤害全中国人民感情和伤害全体信教群众感情的表述是一样一样的。
几年前，原社科院研究员任延黎教授便提出，国家不应该办教，神职人员不应该从政。正如他文章最后指出的：江山是我们自己的，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如果不论信仰只谈现实，中国天主教今天这模样，对梵蒂冈究竟有何害？痛苦的、难受的还不会是自己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难受痛苦？
王作安局长说党员不能信教，可是国家把一群信教的（主教、神父、修女、爱国教友）当做党员要求，又何苦呢？已故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生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死后身上盖国旗，追悼会追悼的是副委员长，而不是主教。由此看来一旦成为主教你就必须先属于国家，而不是教会。所以，主教从某种含义上已是国家官员，政治上靠得住，意思便是关键时刻，必须从政不从教。
金鲁贤主教去逝前、朱维方主教去逝前都是政府把主教作为国家财产保护起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可以二十四小时守护，神父都无法到主教身边，遑论教友。所以，主教往往是没有遗言的，因为临终时身边真无人可以嘱托。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之这两句诗多少印证着中国教会今天的现实。有人说，主教虽然常常配合去北京开会，但这配合换来了教区教务稳定发展，主教一个所做的牺牲奉献为整个教区换来平安发展，在天主眼中难道不值得吗？
如值得，才怪了！主教是真理见证人和正义维护者。现在真理被纳在无神论国策里面要求独立自办，正义被肆无忌惮篡改压制。在世人面前真理没有作证者，而全是投机者。试想如此风气下的繁荣昌盛不全是虚伪里面的繁荣昌盛么？
王作安局长主张很清楚：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宗教有一天势必消失。对目前已信教的党员同志要通过教育使其放弃信教。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天主教人（尤其主教们）又如何能做到既事奉天主，又服务无神政府呢？我们到底是想欺骗天主呢？还是想欺骗政府呢？或者说，我们自欺欺人！
写这篇文章倒不是在乎今天给爱国会开个纪念会，我在乎的是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教会遭受迫害不断，民国时期留下教会事业被毁殆尽，然后，教会人员在1957年7月15日到8月2日于北京在不自由中开会，成立爱国会，到六十年还要“作为光荣传统，而不是莫忘耻辱”纪念下。
而那些年的“文艺路线”、“三反五反”、“鸣放”、“反右”今天断不敢有人以光荣传统来纪念，唯有天主教可怜地今天依然得在满是虚伪的情怀中继续言不由衷，以非为是…… |
